吴晓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当代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 次 更新时间:2022-10-14 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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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群  

  

   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是中国史学界为了回顾、总结西方历史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而开辟出来的。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这个学科该如何在传承中创新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若以复旦大学为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耿淡如先生开启的“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二是张广智教授倡导的“作为文化史的史学史”研究。这两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语境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耿淡如先生为响应当时中国学界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积极投身到史学界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以西方史学为例,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做了不少奠基性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文化热的兴起,张广智教授将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与各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史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研究范畴。

   可以说,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既有对西方的学习与借鉴,更有自我的突破与创新,且都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语境密切相关的。如今,在这个各种思想剧烈碰撞的时代,为了提升史学史研究的解释能力和批判功能,我们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样一个命题,希望能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什么是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它何以必要?又何以可能?以下笔者将从“思想的主体”“思想的生成”以及“对思想的感知和解释”等范畴出发来讨论这一命题,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达成某个铁定的结论,而是希望引出更多的思考。

   一 历史学家是时代的旁观者吗?

   有关历史学性质的讨论,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问题,彭刚将西方史学理论对此的看法概括为重构论、建构论与解构论三种模式,这也基本涵盖了历史学自成为一个现代学科以来中外史学界的各种讨论。而在这些诸多讨论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角色,即历史学家的身份问题。

   事实上,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是每个从事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人都会以明确或隐蔽的方式回答的,更是历史学自学科化以来不断被提及和反思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必也无心做一个冗长的观念史回顾,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对过往时代进行记录和思考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也就是说,这个范围既包括过去的历史记述者、历史家,也包括现在的史学研究者。前者貌似是对史实的如实记录,但他选择记录的对象、记录的方式以及对记录的解释一定都带有其个体的判断;后者虽不以直接书写历史为目的,但其研究对象却是与前者一致的。由此,可以说他们是本质上相同的一群人。而他们历史书写的目的,按希罗多德的话来说,是为了探究并记录人类的业绩;按司马迁的话来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概言之,历史叙述从来都是人在记录人事。即使是在环境史、动物史被加入人类历史书写之中,甚至是当今开始出现“后人类史学”这种声音之时,“由人来写作的历史”仍不可避免地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事始终是历史叙述的核心关注点。而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就会有人的立场、人的角度、人的观点,乃至人的偏见和短见。

   关于这一点,既能从古代史家对自身书写目的的表述里感知,也能从后世对史家的评论和研究中明了。比如,公元前1世纪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从主题和描述方法上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进行了比较,“对所有史学家来说,首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为他们的读者选择一个美好和令人高兴的主题。我认为,希罗多德的选择比修昔底德的要好。他的历史是有关希腊人与蛮族人的总体的历史,如同他所说的,‘为了使人类的业绩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遗忘’……但修昔底德仅仅描写了一场单独的战争,这一主题既不高贵,又非常不幸。它本不应该发生,但却事与愿违,它应默然置于一旁,并且被后代遗忘或忽视”。狄奥尼修斯对两位史家的评价在后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可以暂存不论,但他的确为理解西方早期的历史思维提供了一个角度,他所提出的评判标准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追究,而是要求史家应该对公众的记忆及其价值取向表示尊重和服从。两千多年之后,2014年,荷兰学者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发表《什么是学者的角色》一文,自此在欧美史学界开始了一场关于“怎样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做什么”“何为历史学家的美德”等围绕历史学家身份和工作方式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将传统史学史关注的对象从史家作品扩展到其学术人格、思想观念、心理状态、政治立场以及治史特点上,认为史学史研究不仅要考察历史学家写了什么,更要分析他们是怎么写的,又是什么东西或思想影响了他们的历史书写。

   可以说,西方史学在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追求是其始终坚守的目标,另一方面对史家主观意识的肯定和认可也贯穿着从古代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讨论到今天对“学者角色”的考察。对于科学的研究范式的讨论自兰克以后不胜枚举,而对于史家身份的认知最清楚的则莫过于克罗齐和柯林武德。

   克罗齐之所以说历史不是编年史,就是因为他不认为真正的历史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观察者所编写的一叠关于日期的目录。只有当历史学家融入他正在研究的历史之中,那一堆堆麻木、干瘪的史料才具有意义,正是在历史学家的思考过程中历史才得以复活。换言之,历史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思想中。由此克罗齐宣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过去的事实与历史书写之主体的思想观念之间的联系。

   几乎与克罗齐同一时期的柯林武德从其秉持的历史的观念性出发,反对那种“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强调对“事件”内在层面的理解,认为史家应在自己心中重演前人的思想,由此得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结论。他还说过另一句少有人引用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两句判断之间深层的逻辑关系究竟是什么,少有人深入讨论,更无有定论。当然,对此的研究也并非本文的关注点,不过,从最基本的含义上来解读,他所说的“史学史”应该是指研究者在其内心之中对历史研究及其对象的自觉反思,是历史学家在自己心中对整个过去的重演。

   克罗齐与柯林武德两位的提法因各有其思想语境和问题意识的支撑而有所区别,也与我们把史学史作为历史学学科的家史来看待的思路不尽相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们都是在强调历史学家的角色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过去在史家的口中笔下的再现,是与历史讲述者的思想、情感、经验等等密不可分的,过去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还原(甚或是一种塑造)以及历史学家的解释才得以实现。因此,历史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并不能掩盖史家的主观立场,更无法消除史家在历史解释过程中所透露出的自我意识。

   由此,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历史学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他与他所处理的作为对象的过去之间有着一种共在的关系,他所进行的历史书写一定是有人称的,且必然注入了他个人的理解。换言之,作为“思想的主体”,任何历史学家都会受到时代、环境、思潮的刺激,这些刺激或许并不一定能决定他最后必然得出什么结论,但一定会隐隐约约地影响他对主题的选择、叙述的方式、逻辑的铺陈,他因时代的影响、个人的际遇、思想的变化而产生的世界观是他历史书写背后的支撑性力量。

   二 历史学家的世界观

   所谓“世界观”,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一个人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与分析事物,与他所秉持的世界观分不开。世界观关涉的是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去理解世界的本质和运动根源,要解决的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世界观的形成与人自身的生活实践有关,一般说来,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以此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普通人那里,世界观往往是自发形成的。自觉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给予理论上的论证,这是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反思精神的人才会做的事情,而历史学家正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同意,任何时代的历史书写者都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旁观者,他对自己那个世界的看法、对时代的认知必然会通过其书写行为得以表达,那么,历史学家的世界观便是他历史叙述或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且必然会借助对过去的叙述和研究或显性或隐蔽地呈现出来。而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历史书写的不同切口、路径和结论。因为,过去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可能是单向的。事实上,虽然史料的多少及类型会对历史学家形成某种限制,但如何选择,历史学家是有主动权的。更关键的是,在史料选择基础上,如何感知过去并加以解释,这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过去与历史学家的双向关系中,过去及留存的史料规定了史家可能着墨的时空范畴,而史家则决定着以何种方式叙述过往,从而影响过去可能在当下的言说方式和理解模式。

   关于历史学家的思想如何影响其研究对象的问题,何兆武明确说过:“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则恰是人文动机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历史,人文世界本身乃是人文动机在起作用的产物。……史家在自己对待历史世界的态度上,也必须既是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即既要入乎其内深入探索史实的真相,同时又能出乎其外随时反思并批判自己是如何理解历史世界的,亦即它的有效性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

   可以说,安顿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或者说重新建立起自己与历史的关系,这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头脑中要完成的事情,这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具体历史进程中作为思想者的历史学家的思考与选择,而非观念自身的逻辑演进。这是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与纯粹的思想史之间的差别,换言之,纯然的思想史研究关注的是那些已经定型了的观念,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关心的则是一种心理上的行动,历史学家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包括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中,针对特定的问题(包括他所处时代激发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思考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可能是对两种具体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情势中特定问题的回答,两种语境的变化会导致问题的变化,历史学家的世界观也会随之变化。只有结合这两种语境,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学家的观念及其改变。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揭示的就是历史学家因时代变化、心灵困境、学术话语而不断调整、选择的丰富的精神历程,以及观念的变化在历史书写中或平稳或戏剧化的呈现。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把历史学家当成思想家来研究,研究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书写中的体现,而他的文本背后隐含的就是他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不太关注历史学家自身对世界的认知,没有把历史学家的思想当作思想史意义上的问题加以探讨。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既要关注过去本身,也要关注历史学家关于过去本身的思想,更要关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对于反思的再反思。换言之,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要问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是如何编纂史实的,更要询问的是历史学家是怎么知道那些史实的?选择史料标准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领会解读材料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合理地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加入其历史书写之中的?

   由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就必须思考历史学家的内心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其个人的主体性等因素是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发挥作用的,在史学实践中,史家是如何定义自我、定义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他的研究对象等等,以及这些思想的活动又是如何具体落实到其历史书写当中去。即历史学家“思想的生成”是如何完成的,换言之,这是有关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之进程的调查。

   三 何以方法?

确立了思想主体的世界观对历史书写和研究的重要性,明白了思想生成的内在因素对史家可能的影响和结果,接下来就是要观察史家是如何感知并解读思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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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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