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9 次 更新时间:2009-03-18 19: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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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一、学术VS政治:启蒙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

  

   最近这几年,在大陆兴起的八十年代怀旧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向往:在启蒙的大旗下,知识界创办具有民间性质的刊物、主编译介国外学术的书籍、开办文艺思想沙龙、大规模地举行各种学术研讨会,在大众刊物上呼唤言论和出版自由,重申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等,与由经济改革推动形成的中国民间社会,达成了一定默契,共同创造着介于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公共空间。可以说,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热情地介入了这场新启蒙运动,思想的激情与现实的关怀几乎完美地融合了起来。可惜这场运动被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所阻遏,知识界的启蒙阵营开始瓦解,启蒙的态度的同一性开始分化。知识分子要么下海,要么出国,要么埋头学术不问时事,要么继续坚持启蒙的态度。这个时候判断知识界内在分化与演变的一对关键词语是「学术」与「思想」。学术规范、学术操守、学术建设等,压倒性地成为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来源,相对取代了八十年代从社会启蒙与国家复兴获取价值的模式。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知识界出现对于这种趋向的反弹,伴随着民间维权运动、NGO组织的出现、互联网的迅速繁荣、各类报刊对评论的重视等,更关键的是改革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农村的衰败与萧条、下岗工人的急剧增多、腐败蔓延、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各种社会问题严峻、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与信仰虚空,特权阶层的横暴与赢者通吃等现象,导致改革自身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即从八十年代的要不要改革开放的争论,转化成了为谁改革、往什么方向改革的根本性分歧。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重新介入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他们或引入西方学理资源来分析,或身体力行进行社会实践,或依据本土的改革实践寻找对策,或从传统中国觅求政治灵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社会趋向下,中国出现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其实质,就相当于八十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只不过在思想资源、活动空间、生活阅历等各个方面有一定变化而已。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在当代中国既是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的展现,也是社会变革内在的要求;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与利益群体进行博弈和抗争的理性力量,成为沟通社会与国家的中介力量,成为社会维权运动的思想资源,成为社会新思潮的发起者与传播者。

   但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成为社会的良心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共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比如一些同样关切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新左派(也称批判知识分子)形成壁垒分明的对立,立场决定了言说,往往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与互动;同时也表现在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模式化与“平庸化”,往往依据思维惯性与固有的知识资源,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言说与分析,理性思考沦为立场表态,无法让公众获得真正的思想启蒙。还有就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没有充分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跨越太多的领域发言,似乎成了万金油式的公共知识分子,让公众和同行对其参与动机和言说质量产生疑问。

   与此同时,在中国学术界正在蔓延且愈演愈烈的专业主义潮流,学科建制越来越完备,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致,学术角度越来越深入,导致学术界在讨论学术问题和公共问题时,大部分抱持一个谨慎甚至谦卑的态度,内行与外行之间的界线越来越分明。这又反过来导致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的焦虑”。相对于民国学术界和国际主流学术界,中国学术正处于复苏阶段,很多学术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形成标准和规模,学术文化更是呈现粗陋的败相。于是,这些学者主张学者本位意识,主张学术与政治之间必要的距离,主张首先从知识界内部重建理性的知识生产体制与诚信体系。这是在90年代以后的凸显学术的道路上的推进,更是这些学者在面对公共知识分子热潮时,对于坚守书斋埋头学问的价值的自我确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知识界内部的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质疑与反思,才得以理解。刘小枫在八十年代曾参与编辑《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并经常在《读书》等期刊上发表具有公共性的随笔,近些年主要的精力却集中在主持和参与翻译西学上。他主编的「经典与注疏」规模宏大,体例严谨;他与甘阳发起这场重新阅读西方的行动(意谓此前百余年的翻译西学太多的功利色彩,没有在西学和西方社会的自身脉络里理解西方思想。)在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获得了广泛共鸣。他这种对于经典的关注与理解,导致他思考的核心不再是社会、政治与文化,而是知识与真理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人如何可以通过寻求真正知识的努力来安身立命。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学术优先于政治的立场,刘小枫显然对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保留。他用充满反讽意味的笔调写道:“眼下,我们多半是在向有聪明才智的公共知识分子学习,向各类新兴的社会科学专业的发明人士(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习,并由此成为大学教授。可是,除非我们事先弄清楚,有专业知识等于有教养,公共知识分子便意味着有高贵的质量和政治的美德,我们跟从这类人士学习恐怕没有把握自己会被教育成有教养的人。”1因此,刘小枫对“知识分子”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模棱两可的市民时,需要新的见识能力、新的言辞本领——制造晨雾的本领。至少需要特别的回忆能力,记得起人类过去某个历史时刻的血腥和蜘蛛网般的恐怖;还需要特殊的见识能力,看得见迫在眉睫的危险和通向深渊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当然还有特别的语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隐约在色情的模糊、好奇和喜悦中,让市民自以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其实一切都是解释不了的日常。

   在〈知识分子的“猫步”〉一文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挑衅意味的比喻:知识分子的猫步,意思是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与实践中总想到左右脚下之间恰好有条直线,脚步当然不能自自然然迈出去,必须轮番踩在直线上,最后就是左右摇摆的故作姿态,而丧失了知识与道德的诚实。在他看来,“热衷表演的知识分子还为‘猫步’提供了悲壮而崇高的理由:关注现实当下问题——不晓得‘泛泛之词和无谓的激情都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博尔赫斯语)。”而在接受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流报纸《南方周末》的采访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坦露了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取舍:“一次在北京讲学,有人问:如今社会问题那么多,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埋头搞古典,内心安不安?当时我的回答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也不容易吧,比我们当今的处境可能还惨,礼崩乐坏呵……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2在这里,知识分子的含义又回到它最初的具有贬义的起源了,即成为致力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与美德的群体。

   如果说刘小枫思考的是「真正的知识与美德何以可能」这种具有根源性问题的话,那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志田教授的出发点则是一个专业学者的本位意识。他认为,从1905年将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的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教育体制和各类大学、研究所,专业学者至少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空间,可以不问政治。他所思考的是,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应该如何淡泊地致力于自身的专业学术研究,真正地提升学术共同体的专业质量,能够出现一些真正的大学者乃至大师,为今后的学术创造奠定基础。

   或许正因为这样一个思想预设,罗志田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也持疑虑的态度:“我很敬佩部分‘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现实的热忱,……;但是有些人所关怀的范围未免太过宽泛,去年大陆某电视台举办‘超级女声’的选拔赛,风靡全国,连史学界里都有人出来撰写文章,发表议论。当时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凡是对‘超级女声'发言的,就是知识分子;不发言的,就是专业学者。’我觉得,现代社会多元发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活动,倒也无伤大雅,实在不必劳动‘知识分子’大动干戈。 ”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他忧虑学院出身的公共知识分子会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明星效应所迷惑,而越发削弱了专业学者的底色。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今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渐有变成‘公众知识分子’的倾向,凡是媒体有兴趣的都愿‘参与’,而不管自己是否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我想,个人力量总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也要求细密的分工,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尽心努力,倒也不失为合理的安排。然而,那些‘知识分子’固然不太喜欢专业学者,却又始终要维持‘学者 ’的认同。我倒希望他们能撑起鲜明的旗帜,清晰地划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学者之间的区隔,不要让年轻人造成认知上的混淆。”3罗所希望的类似于西谚所云:上帝的归上帝,西泽的归西泽。专业学者与知识分子各司其职,不能滥用学者的身份去面向公共发言;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所强调的是知识与道德上的诚实。他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关切社会,只是反对那些类似于媒体知识分子角色的专业学者,事事发言,时时表态,结果误导有志于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年轻人的价值观。

   应星则为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知识分子做了一个社会学的区分,借此来捍卫公共知识分子的尊严。他认为二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发言立场上,媒体知识分子表面上采取的是独立的学者立场、批判的姿态,实际上却是意在取悦官方或迎合市场,或者说是对宣传要点或市场口味的知识包装;而公共知识分子是真正地从自己的独立思考出发,敏锐地抓住重大的社会问题来推动社会进步。在发言基础上,媒体知识分子的发言根本没有任何专业基础,并因此敢于在一切时政和社会问题上发言;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则是以自己扎实的专业研究和深厚的思想底蕴为基础的。在发言选择的媒体上,媒体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受众面最广泛的电视上发言,而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拒绝电视文化的宰制与操控。在发言旨趣上,媒体知识分子热衷于为社会问题提供简明的答案,对未来作出清晰的预测,告诉人们应该去做什么,而公共知识分子则重在引导人们思考各种行动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力图使理性摆脱冷漠、使热情避免亢奋。4应星所推崇的是像列奥·施特劳斯和福柯那样的知识分子,用睿智的思想和审慎的智慧来深远地影响社会生活与思想世界。如福柯所言:“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5

事实上,来自专业同行的这些质疑的声音,对于学院内的公共知识分子确实造成了一定挑战,也促使他们对其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反思。自然,这类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不能忘情于政治,但落脚点是在学院与学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彷徨,使他们成为转型中国最具特征的中国式知识分子的代表。一方面,他们立足学院,扮演一个专业学者的角色,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今天的越来越“封建割据化”的知识界现状不满,对于国家力量和意识形态通过课题、项目、重点学科与基地建设、研究生培养机制渗透到学院更是不认可,甚至对于整个学术体制里的“行政吸纳学术”有着浓烈的感受与抵触情绪,更对于学术界粗制滥造和重复生产的“伪学术”心存警惕,这就让这些学者认识到,学术并不能与政治隔离开来;没有政治机制的变革与新的政治文化的创造,在学术体制国家化的现实情境中,学生的创造力与学者的才能,都不可能积极而有效的发挥,因此在学院与社会政治的一体化框架里来创造新的学术空间,也是坚守学术岗位的学者的“另一种启蒙”的历史使命。同时,整个社会的急剧变迁与问题的丛集,也导致这些本来就对于中国前途有着关切的学者,无法将自身局限于象牙塔之内,而是渴望用自身的知识去观察、理解、思考与表达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这种介入虽然可以在社会空间获得一时的效果,但是由于民意、舆论与政策机制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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