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三过门间老病死——疗疴琐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4 次 更新时间:2009-03-25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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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 (进入专栏)  

年轻时得过结核病,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四十年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大的变故,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这样一来,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四叶亭侯”了。——这句轻飘飘的话,是现在想出来的,七年前的当时,绝没有这种心绪。看来,时间确乎是有效的消蚀剂,它不仅可以弥合伤痕,平复痛楚,而且,能够淡化感觉。

过去,喜欢征引钱锺书先生那句“雕疏亲故添情重”的名诗,实际上,不过是掩饰心性萧疏淡泊,不愿主动与亲朋往来的遁词。患病之后,才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情重”二字的实际分量。纯真、浓重的亲情、友情潮水一般从四方八面涌来,“忽剌剌”,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至今还让我感激无尽。

病痛,也显示了生命的真实。平时,身强体壮,除了近视,觉察不到四肢五官存在什么毛病,更不知病苦缠身为何物,可以说,几乎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感觉。现在,倏忽之间,“返老还童”,变成了一个躺在襁褓之中处处要人呵护的婴儿。鱼刺要人一根一根地摘出,米饭要人一口一口地喂下,转侧要人帮,下地要人扶。护士每隔两个小时要量一次体温,测一次血压,摸一次脉搏,还要详细记载饮食、起居状况,以及便溺的时间、次数、颜色。令人想起古代宫廷的“起居注”,于是,一眨眼的功夫,又变成了皇帝。

几天过去,渐渐能下地走路了,护士又严厉警告:动作不能像从前那样速度很快、幅度过大。过去吃饭如风卷残云,蚕食桑叶,“刷刷刷”,五分钟不到,整碗饭就进肚儿了。现在,受到了严格限制,必须缓进嚼烂。但是,只要医护人员不在场,依然是我行我素。此无他,积习使然也。

然而,最大的约束还是不准读书。理由是看书损耗精力,不利静养。因此,只要发现我在翻书,轻则警告,重则收检,直至把我床头所有的书籍全部缴械,令我叫苦不迭。从识字起,就书伴人生,虽然没像古人说的那样,“饥以为食,寒以为衣,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一日废离,却是千真万确的。数十年来,我习惯于到书籍中去寻找自己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藉书了解世道,由书走向人间,它既是镜子,又是窗子。它伴我行过悠悠岁月,给我带来乐趣,带来智慧。书之于我,堪称交游感遇中的心灵的守护神,不啻怡红公子的通灵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命根子。

手头没书,颓然静卧,又睡不着,急得我抓耳挠腮,心神郁闷。实在捱不过去,就悄悄地把要看的书目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塞进饭盒里去,趁护士不在,交给前来探望的亲友。这样,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给养。苏东坡、黄景仁的诗,鲁迅、梁遇春的散文,又都悄悄地跑来给我作伴了。趁医护人员不在,抓空拚命地读下去,如逛宝山,如饮甘泉,直累得两臂酸麻,全身疲累。

这里顺便说几句。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人生感悟、亲情、人性的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景仁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它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疗疴岁月,我很喜欢那些真情灼灼的诗句:“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街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的《别老母》诗:“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了令人凄然涕下。

所以,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景仁莫属了。

按说,用脑过度、积劳成疾这个惨痛的教训,我早就该牢牢地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元代诗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此刻,如果聂氏在侧,估计他也定会写出悲悯或者嘲讽书痴的诗句。

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原诗是:“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说是自警,实际上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有的人脑袋一贴上枕头就堕入黑甜乡中,心身都获得宁息,诸念全消,六根俱净。可惜,我没有这个福份。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写到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我也曾遵照医生的指令,下狠心排除一切杂念,可就是办不到。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

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这位华山道士,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一天客人过访,正赶上他在睡觉,旁面有个异人,听其鼾息之声,以笔记之。客怪而问,其人曰:“此先生华胥调、混沌谱也。”看来,陈老先生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万般无奈,只好请出安眠药来帮忙。而负责护理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蒲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七十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前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一卧沧江惊岁晚”。转眼间,已经卧病两个多月,进入深秋了。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种环境,结束这种痛苦的羁留呢?我越是这么想,心情便越是变得烦躁不安。

手术后伊始,不间断地插管、换药、打针、拆线,体温升高盼着降下,胸部阵痛渴望平复,每天都处在紧张的企盼与热切的期待之中,腾不出心思来想其他事情。可是,待到病情日见好转,体质逐渐复原,却还未能返回工作岗位,整天僵卧床头,无所事事,就有些急不可耐了,正是:“心之忧矣,不可断绝”。

苏东坡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无奈闲则闲矣,心却安不下来。躺在病床上,心潮涌荡,百感中来,半个世纪的前尘往事,灵魂的拷打与拯救,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骄矜与愧悔,得意与失落,带着一种辽远的时空感,忽剌剌攒聚心头。

过往几十年间,朝朝暮暮,绷紧生命之弦,“拼命三郎”似的,奋斗、拼搏、磨炼、积累,对于自己,总觉得不满足,总认为应该作出更多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致命的挫折、灭顶的风涛,面对着时时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蓦然产生一种幻灭感,觉得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顿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变成了意冷心灰。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般涌来。

病后,最典型的一种情绪,是表现为怀疑某些规律、常识、公理的虚无主义。比如说,抽烟、喝酒容易致病,这被认为是常理。可是,我从来没有吸过烟,酒也是绝少沾唇的,怎么却得病了呢?相反地,许多终日嗜烟如命者,逢酒必喝、鲸吸豪饮者,却健壮如常。那么,上述说法是不是真的具有规律性呢?

再比如说,几十年来,我对于生命在于运动、步行有益健康的理论,信守不渝,日日坚持,从不间断,可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有,医学认为,锱铢必较,患得患失,情怀抑郁,于健康不利,而我是属于那种赋性淡泊、旷怀达观的人群,那为什么也会罹患致病呢?为什么?为什么?问号一个接着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生活中偶然的东西一多,人们就容易陷入精神的误区,难免在科学与迷妄、必然与偶然、存在与虚无之间茫然却顾了。

当年,苏东坡离开杭州的时候,曾经发出过“别后西湖付与谁”的慨叹。我倒是没有这类牵挂,卧病期间,想得比较多的是,若是真的到了那个“没有明天的一天”,我那些盈箱累架的图书该如何处置呢?

半个世纪以来,节衣缩食,积铢累寸,穷搜尽索,远近营求,居然聚集了一两万册图书,使我坐拥书城,俨然一方寨主。朝夕晤对, 时时都能忆起每册图书背后的无尽沧桑,想到购书当时发生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想到书本上渗透着的点点心血。事实上,书籍已经成了我的第二生命。一朝主人的生命消逝了,这些书岂不就成了可怜的流浪儿?

孔老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倒觉得,人而无“执”,太也空虚了。爱书成癖,这就是一种“执”。本来,佛禅教给我们的是“无执”,那么,已经“有执”了,又怎么办呢?就要“破执”——只要想到旧梦如烟,人生无常,就应该“执”而能“舍”。然而,谈何容易。

从前,像良田美屋能够传承子孙一样,也有“诗书传家”的说法。可是,学问与癖好是不会遗传的。何况,在商品大潮和“关系学”行时的冲击下,还有哪个子弟痴憨如我辈者流,肯于孜孜苦读,埋首于黄卷青灯之下呢?水、火、蛀虫和刀兵,一向是书籍的四大厄运。

当时想,与其日后这些书籍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随风飘荡,或者被论斤出售,一批批地化作纸浆,或者散落街头,包装菜籽,真莫如遭遇一种厄运,索性让它一了百了。

伤哉,这作家的情怀,这学人的最后牵挂啊!

长夜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而疾病又是伴随着生命而来的。正如白居易所言:“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获得生命之后,不能只知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须考虑怎样滋育它,调适它。应该想到,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总有那么一天,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索回。

特别是人到中年,生命活力逐渐衰减,人生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古人有“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的说法,反映了新陈代谢,老病相关的客观规律。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少患病,甚至基本上不患感冒,就误以为自身体质绝佳,从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放弃了对疾病的应有的警觉。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

老舍先生说过一番哲理性很强的话:“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度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

得过一场大病,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也增强了承受能力。就这个意义来说,病床也是大学校。记得一位作家说过,池水不惊、波澜不兴的小时代,人心觉悟的机会,似乎只在病床上。

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得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健康比什么都要紧。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很可能一转眼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苦抓苦曳,拚死拚活,究竟所为何来?

“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英国历史学家饶列如是说。

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薰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这个时节,人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一些,会发现平日诸多可悲、可笑、可悯之处。

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有时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常常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

我素性喜静,不惯应酬,卧病之初,请求领导批准,以“病情危重,谢绝一切探视”为由,在楼下设置一个接待岗,负责收受慰问的函件和留言,四个月过去,居然积累了半尺多厚。财物一概拒收,——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堵塞了当时盛行的“以病敛财”的门径,因为各种馈遗往还都是私相授受的。

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我的前任老部长,钓了一条大鲤鱼,亲自送了过来,委托食堂烹煎为我佐餐;另一次是收下了沈阳市同志送来的甲鱼汤。有时,远道赶来的一些作家、学者被准予入室探访,我们便海阔天空地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记得曾经谈到:从前,人们常用“贫病交攻”来概述一个人的穷愁潦倒,习惯于把贫和病联系在一起,这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但有趣的是,见诸文字的,却只有汉代扬雄的《逐贫赋》,唐代韩愈的《送穷文》,而未见到有谁发出讨伐疾病的檄文。胡大川的《幻想诗》中倒是写了:“但愿百年无病苦,不教一息有愁魔”,不过这乃是近代的事。

叩其缘由,也许是因为古时大气、水文、土壤、食物污染少,生态环境平衡,各种噪音也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加上人们思想单纯,心无挂虑,所以发病率相对地低,人们对于疾病的威胁感受得不深。

多数人并不赞同这种有感而发的偏激之词。有人问难:同在古代,为什么印度的和尚对病苦的反应那么强烈?这话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据说,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曾经游城四门,一门见生苦,一门见老苦,一门见病苦,一门见死苦。佛家说的四苦或者八苦,都包括疾病这个内容。问难者的结论是,其间的差异要从儒、释两家的不同宗旨上找原因。围绕着这个问题,文友们各抒己见,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大有苏东坡说的“宾主谈锋敌两都”的气势。

实际上,不要说禅门衲子,就以常人而论,也不会有人否定生活中的“苦谛”。这表现在多方面。比如,占有欲就是一个“苦”源。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的欲望却会无限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陷入失望与苦恼之中。

有人举例说,沙特的小王子只有十四岁,每星期有六百万美元的零花钱,银行存款十六亿美元,拥有三架喷气机,七辆豪华型轿车,号称世界上儿童中的首富。他完全不知辛苦、困穷为何物,但是,却经常陷于极度苦恼之中。他有着把一切攫为已有的强烈的占有欲。一次,随父王出访伦敦,在白金汉宫拜见了伊丽莎白女王。事后,居然提出要把白金汉宫买到手,当他知道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时,感到非常失望,痛苦万分。

文友们说,人生的苦楚,往往来源于想什么不能有什么,如健康、爱情、安宁、顺遂等等,而不想有的却偏偏纷至沓来,如病苦、离别、挫折等等。这是包括圣人、皇帝在内都免除不了的。随着知识、眼界的扩展,人们的要求、欲望往往随之而扩展。希望越高,失望会越大,烦恼就越多。

一次,“三八”节聚会,两位年轻女作家说起各自的凄苦来,竟然涕泗滂沱。若论她们的物质条件,村姑农妇是无法比拟的;而她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与烦恼,也是村姑农妇所想象不到的。她们的苦楚主要在精神方面。“人生识字忧患始”,实在是见道之言。

生与死,这是文友们的另一个热门话题。当时,我靠着枕头斜欹在床上;G 兄和H女士分据着两个沙发;小S坐在椅子上,这是值班护士常坐的位置。而值班护士,——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她和护士长也被吸引来了,她们没有位置,就在门框两边各站一个,我戏说,这是一对白衣护法门神。直到今天,那种动人的场面还时时浮现在脑际,好像就是前两天的事。内容丰富得很,根据记忆,我把这些高谈阔论分类加以胪列,实际上就是一篇论述死生的系统文字。

G兄年长,学问也最大,当然是由他开篇了。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佛教与禅宗常说,生死事大。宋儒批评说,“生死”放在一起论说,重点在“生”;连带说“死”是舍不得死。珍惜生命是生之爱,慨叹生命的空虚也是生之爱。

其实,在重生、乐生方面,儒、释、道三家是大同小异的。庄子虽然讲了“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但他也引述过古人畏死、讳死的故事:郑国有个神巫名叫季咸,能预知人的死生、存亡、祸福、寿夭,说的年月旬日非常准确。因此,郑人见之,都远远避开。

实际上,逃避死亡,这是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课题。世上别的苦难,都可以想法躲避,实在躲避不开就咬牙忍受,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死是个例外。

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西征凯旋归来,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但是,这话出口不久,他就在清水县行营一命呜呼了。

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累建奇功,横绝一世,曾发出过“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刃国仇以死”的豪迈誓言,可是,最后,他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四十二岁。

人类永远征服不了死亡,但是,死亡也同样战胜不了正义与真理。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死亡征服不了伟大的灵魂。人类心中有许多种感情,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敌忾压倒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唯有怯懦、自私,使人在还未死亡之前就先死了。可以说,人生最美的挽歌,是他在社会进步、国家统一、民族发展等富有价值的事业中奉献了一生。

H女士认为,所谓死亡的恐惧,乃是人对于死亡所引起的价值虚无的一种自我意识,源于人有思想。正如托尔斯泰所说,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总是在想着自己的死。动物没有思想,就感受不了这种存在论上的幻灭之苦。

上帝是很残酷的,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却不许他们像自己一样长生不死,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普遍性的悲剧现象:终归幻灭的肉体总是羁存着一个渴望不朽的灵魂。人是唯一不满足于有限生命而追求永恒的存在物,因此,他们苦苦追求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从无价值中实现价值。

说一个人“不朽”,是指他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可以永世流传的社会财富,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不朽的“价值生命”,死了也还能存活在后人的心中,存活在历史之中。

俗话说:“没病不死人。”于是,话题又由死亡转入了疾病。小S认为,古代疾病相对地少,无疑这是先民的幸事。然而,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什么的症候,在古代,却眼睁睁地看着它置人于死地而束手无策。

《左传》记载,成公“病入膏肓”,疾不可为,意思是成了绝症。今天看来,所谓“膏”,系指心尖脂肪;而“肓”,按中医说法,在心脏与隔膜之间。病入此间,总不会是不治之症吧?现在,不仅许多病都能治愈,而且有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流行疫病,如鼠疫、脑膜炎、天花、霍乱等,已经被一一征服,而逐渐绝迹。

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疾病,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现在简直到了无时无地都必须同它打交道的地步。H女士不无悲慨地说,疾病之于人类,这大概是永远也消除不了的挑战,只能听任它肆意吞蚀无量数的旷世奇材,制造数不清的人间悲剧。

单说一个肺结核,单说被它扼杀的中外著名作家,就能列出黄景仁、契诃夫、济慈、高尔基、鲁迅、萧红等一大串名字。每当人们提到这些作品比岁月还多的哲人,都深为痛惋不已。萧红十年时间留下了百万字的作品;黄景仁作诗达两千首,而他们都才刚刚活过而立之年。设想,如果他们寿登耄耋,其成就为何如哉!而李贺、梁遇春比他们还小,在二十七岁的锦样年华就被病魔抓走了。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的道理。正是疾病与伤残,诱逼一批天才人物同缪斯女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以对宇宙人生的超常感知与体悟,以一颗经过灾难磨砺的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命运的残酷,人生的无常,世路的艰辛,生命的飘忽,生活的沉重,认知与体验情绪变化的微妙,心灵世界的奇异,以及创造的甜美,奋斗的艰辛。

意蕴深邃的文学作品,总离不开对于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叩问,而伤残病苦这些人间的不幸,往往能够给五味人生增添无限色彩与波澜。而这一切,往往是构成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有助于作家坚定创造的意志,迸发出创造的活力。

我常想,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自己患有精神病,他对人类的深层的精神痛苦,就不会体会得那样准确、那样深刻,也就无法在《白痴》和《罪与罚》中描绘得那样淋漓尽致。正是癫痫病,使他以正常人的感觉难以达到的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去洞察隐秘的感觉世界和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心灵境域。

同样,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牙痛大婶》,也得益于他晚年的一次剧烈的牙痛。美国评论家哈•阿顿说过,关于牙痛的描写,恐怕谁也比不上安徒生,他把主人公的牙痛比作一首交响乐,说“每一个痛苦的音符,都由智齿内的铜鼓、铜号、短笛和伸缩喇叭分别演奏出来”。

前面谈到的那些情节与思絮,已经是七年前的往事了。今天,许多朋友看到我健旺如常,精神振作,都问我是如何破除迷惘,战胜疾病的。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身体上的病痛可以交给医生,而心灵上的病痛却只能留给自己。但要我说说“自胜”的经验,却又讲不清楚,正是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那种境界。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医治病讲究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讲究阴阳平衡;解除我的心理失衡状态,应用的是同一原理。就我切身体验,至爱亲朋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一张笑靥,一束鲜花,一封亲切温馨的慰问信,一罐清香的甲鱼汤,灯前月下,情切切、意绵绵的耐心解劝,鞭辟入里、恰中肯綮的开导,包括文友间的开怀畅叙,探赜发微,都对那些迷妄与失落的瘀结起到了消溶作用。

我也颇得益于郊原闲步。我体会,在大自然里以自由姿态来往,很快就会溶为它的一部分。每一个黄昏都是一场亲切的告别,每一个黎明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当沐浴着晨风,踏上一片新绿,你会惊异于生命自身的伟大。野草,看去是那么卑微,柔弱,可是却异常顽强。任凭野火焚烧,牛羊践踏,只要春风拂过,照样绿意葱茏。

面对茫茫翠野,这雄浑壮美、涵容万汇的大自然,即使幽忧抑郁填胸塞臆,也会涣然冰释,还你一副潇洒、坦荡的情怀。难怪明代的袁中郎要说:“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

就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书籍的疗效更是功莫大焉。西汉学者刘向有一句著名的话:“书犹药也。”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也说,“病须书卷作良医”,他还把读书健身除病之术写成了诗:“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药,吾诗读罢自醒然。”不要以为这是笑谈。

当今,在意大利等国用诗歌来疗疴治病已经成为时尚。在那里,无论是去书店或者药店,都可以看到和普通药品一样的药盒,上面清楚地标明主治、禁忌、日用量等字样,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丸散膏丹,而是一部部装帧精美的书籍,由著名诗人与医生合作研制“诗药”配方。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诗药有限公司”,专门承揽这方面的业务。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海外奇谈,书籍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就在于它可以调解病人的情感,引导患者正确的思路,净化心灵,提供战胜病魔的动力。

病中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鲁迅的《野草》。二十四篇散文,是高品位的文学作品,但也可以作为一部生命哲学来读,这是诗化的哲学。看我朝夕翻阅,小护士好奇地拿起来读了两段,认为是“诗”,说诗有助于改变心境,读读也好。

她是外行,看不出《野草》的朦胧、空灵、诗化的底蕴。其实,这是很难啃的一部著作,它所涉及的是人的灵魂世界、终极意义,因而需要从存在本体论的思路上去解读。野草是生命的象征,是向命运抗争的产物。也许这种抗争终归无效,但它却明白无误地证实着自己的存在。读者从中可以悟解如何面对苦难、面对危险、面对死亡、面对命运——实际就是面对人生——的真谛。

鲁迅赞颂牛蒡花,说“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他还说过:“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得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要体现“自己生命的力”,就应以一已的存在为人生确立一种意义。这样,在命运面前,就会生发出足够的勇敢与从容,就会“永远沉浸于生命的大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些,都赋予我以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巨大的动力。

不仅此也,一编在手,还可以沉酣今古,浪迹宇寰,不受时空限制,任情与异代、异地的知己倾心交谈,而且,通过读书能够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在一起,置身其间,可以达到物我两忘,得失消融的境界,什么失落呀,幻灭呀,就都一股脑地逃到了爪哇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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