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中国改革的战略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3 次 更新时间:2009-05-14 1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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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 (进入专栏)  

  

  今天来这里主要是跟大家交流点学习体会。本来我想讲讲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前面的同志都讲过了。我想我就讲讲中国改革的战略问题吧,因为我们这个杂志社叫中国改革,我也是自卖自夸了,把我对中国改革的一点想法“卖”给大家。

  

  一、当前的危机与改革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危机?尽管理论界有很多看法,国内国外也有很多说法,但其实只是角度跟视角不同而已。有些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释金融危机,有的人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不管怎么解释,其实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就是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世界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并向低谷跌下来的自然周期。二战后60多年来,特别是美国1929年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基本上比较平稳,中间虽有些局部危机,但没有这么严重。这次终于来了,于是有了次贷危机的发生;第二是中国过度的积累,美国过度、超前的消费,这个结构是很难持续下去的;第三是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由于缺乏监管,衍生金融产品泛滥,这三个问题叠加,总爆发了。当年有人问爱因斯坦信奉社会主义吗?爱因斯坦回答说,他不信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但信奉一个世界政府的社会主义。因为在爱因斯坦看来,人都是趋利的,国家也是趋利的,如果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来维持世界秩序,是非常糟糕的,特别是在原子弹时代。一样的道理,缺乏世界性的金融监管,金融机构趋利化的投机会越演越烈,泡沫会越来越大,这是非常危险的。正如这次危机的爆发,必须解决金融的国际监管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危机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U形,有人说是L形,有人说是W形。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认为经济危机会是L形,就是跌下来以后会在谷底有一个持续徘徊的过程。究竟什么时候见底实际上各有各的说法。最近我碰到欧洲一家银行的一个专家,他问我怎么看这次股市反弹?我说看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预言“底”在哪里。比如说,美国花旗银行等银行一季度大部分都是赢利的,是否能说明经济复苏了呢?我看未必。因为它们的赢利主要来源于投机,而不是贷款。因为在此期间股市的波动、金融的波动给银行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它不主要是通过长期放款赢利,因为经济不景气它怎么可能通过放款获利呢?它的获利来源于股权的买卖或者是投资工具的买卖。所以有人预言,如果美欧经济起不来,靠大幅度提高贷款和投资的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如果欧美经济在明年上半年复苏,中国经济就能扛过去。就会出现U形反转。

  总而言之,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是很大的。它不是短暂的,之前我们一些经济学家轻视了这次危机。07年暴发次贷危机,到08年时一些经济学家以为次贷危机已经过去了。08年宏观调整政策没有及时的跟上,上半年还在紧缩,下半年才开始放松。

  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肯定会很大。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在大国里是绝无仅有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之六十几,出口占百分之三十多。这样,中国经济肯定受全球经济影响就大。新加坡的外贸依存度是200%,所以新加波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打击最大,今年GDP增长率可能会是-5~-6%。

  既然我们的外贸的依存度很大,那么冲击波就很强。比如外贸逐步萎缩,外贸萎缩就对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造成打击,制造业、出口加工业不景气就会影响就业,这在第一季度已经很强烈的表现出来了。

  那么我们的问题又在哪里呢?我刚才讲到我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出口拉动,大量的发展制造业,把产品出口到美国,换回外汇再存到美国去或者再输出资本。这样的增长模式是很难持久的,所以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增长模式的问题,增长模式的问题又跟体制和结构问题连在一起。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GDP增长能否达到8%的目标,因此要增加投入,增加投入短时间可能见效。但是如果结构不调整,体制不改革,即便解决了,还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克服危机。

  所以,第三个问题,讲讲走出危机需要改革。改革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还包括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改革是需要条件的,改革的条件常常在危机中出现。这次危机能不能够催生改革呢?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危机催生改革”,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平常的时候人们不愿意改,为什么要改?过的好好的干嘛要改?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嘛。那么当危机来了的时候就可能就有了催生改革的条件了,但这只是条件。危机能否催生改革还要看危机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广。如果危机非常大,改革也很难办,搞得不好,会引发“革命”;如果危机是中等的,那可能改起来相对好一点;如果没有危机或者只是个小危机,那它根本不用改,扛过就行了。中国人往往喜欢扛过去,比如今年危机来了,就大幅度增加投入。因为瞬时调整分配关系增加购买力是不可能的,增加消费也只能是一次性的,比如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它都是一次性的。中国的消费问题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消费呈两极分化,农民和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消费没有提升起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所以说,危机很浅的话,通过大幅增加投资今年就扛过去了,明年又重新按这个模式搞下去,结构也不用调,体制也不用改了。但是,我估计这次不一定能死扛,所以,从上到下都有呼唤改革的要求。不管怎么样,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寻找出路总是明智之举。

  

  二、关于对改革的认识问题

  

  我讲一下改革的语境、范式和概念问题。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表达,说话的范式和概念要有定义,不然的话就会扯不清楚。目前对改革多有非议,比如,如何看待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肯定是褒贬不一的。主流的意见总的来说认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缺点是第二位的;也有人认为改革在80年代末已经结束了,认为89年政治风波以后原来意义上的改革已经不存在了,朱学勤就认为80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改革是两种不同的改革;也有人认为改革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有人质疑,改革有三十年五十年之说吗?还有人认为改革死了,维权开始了,维权已经替代改革;“左派”怎么看改革的呢?“左派”认为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等等这些东西;也有人认为,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失去当年的意义了,改革就是分赃,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内部人分配利益。

  如果说,人们对改革的事实就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对改革的概念就更有歧义了。大家知道,我们在使用同一概念时,可能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有人讲的是事实,有人讲的是理论;有人讲的是实然,有人讲的是或然,或者应然。我认为,不论怎么看,改革是指一种社会变革运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如果讲事实(实然),我们的社会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刚刚还跟刘老师和李老师谈到,“三味书屋”也是改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改革,我们大家也不可能在这里自由的交谈。1966年秋天,我曾经来过北京,那时候我是初二的学生,就在离三味书屋不远的广场上,离我不远处有个同学把一张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当场就被抓走了。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这就是那个时代常发生的事。还有,比如编辑们在编写东西的时候,这一行写着“毛主”,“席”写到下一行,也要受到处罚;喊口号喊错了更糟糕。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是号称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这个全面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与伦比的,比一般的专制和极权更厉害,它是把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和现代的极权手段结合起来无所不包的全面领域的专政。

  反过来说,改革之后的变化又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以前有句话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割的那么厉害,到处抓“投机倒把”。生活上也没有自由,谈恋爱都要报告组织,有的人谈恋爱没有报告被当流氓罪论处。那时的很多东西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三十年来的变化年纪大的人都经历过。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许变化还不够,离80后90后的期望还差很远。这有一个视角问题。打个比方,你从天上或未来看人间,可能一塌糊涂,但你从过去看现在,现在可真了不起。就好像一瓶水,从上往下看只有一点点,但从下往上看又觉得有很多。所以不同角度决定了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的不同。从我们这种过来人说,就觉得变化很大。但对“海龟”来说,或者那些80后90后的人,我们今天的现实离自由民主、法治的理想社会差得太远。所以我就想,不管我们怎么看,事实上,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如何从概念上把握事实上的改革呢?其实很简单,不同的学科,虽有不同的范式,不论范式之间是否“相约”,但可能是等价的。在我看来,转轨、转型、改革等概念虽来自不同的学科,但大致是“同义”的,指的都是变革。当然在仔细的进行学科分类的时候,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可能会对改革给出不同的定义,但它讲的是同一个事情,讲的都是社会变革。我把这种社会变革分成三种形态,第一种叫自发演变,即自然自发的变革。它是个慢动作的过程,时间长,反复博弈,成本比较高。最具典型的自发博弈演变的是英国。我们现在讲法治讲民主讲宪政,其实英国也用了数百年时间才实现。公元400年罗马人占领英国时就带进了罗马法,尔后日耳曼人在进入英国的时候,把日耳曼公社残留的议会制,也就是社员大会制和职业法官相对独立审判制度带入了英国,后来又有了宪章运动,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有后来英国的光荣革命,这个时间非常长,不是一蹴而就。

  那么中国有这种自发的演变吗?肯定没有。中国是一个东方的专制社会,不断的重复着过去,秦砖汉瓦和明砖清瓦没有什么区别。在封闭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演化出一个新型的社会。其实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了,3000年的演化就是不断地轮廻或打回原形。所以中国不可能关起门自发演化,只有封闭被打破了,如1840年以后才出现了改革或者革命两种可能性。

  接下来讲的第二种社会变革形式,就是改革。所谓改革是指统治者或社会上层或主导者主动地进行渐进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这个定义大家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但我用这个定义来描述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但都失败了。所以有一句话叫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确确实实很多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也衬托出改革的艰难。

  第三种形态叫革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激烈的社会变革运动,是突变。历史上能称得上革命的有这么几个国家,法国、美国和苏联。法国是最典型的革命,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发生了革命、巴士底狱起义,接下来是雅各宾专政,热月政变,拿破仑称帝,七月王朝,普法战争,经过100年的折腾最后才稳定下来,使法国进入共和状态。因为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社会变革运动,当社会快速变革的时候,社会的其他结构没有跟上的话,它就要来回曲折。马克思谈到两代波拿巴时诙谐地说,如果历史第一次是用悲剧开头的话第二次就用喜剧收场。他讲的虽是拿破仑和其侄儿波拿巴,但却道出了法国革命的百年悲喜剧。所以革命往往很难解决社会矛盾和结构变化的“同步”问题。

  最成功的革命应当是美国革命。但是,美国革命跟其他国家的革命不同,美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还不如说是移植。最初的美国人大部分都是从英国去的,他们把英国的社会制度移植到北美新大陆。新大陆没有传统的包袱,所以他们很快就把英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甚至提升。美国开国的先贤们能够用理想主义,搞出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开辟了人类的一个新的天地。这方面美国人得天独厚,美国当时只有400万人。在400万人中间搞民主多容易啊,而中国现在是十三亿人,要搞民主多难啊!此外,美国没有包袱,印第安人都被赶到保留地去了,然后一些有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场革命,因此有了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和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等等。

  为什么说革命的概率如此之低呢?为什么几千年来没有几次成功的革命呢?这可以用生物的本性来说明。法国有个前共产党人,1944年的时候他还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之一,他叫莫诺,他还是诺贝尔生物奖得主,他写了本书叫《偶然性与必然性》。在这本书里他说,生物的本性是保守的,作为一种突变的革命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人类之所以存在完全是非常偶然的现象,三十亿年前的细菌跟现在的细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因为细菌太完美了,它没有任何缺陷,所以它不可能发生突变式的革命,就一代代的复制下去了。可能人类的祖先某个类似细菌的单细胞由于结构不太完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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