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天骄无奈死神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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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 (进入专栏)  

强梁

我想以拙作《咏叹成吉思汗》七律,作为本文的领起:

灭国开疆枉自多,天骄无奈死神何。

衢街枕藉横尸骨,妇孺悽惶说战魔。

踏破山河驰铁马,凿穿欧亚挺琱戈。

强梁空有长生梦,一样金棺伴挽歌。

“强梁”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强盛勇武,强悍果决,强横凶暴。看来,用这个词儿来状写那位既有为又无奈,既令人震撼也让人恐惧,既遭人诅咒还令人自豪的“一代天骄”,还是形象而又贴切的。

当代史学家周良霄先生在《元史》一书中,引述世界史名著《史集》中的记载:

有一次,成吉思汗询问他的近臣,男子最大的乐趣是什么?臣属们都回答说:“男子之乐,莫过于乘健马,架名鹰,射猎禽兽。”

成吉思汗听了,说:“你们说得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此则轶事,也见于《蒙古秘史》。

面对这番真实无隐地映现着成吉思汗强横凶暴的性格的谈话,我始而震惊,震惊于它的直白、露骨——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还曾有哪个封建帝王,会像成吉思汗那样,勇于坦露自己的心迹呀!继而思索如下两个问题:

成吉思汗的这种慓悍凶残的性格和冒险、进取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即便成吉思汗对于坦露一已之私衷毫无顾忌,那么,他身旁的人们,包括那些史臣,还有蒙古族的史学家,何以会把这类也许有损于伟大光辉形象的话语记载下来,并使之流传开去呢?

就此,我想了很多。

——幼年的生活对人的一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铁木真(成吉思汗本名)一生下来,就饱经丧乱、流离之苦,遭受过无数次灾难性的打击。出生之前,其先祖就被金国皇帝钉死在木驴上;九岁时,他的父亲又被仇家暗下毒物害死;尔后,他便被同族人抛弃。从此,孤儿寡母一家人,便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整天四出游荡,靠拾野果、挖草根、捕鱼、捉鼠度命。在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在极度苦难与愤懑的煎熬下,铁木真为了争夺一条鱼,竟然亲手将他的庶母弟弟射死。

孩童时代,他根本没有欢乐和幸福,更不知友爱、和谐、怜悯为何物;多的是物质欲望,是征服、占有、抢掠的欲望;除了通过袭击、打斗、争夺、拼杀获得快活与满足,此外再没有其他内容可以充实、装点儿时的生活。

对于铁木真来说,灾难和困苦是一把双刃剑,既锻造了他的刚毅果决的个性、顽强拼搏的精神,磨砺了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超强的体力,增长了他的智慧与才干;同时,也扭曲了他的性格,硬化了他的心灵,使之变得无比残忍而凶悍。

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美国心理学家伊•马维克剖析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三,认为他的无比残暴的性格源于儿童时期经常遭受父王的毒打,他“由挨打产生的施虐、自虐幻想,一定会在精神生活中占据很大部分”。他从两三岁起,就经常受到体罚、毒打,常于梦中惊醒,梦见一只野兽在咬他的屁股。此后,脾气变得越来越坏。自己挨打后,便把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发誓:“我要把世界上的人都杀死,我要把上帝杀死!”成年后,当获得了实现施虐的各种机会,就嗜杀成性,极为残忍。

——残酷的连绵不断的迫害,激活了、强化了铁木真的复仇意志。他的仇家泰赤乌的首领,提防铁木真长大后为报杀父之仇施行反扑,于是,在他们一家走投无路的窘境中,又突然发动一次追捕袭击。铁木真捉住了一匹马,仓皇逃命,但躲藏到第九天,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他的脖子上戴着沉重的木枷,从一个蒙古包转到另一个蒙古包,被巡游示众,肆加羞辱。每到一处营地,铁木真都用那双愤怒的眼睛目注着凶恶的敌人,他想看清楚他们的洋洋自得和成功的欢悦。心中暗自思忖着:只有那一张张以胜利骄人的面孔,可以告诉我失败是多么可耻,多么可怕。在这个只有十三岁的少年的心中,鼓荡着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趁看守人员喝得烂醉如泥之机,偷偷地跑掉了。重新获得了自由与生命之后,他把一切空闲时间,都用来苦练草原上的武艺。马刀被晨风吹得铮铮作响,闪着锋利而阴冷的毫光;那张用百年劲松制作的强弓,已被他那粗糙的手掌磨砺得光滑、崭亮。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以更加残酷的暴力来反击命运的残酷;要以更加疯狂的复仇来摧残敌人,获得胜利。这种心理反应,一天天地在铁木真身上生根、发芽,在焦急中发酵,在愤怒里成长,最后,演化为汹涌澎湃的征服欲望和理由。

——人是环境的产物。成吉思汗长期生长在极度艰苦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之中。在资源匮乏、产品单一的草原上,生齿日繁,需求不断增长,“粥少僧多”,从而构成了尖锐的供求矛盾。生存竞争空前残酷而激烈,唯有强者才能有望存活下去。正是这种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促使成吉思汗生发出这样一个愿景:“要让所有青草覆盖的地方,成为我的牧马之地。”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深刻地指出:

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及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

——成吉思汗的强悍性格的生成,是万古洪荒的草原上特殊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产物。蒙古族在十二、三世纪的崛起和统一,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出生入死的战争环境、拼搏状态下进行的。缺乏尚武精神,没有决战决胜的斗志,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刚毅不屈,尚勇崇武,成为蒙古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史称:蒙古人“耻病死而尚阵亡,畏伤残而不惧死”。而作为部落联盟时代的最高首领,或者大蒙古国的天汗,其神圣职责即在于能够率领所部战胜攻取,对内保证部族的安全、富庶,对外能够击败一切敌人,并且夺取足够的财物,以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否则,还有谁会追随你、服从你、拥戴你、崇拜你呢?

——这种特异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本人传奇的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坚忍、残暴的个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就是说,他之所以把“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其源盖出于此。

儒家的“亚圣”孟轲,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即良好的亲情环境),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即自身的品格修养、胸襟抱负),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社会责任与承担意识),三乐也”。这大体上代表了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士子的愿望。还有一本名为《延寿药言》的古籍,列举了读书人的四十件人生乐事,什么高卧、静坐、尝酒、试茶、阅书、临帖、对画、咏歌……应有尽有,唯独没有“杀敌”、“复仇”之类行为。这是两种悬同霄壤的生命存在方式。它们既体现着生命个体的规定性,更是社会文明环境的产物。

——由于成吉思汗“天神”般的领袖地位,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他的这种个性与行为,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基因,在整个社会中得以普遍传承,并为所有的追随者,也包括一些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一体认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完全正当,甚至是值得崇尚、堪资颂扬的。所以,他们在口耳相传中、在记述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所顾忌地、如实客观地记载下来。

记得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大部分的官方历史是官僚写给官僚看的,远没有铁木真的这些故事的率真坦诚。之所以如此,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三宝”

“三宝”这个概念,最先是由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提出来的。他说: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这是老子治国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无为”思想的具体应用。他以总结自己的切身经验的方式,告诫统治者对黎民百姓应该慈爱,不要去欺侮别人,要把自己看作与万物平等,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告诫统治者应该生活节俭、政务清简,不得随意浪费人力、财力、精力;告诫统治者不要贪得无厌,为一己之私利而恃强凌弱,劳民伤财。由于他生活在群雄兼并、列国争锋的无“义战”可言的春秋之世,所以,他要求统治者不要穷兵黔武,玩火好战。在他看来,好战必亡,“强梁者不得其死”,“兵者不祥之器也”。

我想,成吉思汗终其一生,大概也没有看到或者听说过这种“三宝”之说。进一步说,即使他接触到了这些思想,也是绝对不能认同、不会接受的。因为他的行为、他的取向,恰好与之针锋相对,整个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当然同他的个性——猛烈的攻击意识和坚忍不拔、凶残强暴的性格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文化传统基因、社会自然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然,如果剔除老子所赋予的内涵,换上成吉思汗所皈依的思想准则、行为规范,我们也不妨利用“三宝”这个框架,来探索与概括他的内在精神世界。我以为,成吉思汗同样在奉行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三宝”的精神法则:一是主宰万有的“天命观”;二是异常强烈的复仇意识;三是鲜明的英雄主义情结。终其一生,他都以此三者为精神之母、胜利之本、力量之源,贯穿在六十余年的整个战斗生涯里。

蒙古族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生活在西起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肯特山,东至呼伦贝尔湖这片广阔的大草原上。据成吉思汗家族史记载,很古的时候,一只苍狼和一只白鹿,因受天命启示而相爱,尔后便在肯特山下、斡难河边定居下来,生下一个健壮、勇敢的男孩,名叫巴塔赤罕,后来成了蒙古族的远祖,也即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而肯特山顶上的光秃秃的花岗岩石,便是蒙古人至高无上的神祗——“长生天”的住所。这是一处圣洁无比的所在。成吉思汗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朝拜过这里,每当命运出现转折关头,他都要登山祈祷,拜求“长生天”保佑他遇难呈祥,战无不胜。

铁木真的青年时代,处于蒙古高原上战火纷飞、灾患频仍、四分五裂的公元十二世纪。此前,广袤无边的草原地带,部落星罗棋布,经过长时期的兼并、争夺,最后形成几个大的部落联盟:东部有塔塔儿部,北部有蔑儿乞惕部,中部有克列亦惕部,西部有乃蛮部,还有号称纵横家的扎木合为首的札答阑部,而少有大志的铁木真所在的蒙古部,只是其中比较弱小的一个。

他深知,在当时宗教盛行的社会环境里,尽管他有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勇气,但要在各个部落的激烈角逐中获取胜利,还必须凭借一种宗教的信仰,使自己变做一个受人崇拜与归附的精神偶象,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优势。于是,他就积极借用“替天行道”、“汗由天授”的宗教观念,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执行天意”,他在战争中获取的一切胜利,都是奉行“长生天”意志的结果。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天在人间的代表者、天意的执行者。

即使后来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也仍然大力宣扬他的成功是“天命攸归”。他说:

我做大汗,不是因为我有强健的身体,而是我顺从天命;我成为皇帝,不是因为我有超人的智慧,而是我仰赖天恩祖德;我扫荡群雄,全靠苍天的帮助。

从而使人认定:为成吉思汗效忠,就是为“长生天”效忠。他把“天命观”与忠君信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统摄一切的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天命观”既是一种为蒙古民族所共有的宗教信念,又成为一种世俗的价值观念与伦理准则。正是靠着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战争之神,获得了渊源不竭的号召力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为了终止战乱兵燹所造成的严重破坏,适应广大牧民渴望统一、安定的迫切要求,铁木真率领他的伙伴和部属,以“天命攸归”为号召,靠着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智慧,从公元1183年起,经过二十四年的苦战,终于完成了整个蒙古草原的统一,结束了诸部林立、群雄角逐的局面,建立了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辽阔地域内,操着不同语言和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大汗帝国,逐步形成了勤劳勇敢的统一的蒙古民族。铁木真被加尊号为“成吉思汗”。这一年是公元1206年,他四十五岁。

伴随着大蒙古国的创建,专制主义的汗权相应确立,在军事、行政、法律、文化等各方面都创立了一套崭新的制度,从而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吉思汗及其亲属、功臣和贵族,渐渐地变成了封建主,原来的奴隶和自由民就成为封建牧民。这样,整个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泰加森林中的猎户,都只承认一个主人,即成吉思汗;只高举一面共同的旗帜,即九足白毛纛。作为军队的守护神的象征,大旗的边上缀有九角狼牙,牙端悬有九条牦牛尾。从此,成吉思汗便高举这面象征着守护神的旗帜,率领统一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成吉思汗接受大将木合黎的建议,全面夺取中原,是按照先攻西夏、次图金源、再取南宋的步骤进行的。可是,就在第四次出征西夏、围攻它的都城这一年,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的蒙古商贸使团,和满载着黄金、白银、精美丝绸、珍贵毛皮的五百头骆驼的运输商队,当抵达西亚花刺子模国的讹答刺城时,被“见财眼红”的驻城守将,妄加以“间谍”的罪名,把商贸使团扣押起来,最后国王摩诃末下令,财货一律没收,人员全部处死。

成吉思汗得知这一消息后,复仇的火焰在胸中强烈地燃烧起来。他怀着满腔的愤怒,独自登上了蒙古的圣山,脱下帽子,把腰带搭在脖子上,将脸贴到地面,跪在地上向长生天祈祷,号啕、奋呼,经久不止。祷天既毕,下令大军即刻出征,向花刺子模实施报复性的打击。由于他适时抓住了“报仇雪恨”的由头,把握住这一战胜攻取的至宝,就使这场“西征”成为“出师有名”的正义行动,从而激发了全军的斗志,将士个个奋勇争先,为他这个伟大的统帅提供了强大的战斗力。

花剌子模位于咸海之南、阿姆河的下游,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古国。疆域辽阔,领土包括前苏联中亚细亚南部、伊拉克、阿富汗斯坦等地,成为雄据四方的强国。但这些地区,许多都是刚刚征服下来的,人心未定,危机四伏,内部统治很不稳定。加之,上层统治者横征暴敛,军行所至大肆屠杀,民众基础十分薄弱。而以“世界征服者”自居的摩诃末国王,却极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在经过多年战争征服了伊斯兰世界大片土地之后,很想紧步斡罗思的后尘,征服东方诸国。

公元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领的二十万蒙古大军,“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很快就杀到了花剌子模的边境城市讹答刺城下,这里距今土耳其斯坦市仅有八十公里。守城的将领名叫亦难赤,正是双手沾满蒙古使团商人鲜血的刽子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被愤怒的火焰燃烧着的蒙古大军,气焰高张,群情激奋。他们“视战争为宴席的佳肴,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把一口吞食刀剑看成是满饮一钟美酒,枪剌看作是美女的亲吻”。讹答剌的守城部队登上城头望去,“郊外已变成一片无数雄师劲旅的汹涌海洋,而战马的嘶叫,披铠雄狮的怒吼,鼎沸骚嚷,充塞空间”。(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他们为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所慑服,将领们竟吃惊得直咬手指。

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进攻的部队在大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下,满怀着报仇雪恨的强烈愤慨,一个个龙腾虎跳,似乎通身注入了一种疯狂的魔力。而守城将士,面对四周铁桶似的包围,找不到一线逃脱之路;且又深知,即使他们放下武器,举起降旗,也绝对不可能得到宽恕,因而拼死固守,绝不丝毫懈怠。

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把城池攻下。蒙古军像驱赶牲口那样,把城里的百姓全部逐出城外,然后进行疯狂的洗劫、掳掠。亦难赤则趁此机会,率领万余名将士,退守到预先准备好的城市内部的中心堡垒中去,继续顽抗了一个月,使城内的蒙古军遭到了很大伤亡。亦难赤在四面合围的情况下,带领两名贴身护卫登上屋顶格斗,待到两个护卫也倒下了,他就孤身拼杀,最后终被擒获。蒙古兵给他带上了沉重的铁索。成吉思汗下令,将熔化了的银汁灌注到他的耳朵、眼睛里,为被害的商人报仇。

成吉思汗率大军继续南下,穿越大山屏障,进入一座名叫范延(亦译巴米安)的城市。这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历史文化遗迹极为丰富,峭壁上布满了六个多世纪以来开凿的佛教石窟,一尊尊高达数十米的塑像,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对面的河谷、庄园。攻城伊始,成吉思汗爱如掌上明珠的孙子蔑忒干,光着头,骑在马上,勇敢地冲在最前面,结果被一支飞箭射死。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偿还这笔血债,成吉思汗发令:即日必须攻下城池,对所有喘气的,无分人和动物,包括还在母体中的婴儿,一律屠杀净尽;不许接受任何俘虏;不许掠取任何财物。为了使它变做一座“死亡的城市”,今后不会再有人居住,城中一切设施,都在摧毁之列。蒙古军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命令,以致时至今日,这里仍然荒无人烟,了无生气。

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在《成吉思汗》一书中,引用了多洛特的记述:

自从发生那起悲剧性的事件以后至今,在这个荒凉的死气沉沉的山上,一切仍是原样,破败的景象没有任何改观。我顺着一条小道艰难地攀登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山顶。举目四望,所见无非废墟。在这一片废墟中,城堡主塔还立在那里,算是这个城堡的最高遗迹。这个地区气候十分恶劣,但七个世纪以来,恶劣的气候变化,剥蚀一切的凄风苦雨,都没有损坏这几堵普通的泥墙。狼藉的破砖碎瓦,简陋的陶器碎片,当年建筑用的卵石和采釉陶瓷碎片,彼此混杂在一起。在这片阴森可怖的混乱中,只有那彩釉陶瓷碎片还在闪烁着光彩,显示着当年波斯陶瓷的装饰图案和颜色。

成吉思汗在西征过程中,只要遇到哪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施行最残酷的报复。不花刺城在被围时,军民抵抗得比较激烈,结果,城池被攻陷之后,居民中的男子被斩尽杀绝,妇人和孩子都当了奴隶。蒙古军闯入清真寺中,将装《古兰经》的书柜弄过来代替马槽,那些经书则被乱弃于地,任由马匹践踏。最后,纵火焚烧了整座城市。

当成吉思汗攻下咸海岸边肥沃的绿洲、花剌子模首府玉龙杰赤后,愤恨于城内军民长达七个月的顽强抵抗,便将居民全部驱赶到野外,从中挑选出几万名工匠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都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一百二十万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五万多蒙古兵每个人分到二十四人。最后,又决开阿姆河堤,引水灌城,整个市区顿成泽国。这样,有些市民即便是幸免于刀兵的劫难,也都全被淹死。至于发达的纺织业,繁荣的商贸中心,随着城市的彻底毁灭,也都转瞬间化为乌有了。

这支来自草原的、在凶狠残暴的军事统帅指挥下的征服者大军,每攻下一座城市,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屠城、掠夺财物。在那些“恃力而为”的军事贵族看来,屠戮与掳掠不仅不是罪恶行径,反而是胜利的象征,是值得永生炫耀与骄矜的英雄壮举。他们既体会不到农耕稼穑的艰难,更不知城市百业千行的惨淡经营为何物,因而对于凝结着多少代人心血的农业工程设施和城市建设成果,也缺乏应有的感情,不知道珍视和顾惜;只是靠着沸腾的感情冲动,带着当时仍很盛行的“血亲复仇”的狂热,动辄掘河、纵火,捣毁城池。狂飙所至,使西亚诸国遭受到空前的浩劫。

作为横绝一世的战神,成吉思汗怀有一种异常鲜明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他的心目中,所最不能忍受与宽恕的,是下属对于主子的背叛;他极度鄙视奴颜婢膝的软骨头和俯仰由人的奴才性格;而最敬重的则是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意志坚强的勇士,即使置身于敌对营垒、甚至是专门与他作对的人,他也会格外高看一眼。据勒内•格鲁塞《成吉思汗》一书中记载:

花刺子模帝国王位继承人扎兰丁,带领一支骁勇的骑兵,踞守在哥疾宁城。蒙古西征军的一支部队在围攻附近的一座要塞时,被扎兰丁所部击溃,损失了上千人。这使成吉思汗十分惊诧,当即指派他的“义弟”失乞忽秃忽亲自率领三、四万人前去攻城。扎兰丁手下的将领,看到蒙古军其势汹汹,提议暂先撒退,以避锋芒。可是,扎兰丁却坚持寸步不让,决意拼杀到底。他命令骑兵全部下马,每个人都将马缰绳系在腰带上,手持强弓劲弩,列队站定,沉着地迎战进攻的敌人。当蒙古骑兵潮水般地涌来时,扎兰丁的军队一齐张弓攒射,矢如雨集,逼得蒙古军被迫后退。稍顷,失乞忽秃忽再次挥师冲杀过来,眼看就要闯入对方的阵地,这时,扎兰丁突然吹响号角,手下的骑兵忽喇喇地反扑过去,杀声震天。蒙古军遂大溃,各自策马奔逃,前路沟壑纵横,兵马纷纷颠扑,而扎兰丁的骑兵则挥刀猛进,大肆劈杀,使蒙古军遭致惨痛的失败。

成吉思汗闻讯后,亲自率军前往。两天急行军,马不停蹄,赶至哥疾宁城,扎兰丁却已神秘地消失。后来得知逃到了印度边境,成吉思汗下令部队全速前进,跟踪追击。这时,发现扎兰丁军队正在准备强渡申河(今印度河)。成吉思汗当即下令,部队布成长蛇阵势,作半月形包围圈,向敌军步步逼近。可是,当接近了扎兰丁时,成吉思汗却下令“不得放箭”,他想要活捉这个勇士。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扎兰丁换乘了一匹健马,作最后一次猛冲,蒙古军便稍稍后退一些,这时,他又突然掉转马头,改向河的对岸冲去。他背负盾牌,手持军旗,纵马一跃,很快地便抵达对岸。成吉思汗立马岸边,深深为扎兰丁的骁勇、机智所折服。将士们要继续追捕,他摆手加以阻止。

在整个西征进程中,扎兰丁是唯一坚持同成吉思汗抗衡到底的人。而成吉思汗不以为忤,反倒采取宽容大度的态度,放他一条生路。他还指示几个儿子,要学习扎兰丁的英勇顽强精神。但是,对于扎兰丁的部下,则像往常一样凶狠、严厉。他命令部队,向跳入河中的敌军将士放箭,将他们全部射杀;对留在此岸的部分残敌,包括落入蒙古军手中的扎兰丁的子女,都无情地处决了。

天命观、复仇意志与英雄主义情结——成吉思汗凭借着他的“三宝”,战胜攻取,所向无敌,一往直前。帛书甲本《老子》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祸莫大于无敌”。清代学者魏源解释为:“盖兵至无敌于天下,则杀人必多,乃祸莫大焉者也。”综观成吉思汗西征始末,益发感到先哲此言的睿智与深刻。

在人类历史的推进过程中,伴随着文明进步的脚印,邪恶总是如影随形地紧跟在身后。蒙古军的西征,不论其初始的动机如何,肆行无忌地杀戮与掠夺,以破坏一切文明成果为职司、甚至为乐趣,总是一种蒙昧,一种邪恶,一种无法令人宽宥的罪行。

德国历史学家李斯特说过:

一个拥有权势的人,除了拥有更多的权势,还有什么能够吸引他?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以后,成吉思汗想要做的,就是去寻找更多的敌人。

但是,前路上已经没有敌人与之争锋了。强悍的蒙古西征军,只好逐步地向东北方向撤回。一路上,成吉思汗既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快意平生,志得意满;又不无孤峰峭立、四顾苍凉、英雄寂寞之感。他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

英雄无奈

史载,成吉思汗是在一场铺天盖地的白色乳雨过后诞生的。呱呱坠地之时,他的小脸上映现着血色的光华,眼睛里闪射出火花来,右手中攥着一个像红宝石似的血块。随着雨过天晴,一道拱形的奇异的白虹,出现在茫茫大草原的上空,经久不散。

早年的铁木真,曾经三次遇险,据说,都是由于得到天助,最后转危为安。第一次险情,前面已经叙过。抛弃了铁木真一家的泰赤乌部首领,为了斩草除根,把他捉拿到手,计划在巡游示众之后,就把他处死。结果,他趁着看押人烂醉如泥的当儿,机智地逃脱了。怎么就那么凑巧,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一天,看守就醉了酒呢?在他看来,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安排。

不特此也,他逃出之后,被一位名叫锁儿罕失剌的好心人,掩藏在装满羊毛的大车里。追赶的人逐户搜查,最后来到他家,翻箱倒柜搜了个遍,也不见踪迹;回头看到一辆装满羊毛的大车,便动手去扒车上的羊毛。眼看就要暴露了,主人若无其事地对来人说:“你们这种搜法实在荒唐,这大热天里,就是有人藏在里面,还不早就闷死了!” 搜查者觉得有道理,他们原本也不想在那闷热而又脏臭的羊毛上作文章,听他这么一说,就返身走开了。在这危如累卵的千钧一发之际,居然得以解脱。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暗含着天助,哪里会有这神话般的幸运!

铁木真第二次遇险,是在穷追泰赤乌残部时,赶到斡难河边,被敌人射伤了脖颈,血流不止,昏迷过去。一位叫者勒篾的战士,按照蒙古族的疗伤经验,小心地用嘴吸吮出他伤口里的淤血,然后擦洗干净。他一清醒过来,就说:“我的血快干了,口很渴。”者勒篾乘敌人熟睡之时,潜入敌营,带回了酸奶。铁木真喝过后,元气有所恢复,发现身边汪着一滩血水,这才知道是者勒篾一口口吐出来的,心中感动万分。

还有一次获救,就更是奇突、惊险。铁木真与王汗决裂之后,处境极度艰难。敌对的克列亦惕部,决定在他有效组织防御之前,第二天拂晓进行突袭,将他擒获。其中一个小头目当晚回家,无意中同妻子谈论起了这件事,碰巧被前来送马奶的牧人巴歹听到了。巴歹回去后,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同伴乞里失黑。两人出于对铁木真的仰慕,立刻借助夜色的掩护,飞马前去通报消息。这样,铁木真又得以侥幸脱险了。

史书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

有一次,成吉思汗带着一帮人出去打猎。他们一大早便出发,可是到了中午仍没有收获,只好意兴阑珊地返回帐篷。成吉思汗心有不甘,便又带着皮袋、弓箭以及心爱的飞鹰,独自一人走回山上。烈日当空,他沿着羊肠小道向山上走去,一直走了好长时间,口渴的感觉越来越重,但他找不到任何水源。良久,他来到了一个山谷,见有细水从上面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成吉思汗非常高兴,就从皮袋里取出一只金属杯子,耐着性子用杯去接滴下来的水。当水接到七八分满时,他高兴地把杯子拿到嘴边,想把水喝下去。就在这时,一股疾风猛然把杯子从他手里打翻,到口边的水被弄洒了,他不禁又急又气。忽然抬头,看见自己的爱鹰在头顶上盘旋,才知道原来是它捣的鬼。尽管非常生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拿起杯子重新接水。当水再次接到七八分满时,又有一股疾风把水杯弄翻了。又是他的爱鹰干的好事!成吉思汗顿生报复心:“好!你这只老鹰既然不知好歹,专给我找麻烦,那我就好好整治一下你这家伙!”

于是,成吉思汗一声不响地拿起水杯,再从头接那一滴滴的水。当水接到七八分满时,他悄悄取出尖刀,拿在手中,然后把杯子慢慢地移近嘴边。老鹰再次向他飞来,成吉思汗迅速地掣出尖刀,把鹰杀死。不过,由于他的注意力过份集中在老鹰上,却忽略了手中的杯子,不慎掉进山谷里。成吉思汗无法再接水喝了,不过他想到:既然水从山上滴下来,那么上面也许有蓄水的地方,很可能是湖泊或山泉。于是他拼尽气力向上爬,终于攀上了山顶,发现那里果然有一个蓄水的池塘。成吉思汗兴奋极了,立即弯下身子想要喝个饱。忽然,他看见池边有一条大毒蛇的尸体,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飞鹰救了我一命,正因为它刚才屡屡打翻我杯子里的水,才使我没有喝下被毒蛇污染了的水。”

马基雅维里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

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又如何呢?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

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做“无奈”。

率军出征中亚,其他普通的人不要说了,即使是戎马一生的成吉思汗,也是破天荒的一次。作为一位历尽艰辛、饱经忧患、百对战疆的年近花甲的老人,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蒙古大草原的陌生环境,特别是即将面对的是素以野蛮、强悍著称的花刺子模帝国,总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出发前的那些日子里,尽管成吉思汗嘴巴硬朗,绝不吐露一个“难”字、“险”字,但宫中上下还是弥漫着一种无法掩饰的忧心与悬念,只是没有谁敢于开口罢了。后来,大汗的宠妃也遂终于忍不住了,冒着触犯天威的风险,对大汗说出了人们共同的心里话:

我汗将翻越巍峨险峻之山岭,渡过宽阔汹涌的江河,出征远行,平定诸国。然而,凡是有生之物都不可能长生,人寄身于天地间,同样也难以久留。倘若陛下在进军中,伟岸的身躯突然像参天大树一样骤然倒下,届时,那万里江山、普天下的百姓,将要托付给谁?在我汗所生的英杰四子中,陛下想要由谁来接班?这绝非我个人的一已之见,而是陛下诸子、诸弟以及广大臣民所共同关心的大事。愿陛下早作圣裁。

出乎人们的意料,听过也遂的这番话,成吉思汗不仅没有震怒,反而点头称是,可见,他的心里也正在筹思着这个问题。他说:

由于我未尝继承先祖之遗业,所以也就忽略了预立储君的问题;未尝遭遇过疾病和死亡,也就没有想到会有树倒梁颓之结局。多亏爱妃加以提醒。

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议论,成吉思汗当下确定:由他最为钟爱的稳重沉着、头脑清醒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来做未来的接班人。并且,从长远考虑,宣布:诸子以后要各治一方,各守封疆,以防患于未然。

从此,生死问题开始在成吉思汗的头脑中占据了位置。即使在尔后的西征途中,在战火纷飞的疆场上,他也没有放下这份心思。

他记起当日在中原战场上,曾听说有一种“长生不老之药”,秘方掌握在道教魔术师手里。后来,有人告诉他,一位类似高级萨满的人物,名叫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已经三百岁了,有长生延命的秘法,且又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他决心把这位神秘的人物罗致到身边来。他想借助这位“真人”的神力,掌握古老的秘方,实现长生久视,征服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头上的死神。于是,派遣侍臣刘仲禄备下轻骑素车,携带他的手诏,前去敦请丘处机出山。

说起这位丘真人来,可算是大有来头,大名鼎鼎的。不仅成吉思汗想要见他,内地的金宣宗和宋宁宗两位皇帝也都曾发出征召,但都被他借故回绝了。这次,震慑于成吉思汗的声威,为了保全自身及其教派,即使出于勉强,也只好前往应召。他挑选了十八名弟子,于公元1220年初,开始了前路漫漫的长途跋涉。他们先是到了燕京,这时才知道,成吉思汗已经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亚地区。尽管略有悔意,但他迫于大汗的压力,也不得不以七十二岁高龄,勉力前行。当然,他也有所期待,希望通过此行,能够做一些度世济人的善事。经过两年多的奔波,他们师徒一行,终于赶到了昆都斯(今阿富汗北部),见到了事先等候在那里的成吉思汗。

在丘真人想像中,这位叱咤风云、骄横一世的蒙古大汗,一定是浑身透着杀气、两眼射出凶光、威风凛凛、步履生风的。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位眉舒目展、满脸堆笑的老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把他同嗜杀成性的凶神恶煞联系起来——然而,那一切一切,却是天天都在发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个子很高,前额宽阔,横着几道平行的绉纹,红脸膛衬着灰白色的胡髭,还有鼻翼两旁那“八”字深沟,也算是一道晚年的风景。身材有些发胖,看上去还算健壮,但已经谈不上神完气足了。从道家养生的角度看,这是虚耗过度、真元亏损的反映。

见面礼之后,成吉思汗便单刀直入地向他求索长生之术,丘处机也像是相识已久的故交,答复得简单而斩截:“世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就是说,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健康养生,可以获得长寿。成吉思汗并未因此而感到失望,反倒赞赏丘处机的诚实无隐。在尔后的三次讲道中,总是以“丘神仙”呼之。

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亲密的关系。丘处机讲道,侧重三个方面:长寿之道,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嗜杀人;为治之方,敬天爱民。丘处机说,道家主张:敬天爱民以治国,心境安闲以养身,清心寡欲以抗衰老,这是百试不爽的秘方。

他针对成吉思汗妻妾成群和现实神色的状况,特意告诫说:

养生之道,无非是清心养气,固守精神。气全则生,气亡则死,气盛则壮,气衰则老。庶人一妻,尚且损身;况乎天子多畜嫔妃,宁不深损!贪欲好色,则丧精耗气,乃成衰惫。陛下宜加珍啬。一宵一为,已为深损,而况恣欲乎!

他知道,成吉思汗根本不可能做到禁欲,便降格以求:“虽不能全戒,但能节欲,则几于道矣。”

一次,成吉思汗在塔什干的一座山里狩猎,穷追一只受伤的大熊,不慎从马背上跌了下来。狰狞狂肆的大熊就在他的对面,竟然没有猛扑过来,使他侥幸得脱。丘处机劝说他:

“此次坠马,乃天戒也,以后再不要经常行猎了。”

成吉思汗说:“神仙说得极是,朕亦深省。只是射猎自小所习,一时难以戒除。”

他还向丘真人询问了地震与雷电的原因,真人则以“上天示警”答之。

在论道过程中,丘处机还乘机提出一些有关治国安民的建议:

“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能善加治理,方能称为大国;而要治理好中原,则必须施行仁政,爱惜民力,让人民休养生息。”

成吉思汗当即召集诸子和其他蒙古王公贵族,要他们很好领会丘真人的教谕,并能照着去做。看到丘处机年事已高,成吉思汗允准他返回故国,并带领文武百官,在城外数十里夹道送行。临别时,与丘真人相约,希望日后在国内再次会面。这时正值公元1223年的春天。

他绝没有料到,此次竟成永别,四年后,两人在同年同月里辞世。

死者已矣

成吉思汗于1226年秋天,率军征讨西夏国。冬季,在一次出猎中,他胯下的红鬃烈马受到惊吓,昂首腾足,将他掀倒摔伤。当夜,他就发起了高烧。随行将领都奏请大汗立即回去养伤,待伤愈后再来攻打也不迟。无奈大汗一生逞强、赌胜,心想:如果这样回去,定会遭到西夏君臣的耻笑。恰好,这时一个去西夏探听情况的人回报,那里的一个大臣竟然当众讥笑大汗,说他根本没有本事对付西夏。成吉思汗听了,恼羞成怒,拍案而起,当即表示,宁可死在这里,也决不退兵,遂扶病上马,继续指挥部队向贺兰山挺进。

进军西夏,所向披靡,各路兵马很快就到达了中兴府,把这个西夏的首都围得水泄不通,旦夕之间,即可拿下。只是,成吉思汗的伤病已经一天天地加重,身体更加虚弱,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威风。炎热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又染上了斑疹伤寒,这就更是雪上加霜。到了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终于命归黄泉。其地在六盘山下的清水县,得年六十六岁。

去世的几天前,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于是,赶紧把几个儿子召集到身边,心情沉重地说:

我的病势很重,看来是无法医治了。幸赖长生天之庇佑,我已为汝等创建此庞大帝国。现在,汝等中需有一人继承汗位,以支撑这一坚实的宝座。如果汝等人人都想争汗位,互不相让,则必将遭遇我所讲过的那条多头蛇的下场。

兄弟数人清楚地记得,大汗曾多次讲述过:在一个大雪纷飞、北风卷地的夜晚,一条多头蛇为了御寒,想要钻进洞里去。可是,由于惧怕寒冷,身上的每一个头都想尽先钻进去,结果互不相让,足足争斗了一夜。最后,这条多头蛇竟冻死在洞口。

当下,窝阔台等一齐跪在地下,说:“我们俯首听从父王的吩咐。”

成吉思汗说:“很好。那就让窝阔台继承我的汗位。因为他足智多谋,富有雄才大略,在你们中间尤为出色。”大家异口同声说:“遵命。”于是,共同立下了拥戴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文书。

接着,成吉思汗又部署了经他深思熟虑的灭金方略:

金朝的精兵在潼关。潼关南据华山,北靠大河,难以一举攻破。如能借道南宋——宋金为世仇,必能同意,则可出兵直捣开封。潼关数十万金兵必将千里赴援,纵能赶到开封,也必然兵疲马乏,不能作战,开封城指日可破。

窝阔台遵循这一方略,七年后终于灭掉了金国。

成吉思汗嘱咐左右,他死后,要严密封锁消息,待西夏国王前来朝拜时当即把他干掉,再把城内军民全部杀光。他要以屠杀整个民族来作为自己的葬礼。

尽管这一切一切,都会按照他的愿望圆满地实现,应该说是快意恩仇、死而无憾了;但是,弥留之际,他仍然带着无限的依恋,而且不无伤感地说:

朕之子孙后代,将衣金衣,就美食,跨宝马雕鞍,拥绝色美妇。然而,彼等将不记忆,此等荣华富贵所赖何人而有之也……

这倒应了“生非容易死非甘”那句古话。看来,即使像成吉思汗那样叱咤风云、豪气冲霄的强者,也同样贪生畏死,难割难舍。因为,生是权力与富有的象征,意味着拥有一切,支配一切;而“死,人之终也”(荀子语),是了断,是枯竭,是丧失,转瞬间一切化为乌有。“死而后已”,实际是“死而即已”。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会见丘真人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功成身退”,原本是自然界的极为普遍、极为正常的现象。日出月没,暑往寒来。千花万木,都是在时序交接中悄然退去,毫无恋栈、迟回之态。唯有人贪心无厌,欲海茫茫,活着要成为“长明的灯盏”,咽气了也要作“不坏的金身”。即使从理性上承认死亡的必至性,但当死亡真的临头时,仍会感到无边的失落。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死不起”。而且,生前拥有的越多,死的时候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记得《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与郭靖有过一番对话,很有味道。虽属小说家言,但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其“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成吉思汗双眉竖起,举起马鞭就要往郭靖头顶劈将下去,但见他凛然不惧的望着自己,马鞭扬在半空却不落下,喝道:“你说甚么?”

郭靖心想:“自今而后,与大汗未必有再见之日,纵然惹他恼怒,心中言语终须说个明白。”当下昂然说道:“大汗,你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

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

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

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甚么好事?”

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戆直,心中想到甚么就说甚么。

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成吉思汗的葬礼,由幼子托雷主持。人们“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做成了成吉思汗的金棺。他们杀死了最好的马,供大汗在阴间享用;同时,又从那些容色可爱、顾盼多姿的处女中,选出四十名殉葬。墓地是由大汗生前自己选定的,位于肯特山的萨里川,距离他的出生地大约有六天的行程。

下葬后没有留下冢堆,而是驱赶马群将地踏平,来年春草绿遍,一望平川,没有任何踪迹可寻。只是由于安葬时曾就地宰杀过一只小骆驼,当再次致祭时,将它的母亲牵来,从母驼嗅血悲鸣中,可以验知其地为大汗之葬所。但是,随着岁月的迁流,沧桑迭变,后辈人已经茫然不晓。于是,成吉思汗之灵骸所在,遂成为千古之谜。

其实,“人死如灯灭”,一瞑之后,万虑皆空。中国古代的名家提出过“白马非马”的命题。顺着这个思路,也可以问一句:“死人还是不是人?”答案应该是十分简单的:死亡之前是人,人死之后,作为尸体,只是一个社会的符号。就社会属性来说,对死人是无法进行具体分析的,人们只能把它们放在一个过去的统一的范畴中加以认识。头角峥嵘、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也包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他们成为尸骸之后,就同普通的贩夫走卒的尸骸,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

当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足迹——他们的丰功伟业以及给后世所带来的正面、负面的影响,并不会湮没于岁月的尘灰,随时间而褪色。

著名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有这样一番论述:

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成吉思汗的名字,在欧亚许多国家中又是恐怖的象征,是一个沉重得令人两股颤栗的话题。他的西征大军,一路上焚烧劫掳,屠杀大量无辜平民,丧生者多达数千万,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也只有四个亿。冷兵器刀箭的杀伤量,竟然超过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说起来怵目惊心,真堪发指!

当然,也应该承认,伴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客观上打通了亚欧之间的壁垒,扫除了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人为障碍,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由于东西方交往的频繁,距离的缩短,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得以输出到西方;而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现代科技也随之传入了中国。诚如勒内•格鲁塞所言:

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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