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没有重量的生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1 次 更新时间:2009-03-25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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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 (进入专栏)  

傀儡,原义为土木制成的偶像,古称“木偶人”。后来,作为幕后受人牵线的戏具,用于表演人生故事,称做“傀儡子”或“傀儡戏”。据任半塘《唐戏弄》:“傀儡戏中,专以人生为主题,以老人为主角,散场之后,致使观众兴‘此生’与 ‘一世’之感,其有故事、有情节,有相当效果,不仅作龙钟踊踏,以博浅笑而已。”由此而衍生出现代的涵义——借指那些用以充当道具和摆设的政治玩偶。玩偶生涯,也是一种生命存在形式,但它却是没有重量的。

古代咏叹这一内容的诗文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唐天宝年间梁鍠的《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由于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赏识,遂得以广泛传播。事情是这样的:安禄山发动叛乱,直逼京城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遁,太子李亨即位于山西灵武,是为肃宗。玄宗回来被迫逊位,当了太上皇,居于兴庆宫。当时,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很紧张,李隆基颇不满于儿子擅自登极称帝;而儿子李亨在身边亲信的挑拨下,担心老皇帝东山再起,重新夺取皇位。意欲采取果断措施,又怕承担“不孝”的恶名;最后,由他所宠信的宦官李辅国出面,逼使太上皇迁至西内,并罢黜其多年倚重的几个旧臣,彻底孤立起来。这样,太上皇便失去了一切权柄与人身自由,像“玩偶”一样被人操弄于股掌之上,尝反复吟诵傀儡诗以自况,可谓寄慨遥深。

权柄,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封建社会中,由于皇帝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手握王纲,口含天宪”,因而,强藩、政要,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尤其是那些野心家、阴谋家、权欲狂,都要围绕着夺取皇权施展伎俩,明争暗斗,直至血肉拼搏。结果,造成许多帝王不得不扮演傀儡角色。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形形色色,或为异民族的侵略者,或为临朝称制、垂帘听政的太后、贵戚,或为阉宦、权臣,不管是什么货色,他们所死死盯住的无非都是一个“权”字。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的皇帝,则同玩偶一样,俯仰由人,一切听从摆布,手中权柄形同虚设。

翻开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册,著名的“傀儡明星”还真有那么一串串,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应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他有三点独特之处:其一,他是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后的两千一百三十二年间,中华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皇帝;其二,他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四百九十二个坐过龙墩的,唯一爬上过三次又摔下来三次,而且始终充当傀儡角色的皇帝;其三,他在三次傀儡登场中,分别由太皇太后操弄、野心家权臣拥戴、外国侵略者扶植,全面见识并经历了“傀儡人生”的各种生存状态、各种人生境遇,可说是集中外古今所有傀儡角色之大成。

溥仪承继光绪帝位而登上“九五之尊”。他也像光绪帝一样,是被慈禧太后选中的一个理想的玩偶;登极之日,他只有三岁,也是一个娃娃皇帝。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两岁到十岁登极的娃娃皇帝,总共有二十八位。除去个别的后来成为一代英主,像清朝的顺治帝、康熙帝,其余多数都是末帝、殇帝、亡国之君,许多人还都扮演了傀儡角色。

晚清的光绪皇帝载湉,是颇具代表性的。同治帝载淳年仅十九岁就病死了,年少无嗣。作为生母,慈禧太后所最为关注的,是选择怎样的继统者她才能继续垂帘听政。按照常理,“载”字辈的皇帝过世,应该从下一代的“溥”字辈中挑选一人承继大统,但这样一来,慈禧就将被尊为太皇太后,相隔两辈,她便没有再度听政之理。于是,由她独自作主,在与载淳同辈里找出一人,而这个人又不能年岁很大,否则,垂帘听政也失去了足够的依据。这样,皇冠就落到了四岁的载湉的头上,是为光绪帝。

这个政治玩偶没有实权自不必说,而且,自从入宫以后,就连普通人的自由也享受不到了。为了驯服这个小皇帝,使他能服服帖帖地听从摆布,慈禧太后整天对他横眉怒目,疾声厉色,动辄喝斥骂詈,稍不如意,就长时间罚跪,有时还施以“杖责”。他每日要按照家规,定时向皇太后跪拜请安,不发令让他起来,他绝对不敢起立。慈禧外出时,他“必须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这样,载湉从小就被慈禧吓破了胆,一见到她,如同豺狼狮虎照面,立刻浑身颤抖,色为之变。

慈禧太后的训政模式是:“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政饬诫。”这无异于说,一切事件,要事先请示太后懿旨,然后才能在皇帝面前奏闻。待到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之后,慈禧碍于祖宗法制,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住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实际上,她仍然通过种种手段,继续总揽朝纲,千方百计干预皇帝独立行使权力。光绪帝名曰“亲政”,但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向太后“禀白而后行”;稍有违抗,就会横遭制裁。因此,史家说:“光绪帝作为西太后的一个傀儡,才有他存在的意义。不愿当傀儡,就绝不能当皇帝。”

而同是傀儡皇帝的溥仪,相对于他的前任光绪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之处,是他入宫后三天,慈禧就结束了人生之旅,一命呜呼了。当时,慈禧并未料到她会这么快就拉上了人生大幕,直到宣布溥仪嗣位那天,她仍然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光绪死后不过两个小时,她就吩咐监国的摄政王载沣:“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就是说,即使当了太皇太后,不便亲自参预政事,她还要通过百依百顺的摄政王的牵线,间接地操控小皇帝。随着太皇太后“归天”,这副摆布傀儡皇帝的担子,便自然地转到了溥仪的父亲载沣的肩上。其实,摄政王也只是个名分,到头来也是一个玩偶,他的幕后牵线人,则是总揽军政大权的野心家袁世凯。就这样,这个无知无识、浑浑噩噩的小皇帝,糊里糊涂地当了三年政治玩偶,而后又糊里糊涂地被赶下台,退了位。

当事人还清晰地记得,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举行登极大典那天,天气奇冷,年仅三岁的溥仪,被人抬上了太和殿,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帝宝座上。由于紧张、害怕,他在龙墩上嚎啕大哭,连声叫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扶着他,急出了满头大汗,一个劲地劝哄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这番话,曾引起在场的王公大臣窃窃私议,认为太不吉利,乃是“不祥之兆”。民间也流传着顺口溜:“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果真,很快他就下台、完蛋了;而后便真的回到了老家——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北府。

当时,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仍然留在紫禁城里过着异化了的帝王生活。但“光复故物”、“还政于清”的复辟活动,却在暗地里酝酿着、筹划着,由王爷、师傅、内务府大臣们指导着溥仪去扮演这种角色。“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溥仪回忆说,“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其实,这种寄托也是大谬而不然的。袁世凯惦着复辟倒是不假,但他想的却是自己当皇帝。只是,好景不长,仅仅八十三天,还没等龙墩坐热乎就被气死了。继任民国大总统的是黎元洪,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于是,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又派人前去祝贺,寄希望于新的权贵。黎元洪也派了代表答谢,并将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了紫禁城,“小朝廷”的内务府又开始活跃起来,拟旨赐谥法、赏花翎顶戴,又授什么“南书房行走”,又给太妃们选秀女,忙得个不亦乐乎。而在国民政府那面,两巨头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激化,军阀割据、纷争,日甚一日。

在这种形势下,一向效忠清王朝的北洋系军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等人,认为皇清复辟的时机已到,遂于1917年(民国六年)6月14日,以调停为名,率领三千名“辫子兵”进驻北京,康有为也不甘寂寞,赶忙化装成乡下老头,揣上事先拟好的复辟诏书,潜入了紫禁城。于是,一场复辟清王朝的闹剧开演了。

伴随着“宣统”年号宣告恢复,溥仪便又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颁发了一系列封官授爵的诏书。当时北京城里,一片乌烟瘴气,警察们通知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一时找不到,就用纸糊的来应付;一些遗老遗少纷纷放下了头上已经盘起的辫子,找出压在箱底的蟒袍,或者到估衣店里租买,然后匆匆赶到皇宫,准备入朝受封承赏。结果,满街上奔走的都是一些仿佛“从画上走出来的人物”,到处是拖着辫子的袍袍褂褂,花翎顶戴。报纸出版了报道复辟消息的“号外”。只是,这场闹剧开场突然,收场也快,不到十二天,宣统皇帝便又被赶下了台。

尔后,溥仪又是昏天黑地、纸醉金迷地混了几年。直至1924年11月5日,民国政府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其中重要一款是“即日移出宫禁”。这样,溥仪连同他的“小朝廷”便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出紫禁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由国民军把守着的醇王北府。

据溥仪自己讲,当时,他面临着三种出路可供选择:一种是按照新的《条件》规定的,放弃帝王尊号,抛开固有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二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新订的条款,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的优待条件,或者“复号还宫”,重新返回紫禁城,仍然过着原来那样的生活;三是走最曲折的路线,“借助外力以谋恢复”。最后,在“亲日派”的怂恿和支持下,他作出了第三种选择,被野心勃勃的日本关东军物色为理想的傀儡角色。

这时的溥仪,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为了实现这“第三种选择”,他从走进北府大门那天起,一直到离开天津去东北之前,日夜筹划着“借助外力以谋恢复”,可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而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强占了我国辽东之后,也正在加紧策划建立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看来,要侵占中国,必须先物色一个政治傀儡以为“遮羞布”。这叫做“欲渡河而船来”,于是,二者珠胎暗结,一拍即合。

当时,溥仪的周围活跃着几派势力:有以旧臣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有以罗振玉为首的寄希望于外国、主要是日本的“联日派”,也有的主张联络、收买军阀,即“用武人”一派。这里既有前清的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包括了各色人等,当然,中心人物还是溥仪自己。“联日派”中有两个人起了特殊作用:一个是做过清朝驻日本神户领事、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起先他并不属于某一派,好像哪一种主张他都考虑过,也曾赞成,又曾反对,因而遭到各派人士的排斥,弄得“姥姥不喜欢舅舅不爱”。但当他拿定了投靠日本人这一主意之后,由于他的才能、魄力与老谋深算,一切反对派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另一个人是罗振玉。他曾长期居留日本,与日本人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两个人原本是相互对立的,现在,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经过他们从中斡旋,最后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与操纵下,于1932年3月9日,溥仪傀儡登场,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两年后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前后历经十三年,算是过足了一把“皇帝瘾”。

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做出帮助他恢复大清王朝的承诺,只是让他以“满洲国”的“康德皇帝”的身分充当关东军掌上的的玩偶。完全秉承主子的意旨,溥仪在“建国十年诏书”中宣称,“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这“如亲”、“如子”,正画出了儿皇帝的嘴脸;而“亲邦”云云,则源于梅津美治郎的谕示。他曾责令下属训导溥仪:须知“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既然是父子关系,那么,整个伪满洲国政权,就应由日本关东军控制,各级伪职皆由关东军各级军官兼任;溥仪的所有对外讲话,事先都要由关东军拟稿,然后,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他的活动范围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连走出宫门的自由也没有。

溥仪佞佛,平日供奉一尊佛像,是从紫禁城带过来的。可是,关东军司令官却告诉他,不能信仰这类外国的宗教。日满精神为一体,信仰自然应该同一。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一次,溥仪要去奉天祭祀清朝的祖陵,日本人知道后,立即加以拦阻,理由是他是满洲国的皇帝,并非清朝皇帝。溥仪解释说,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祭的是爱新觉罗的祖先。不管他如何辩说,最后仍然未获批准。事情竟闹到这种地步,自己的祖宗祭不了,却要把别人的祖宗认做自己的祖宗,溥仪也觉得“此情难堪”。但为了维护一已的地位与人身安全,只能点头称“是”,不敢讲半个“不”字。

十多年间,他由开始时对日本人充满感激之情而变为心中暗藏着不满,再进一步发展为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唯恐大难临头。就这样,一直挨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他也成了苏军的俘虏,1950年移交中国政府,监押在祖上的龙兴故地——抚顺的战犯管理所,1959年获得特赦。

就溥仪为了重登帝座,竟卖身投靠,甘当异族侵略者的儿皇帝来看,他和五代时的石敬瑭十分相似。石敬瑭借助契丹国太宗皇帝耶律德光的力量,从唐明宗的儿子李从珂手中夺得了皇位,建立了后晋傀儡政权。表面上称做皇帝,但一切都须听命于异族主子。不仅丧失了国格,对契丹俯首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要向契丹主子进贡三十万匹锦帛,逢年过节要派使者敬送厚礼;而且,还丧失了人格,主动叩拜在耶律德光的膝下,尊之为父皇,而自称为儿皇帝。这一年他已经四十有五,却称只有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真是无耻之尤。

玩偶生涯也是一种人生样式。既然叫做“人生”,必然要涉及到命运问题,涉及到对人生际遇、生存状态、生命价值的追问与反思。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溥仪的“傀儡人生”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表面看来,似乎是历史老仙翁对他开了个恶意的玩笑,亦即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如同古书上说的,人生譬如一棵树上的花朵,它们被风一刮,纷纷落下,有的通过窗帘,飘到花团锦簇的床褥上,有的经过篱笆,落在臭气熏蒸的粪坑旁边——所谓“飘茵、坠溷”,似乎纯属偶然。扩大而至宇宙万有,看上去,纷繁复杂,茫无头绪,像是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实际上,内在却有一条因果相续的有序链条,有迹可察,有章可循,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也就是说,都是事物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正如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所说的,人们遭受的任何际遇和承受的任何后果,都不是无端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其间必有业因。一个人究竟应该承受什么样的命运,完全是由他自造自得、自力自择的结果。应该说,溥仪的三岁登基,冲龄践祚,是身不由已的;但后来的先后两次的傀儡登场,则全部应该由他自己负责。

溥仪确实是有“皇帝瘾”的。当他被逐出紫禁城时,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曾经问他:“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答复是:“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一番话博得了国民军士兵的掌声。谁知,这竟是一通言不由衷的堂而皇之的谎言。他的真实想法,是:“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去的宝座上。”

1926年,溥仪与张学良同在天津,他们混得很熟。张学良劝他把身上的皇袍脱掉,辞掉周围的皇室旧臣,说:“你身边那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啊!”张还劝他“到大学去念书,如果嫌南开不方便,可以远走,到美国去念书”。他们每番见面,溥仪老爱打听军队的情况,问这问那,张学良就说:“你打听那玩意儿干什么?你呀,应该好好地做一个平民。你若是老想着当皇帝,早晚会把脑袋混掉。”由于溥仪自有其政治主见,这一切金玉良言,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他还顽强地固守着“过去那一套”。本来早已离开了帝座,可是,仍然以“万乘之尊”自居,每日接受随侍与遗老们的朝拜。他从小便习惯了别人给他跪地磕头,哪怕是年岁大他十几倍的清朝遗老和亲族中的长辈,他也都安之若素。他在天津张园自设了“行走”办事处,仍然以“宣统皇帝”的身分称孤道寡。往来文书中,凡是遇到他的名讳,还照样坚持“敬缺末笔”。这使人想到《晋书》中那个自称为“太平皇帝”的王始,已经到了临刑受戮的时刻,有人问他的父兄所在,他还不忘摆“冒牌皇帝”的谱儿,说:“太上皇帝蒙尘于外,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兄与弟)为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独无聊赖。”实在是堪笑又堪悲的。

在溥仪的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只有“祖宗”,而没有“祖国”。他的理论是:“我在,即大清在”,“我就是国家和大清的化身”,这样,临死时才有资格、有勇气喊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溥仪后来回忆,在他被驱逐出紫禁城之后,有一次,骑车来到故宫的筒子河边,突然想起了紫禁城里的龙墩宝座和明黄色的千重宫殿,顿时,复辟和复仇的欲望一齐涌上了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为了实现复辟的愿望,他曾采用过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等多种手段;当这些全然不见功效之后,日本人便开始在他的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据他自己讲,自从出宫进了北府,就不断地得到日本人的“主动关怀”,亲切照应,从而增长了对日本人的信赖。随着时日的增加,这种信赖在脑子里潜滋暗长着;到了天津之后,更是一天天地膨胀、发展、成熟,直至把日本人看做实现未来复辟的唯一可能依靠的力量。这是他投靠日本人、甘当汉奸与儿皇帝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根源。

他自己多年的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以及孙殿英东陵盗墓的诸多实例,使他坚定了一条信念,就是欲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因此,他决定派遣身边最信任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在他的弟弟溥杰东瀛投军之后,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久欲奋双翼,继游于东方;奈为俗营牵,日夜交彷徨。勾践志报吴,薪卧兴胆尝。”他把自己比作勾践,流露出强烈的复辟愿望;而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日本人身上。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可是,在溥仪看来,却是他重圆皇帝梦、开启新纪元的良机。他认为,满洲是他祖上的龙兴之地,当年进军关内、跃马中原、完成统一华夏的伟业,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也要据此而重兴祖业,再造家邦,因而急于要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取得联系,以便早日出关,赶赴东北。郑孝胥劝他不必着急,日本人肯定会主动找上门来的。果然,像卡夫卡所说的,“一只笼子正在寻找一只鸟”,关东军很快就派人来与之接洽,表明他们对他的浓厚兴趣;说他们进军东北“完全没有领土野心”,是诚心诚意要帮助他“在满洲建立新的友好政权”。而他则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写信,宣称:“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与汉族,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主动向日本侵略者输诚相与,卖身投靠。那些天里,他兴奋异常,夜不成寐,“心里盘算着复位的时间,想象着登极大典的场面,越想越高兴,浑身的血液都像沸腾了起来”。

十四年间,在东北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他为了满足复辟的欲望,驯顺地为日本主子效劳,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签订了《日满密约》,内容包括:“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对于日本军所需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须加以援助;推荐日本的贤达之士为满洲国参议。”这样,从经济到军事,从治安到国防,从设备到人事,从天上到地下,日本主子通过他的手拿走了一切想要攫取的东西。而他所得到的酬劳,就是在洋爸爸的卵翼下当个屈辱的儿皇帝。

在那水深火热的政治旋涡里,他把自我、尊严、灵魂、气节丢失净尽,包括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与人生乐趣,通体罩上了凄怆、惨淡与悲凉。诚如元人姚燧在散曲《醉高歌•感怀》中所咏叹的:“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哪个临危自省!”

人类社会是一种强调重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重量与价值同构。因此,太史公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说。其实,生,更是如此。那类傀儡人生,虽说也同样阅历了春花秋月,经受过七情八苦,但其实质,却是一种没有重量的生存。从这点来说,这种“生”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轻于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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