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新世纪的舆论监督——一种公民社会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0 次 更新时间:2009-05-12 10:22:46

进入专题: 舆论监督   公民社会  

展江 (进入专栏)  

  

  时间:2009年3月28日

  地点:北京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2009年3月28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新世纪的舆论监督”的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舆论监督的涵义

  

  今天,舆论监督已经变成了一个广泛的话语,在领导人的讲话之中、在学者的论述中、在日常的口语中都经常提到舆论监督。但是,舆论监督原初只是指媒体监督,它实际上是指媒体的看门狗作用。

  在中国有舆论监督吗?我想可以这么回答,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转型,目前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媒体,但是中国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热潮。如果研究中国的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我个人认为用公民社会的理论来解释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传统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国家,在国家下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根据公民社会理论,社会结构至少是三元的,国家仍然存在,但是私人领域扩大,同时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国家和家庭之间有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中国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社团领域?恐怕是没有。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作用的不是组织,而是活跃的个人。你说知识分子也好、低级的公民也好,但不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活跃的公民、积极的公民以个体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媒体可能是加速器。例如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写信要求废除一项旧的政策,后来收容制度真的被废除了。

  舆论监督的三种类型:

  舆论监督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媒体报道海量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如何运用,使之透明化,我个人认为这种监督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第二种就是调查报道,媒体对事件做深度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似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调查报道影响很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发表意见,刊登各种评论,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依托报道从个案有所升华。比如汽油涨价,我相信现在互联网、媒体上肯定有批评意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时我们降价的速度很慢,但是国际石油稍微有一点上涨,国内的几大巨头包括发改委就非常配合。这种现象首先由媒体报道,然后评论家发表意见,是中国比较流行的监督形式。

  

  舆论监督与中国转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锦涛去年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把现在的媒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媒体,党报党刊;第二类是都市类媒体,目前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相当活跃;第三类就是网络媒体。传统媒体还是由官方主办,私人没有经营传统媒体的权力。但互联网的所有制是多样的,人民网的出资人中有默多克,腾讯、网易、新浪这些网络公司就不是官办的。在功能上,胡锦涛也说了,既然是三类媒体不能要求做一样的事情。媒体已经从过去的国家包干逐渐走向市场了。我举个例子,新闻联播是宣传功能的代表,有网友就调侃新闻联播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领导很忙、第二部分中国发展很快、第三部分外国很乱。”另外,中国的媒体由国家主导,但同时又实行市场运作,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媒体运作体制,国家管理,市场化运作。国外媒体体制就两三种:国营、私营,还有就是公共,跟国家没关系、跟市场也没关系。有人认为中国这种体制有优点,将媒体盘活了;也有人认为有缺点,这种体制利于公共权利和市场权利寻租,是目前该领域腐败的制度根源。

  在市场运作方面,不仅是中国媒体,全世界媒体都面临一个问题,报纸小报化,为了追求发行量,报纸内容“煽情、色情、血腥”,某些都市报纸看着很热闹,实际上报道内容窄化: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很多,监督功能得不到发挥。 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通常大的案件都不是媒体揭发的,而是中纪委揭发的。媒体可以批评铁道部、交通部、教育部,这是比较大的进步,但对在职官员的监督依然比较困难。另外说一句,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非常羡慕,在某些国家,比如说北欧,瑞典、芬兰、挪威,那些国家的官员确实比较廉洁,据说芬兰这个国家只有5辆公车,如果不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首相出国都是坐民航机、打车,某些记者几乎无事可干。

  

  舆论监督五个阶段

  

  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近些年来中国舆论监督五个阶段,概述一下每个阶段大概有哪些案例。

  第一阶段:2001-2002;第二阶段:2003年;第三阶段:2004年9月至2007年;第四阶段:2007年起至2008年5月;第五阶段2008年5月至今。

  

  第一阶段:2001-2002 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主力

  

  这个时期互联泡沫刚刚破灭,电视还是中国最强大的媒体。那个时候《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栏目,尤其《焦点访谈》,被认为有朱镕基在背后支持,是“焦青天”。《焦点访谈》那个时期做了很多事,尽管也有批评说《焦点访谈》过于监督基层。有人讽刺《焦点访谈》的记者,“今天又去哪个村了?” 当时《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个队伍,一个是上访的队伍,一个是拿钱破财消灾的队伍。平媒方面,我认为《财经》杂志是最近10年来做舆论监督比较稳定的媒体,品质比较好,但它是一个精英杂志,一般大众不接受,《财经》杂志那时做过“基金黑幕”。

  另外就是矿难,01年比较重要的矿难就是广西南丹的矿难。经调查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有参股,被判了死刑。煤炭业在2000年以前是亏损的,官商勾结的情况也不严重,但1999年以后煤炭业如日中天,官员参股乱采煤矿的情况普遍存在。

  特别要提的是,02年有一个关于北京地区的舆论监督。我们知道舆论监督很少做到北京和上海。当时有一个不知名报纸的记者,做了北京出租车业的调查,这个报道当时在北京市引起了官方很大的关注。当时的市长刘淇听说也件事以后非常恼火,后来他的秘书说,您可以读一遍报纸,刘淇认真的读了,读完以后除了脸色继续铁青以外,没有再说什么。这篇报道原来有7万多字,后来压缩至5万,一期刊登,后来温家宝总理也批示了这个报道。现在全国出租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已经引起重视。

  在这个时期,都市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开始发挥作用。《华商报》是在西安非常强势的都市类报纸,那年报道了一起案件,警察闯入小夫妻的卧室,说他们看黄碟违法,把男的带走。最后这个案子被翻过来了。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保护公民利益的案件,警察再也不能三更半夜闯入民宅了。

  

  第二个阶段,2003-2004年9月 舆论监督全面推进

  

  这个阶段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官方也表达了支持。04年4月份,李长春看望《新闻调查》栏目组人员,李长春说:“领导不要怕批评,当年我也被批评,不是照样到北京来了?”当时举办了一届电视调查报道研讨会,会议由央视组织,很多人认为央视的新闻调查节目达到了国际水平。美国的B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独立电视都参见了那次会议,举办这样的会议,本身说明在那个阶段舆论监督有很大的空间。

  03年最突出的案件就是孙志刚案。《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的影响力直接和孙志刚案有关,《南方都市报》是最早把报道和评论分开的媒体,孙志刚案的新闻报道没有感情色彩,题目叫“一位大学生之死”,但后面刊登了评论。受国外新闻理念的影响,我们的新闻操作越来越多接受新闻专业者的理念,把事实和评论加以区分。中国的媒体传统是以意见为主,现在的报纸却都是以信息为主,同时把意见和新闻分开。

  同时,有些媒体选择稍微边缘的题材进行监督。比如知名国粹型药品企业的“龙胆泄肝丸”,很多人因为吃这个药肾脏坏死。新华社记者朱玉把这个事情揭穿了,对此她还有自责,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这个事情呢?以致这个药害了这么多人。04年上半年,应该说舆论监督的形势还相当好,《每周质量报告》在“非典”肆虐的同时问世了。这个节目主要就是做食品,因为它本来就是与国家质检总局合作的栏目,这个节目不涉及政治、又关系消费者的利益、又有国家支持,在03、04年做得相当好。

  

  第三阶段 2004年9月份 禁止异地监督 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9月份,这个月“9•18”下发了一个文件,禁止媒体做跨地区报道,禁止媒体做异地监督。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媒体的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据说地方政府向中央告状,媒体的这种监督让我们无法工作。这只是听说,有待证实。从此以后官员围追堵截记者。例如,王克勤05年到河北报道邢台艾滋病,当地警方组织纠察进入那个村。王克勤做完调查,出来的时候就有困难了,他化装成农民,把电脑放在麻袋里,最后跟着三轮车出来。农民向他下跪,让他一定把这个事报出来。报道出来以后,当地就向中央告状。

  但这个时期时评兴起了。时评不受异地监督的影响,时评作者的真实姓名往往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网名,例如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等。我没有做量化分析,早期写评论的人以学中文的居多,现在各种背景的人都有,其中经济学、政法系的比较多,政法系的崛起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时评领域对于官方政策的调整有很大的作用。

  异地监督禁止以后,很多记者做不了事,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类的地方媒体。当时《河南商报》有一位副总编,做舆论监督做得太猛,得罪了他的同学省委宣传部的,结果他提前退休了。后来他继续兼职在河南一家媒体做舆论监督,最近他已经移居海南,他说在郑州无法生活了,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官员被监督了,但监督者本身的生活片也受到影响了。只有国字号的报纸还能监督异地,例如《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是一家有党内民主传统的报纸,这种传统是胡耀邦建立的。报社内部有很宽松的氛围,没有人把总编叫总编,直呼其名,据说后来一位总编上任,说怎么没有人来飞机场接我?《中国青年报》2006年揭露了王亚忱案,这是比较成功监督官员的案例。

  为什么我们呼吁取消不准异地监督?这个规定对中央没有好处。地方官员把当地的媒体按得死死的,一天到晚歌功颂德,外地的媒体又被围追堵截。举个例子,去年《南方周末》恢复了异地监督,报道了山东广饶县要建史上最牛幼儿园的事情。这个幼儿园竟然占地150亩,跟学校差不多大,而真相是以幼儿园的项目报批,建华北最大的鞋城。

  在经济领域里,05年媒体还是有一些空间的。《每周质量报告》慢慢转入食品安全,基本上把各个地方稍微有点名气的东西都做了调查,什么火腿肠、肉松、德州烧鸡等等。有一期节目披露金华火腿是用敌敌畏生产的,但这个报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就个案而言,这个节目做得很成功。有一个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位农民嘴里叼着香烟,烟灰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他一边踩着火腿一边对着镜头说“我刚从厕所出来”。据说一些观众看完之后,饭碗就放下了,家里有火腿的当时就扔了。这个事情引起了讨论,说节目破坏经济,每周毁掉一个中国名牌,说不定还毁掉一个国粹。05年,终于有一期停播了,当时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后来我给制片人打电话问,那期节目停播是因为技术故障吗?他说其实不是因为技术故障,那期节目准备播的是哈尔滨红肠。现在这个节目还存在,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节目——“消费者学校”,怎么炒菜。更丢人的是,去年三鹿事件暴光是9月11号,9月3号每周质量报告还做过一期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介绍三鹿如何遵守国家标准,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之一。其实三鹿事件,即使我们不知道三聚氰氨的名字,嗅觉灵敏的记者也有所察觉。这也是舆论监督的好处之一,媒体的监督不需要花纳税人一分钱,而政府监督肯定要考虑成本。

  我刚才讲的个案,在某些程度上是压制舆论监督产生的恶果。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除了《中国青年报》、新华社能做异地监督,《财经》杂志也不受异地监督禁令。同时,时评继续崛起,讨论了很多重要的话题。时评作者越来越多元化,包括知识分子、法官、律师等等,但时评作者里面女性很少,就那么两三个人,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获得普林斯奖的女性很多。《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做得比较好,《南方周末》也不错。最近几年电视越来越落后,在评论方面是天生的弱者,中央二台的《马斌读报》主要是读言论,现在央视二套有一个《新闻观察》还不错。

  但是也有人担心,调研报道受到压制,时评的繁荣是假繁荣,因为时评得依托报道,报道受到限制,时评能繁荣吗?我认为这种担忧没有必要,互联网提供了太多太多的消息,互联网成为新的消息来源,这是很明显的现状。即便调研报道受到限制,评论的繁荣还在持续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展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舆论监督   公民社会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144.html
文章来源:燕山大讲堂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