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 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0 次 更新时间:2009-03-11 10: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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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培仁 (进入专栏)   李梁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他们在传播学上的贡献在国内却鲜见评介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集中在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通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会。虽然这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意识形态媒介的批判,但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意识形态;大众媒介

  

  

  

  在西方学术史上,“传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1]。但是,在众多的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这类研究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而且也是对传播特别是对大众传播给予最多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学派,其研究成果往往也是其它流派的理论源头。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中,有很多内容与传播有关,因为他们深信传播对获得生存是十分必要的。该学派的学者本杰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等,均在不同时期对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影和广播等)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这些研究成果,被传播研究的先驱之一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关于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1941)一文中,称之为最早的“传播批判研究”。[2]这些传播批判研究,主要体现在作为媒介组织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两个方面,其论述涉及媒介、传播者、媒介产品、受众及传播体制等问题。在对这些不同问题的研究中,对媒介及其控制的问题的研究在其整个大众传播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家通常不愿把传播与其他因素从它的整体系统中分离出来”[3],而更愿从整体上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并竭力与“实证理论”明确区分开来。霍克海默就说过:批判理论不仅“关注现存的生活方式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关注人类及其所有潜能。……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4]法伊(Brian Fay )在分析中指出,批判理论主要运用社会——历史方法对整体的现实的社会状况进行批判考察,以此来揭示通常隐藏在日常活动过程中的弊端和危害,进而实施变革、加以规范。[5]波洛克和考克斯(Pollock and Cox)说道:我们“在准备塑造这个世界时阅读这个世界”,在揭示对立利益的冲突中寻找解决矛盾的方式。[6]对此,亚力山大(Jeffery C.Alexander)认为:实证理论仅依赖于苍白的“技术理性”,而批判理论则依靠“批判理性”发挥作用;“实证理论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接受世界,不相信超越的可能性。与此相反,批判理论把超越作为出发点,”主张按照理想模式来改变世界。[7]

  因此,批判理论所持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甚至是抗拒现实的立场和态度,并“有一种希望受挫和遭遇困难的意识,......不信任‘中间路线’的思想或话语的‘整体化’模式”[6],但关心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关心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冲突,试图以一种现世乌托邦来纠正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公正现象。同样,在传播批判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想要做的,也是试图在阅读、审视、评判媒介产业和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分析揭示“病态的”、“畸形的”西方社会的本质和对立力量间的潜在斗争,以及将媒介塑造成意识形态工具的合法化社会基础,并为他们重建理想化的媒介图式提供证据。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媒介的被控制”,即“谁控制着媒介”、“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么”、“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后果”等问题的考察上。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前者是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后者是国家通过媒介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媒介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媒介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因此,“国家干预”理论也就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研究起点。

  从3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时,就开始了对国家的考察。战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国家理论大体上可以据此分为两种,即前一时期的激进的国家理论和后一时期的现实的国家理论。

  激进的国家理论以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为代表。他们认为,自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后,也许它存在着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但就其现实的种种形态而言,它是地地道道的“独裁主义”国家。这种独裁主义国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整个组织的恐怖统治”,以及通过满足国民一定程度的需要而使其“自愿服从”的高超伎俩。无论是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苏联,还是罗斯福治理下的美国,都是独裁主义国家。这种看法明显地反映了理论家们对社会的绝望心态,深深打上他们苦难经历的烙印。如果说他们的激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其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影响到它的客观性。

  战后,在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形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进而提出了显然更为客观的现实的国家理论。在马尔库塞眼里,独裁主义国家“有组织的恐怖”已不复存在,并已转变为“福利国家”,即它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生活更为舒适和安逸来对其进行全面控制。换言之,随着硬性控制的消失,软性控制开始勃兴。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提出“现代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国家”最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持续调整,使国家和经济日益混合在一起,因而这种国家有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的职能。哈氏进一步指出,这种管理并非一种单纯的维持,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明确意图的塑造。

  综观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两个时期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国家理论发展迅速,其观点也各不相同,对于国家控制的性质和方式也有不同的描述,但他们都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独裁主义国家也好,福利国家和现代国家也好,它们对社会的控制只有方式的不同,功能和效果则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任何国家类型中都是存在的。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8]毫无疑问,诸如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是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马尔库塞曾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人们真地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9]大众媒介即使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它也是国家权力对群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

  

  

  

  在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士眼中,媒介不仅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作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要术语,它源于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特拉西(Destuttde Tracy)的著作,被其看作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10]。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是指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维持的一套骗人的思想,而科学则必须用来发现真理并战胜虚妄的意识形态。[3]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1]。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在批判意义上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普遍特性,如阿多诺即认为“意识形态不真实,是虚假意识,是慌言”。[12]弗洛姆则认为“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慌言”。[13]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在于维护国家权力的统治。因此,意识形态已成为维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表示,批判理论就是要“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14]意识形态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有研究者认为“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乃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也不为过”。[15]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对于对国家对媒介的控制的关注.他们主要更多地将其理论目光聚焦在媒介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上。他们眼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维护意识形态;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统治。

  按照韦伯(Marx Webber)的说法,资本主义活动的组织方式是“自由劳动之理性”,亦即“工具理性”,资本主义一切活动无不浸润着这种工具理性。韦伯将工具理性向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称之为“合理化”过程。[16]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流水线上的劳动者成了“一部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这种“合理化”进程和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它鲜明地体现在交往和沟通的技术化——作为沟通手段的大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这意味着传播媒介的“工具化”,即工具活动的标准渗透到媒介的运作之中。那么,这种工具化的目标又指向何处、体现在何处呢?马尔库塞说:“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17],即使政治统治得到承认,也就是使政治统治“合法化”,以维持既定统治的持续存在。

  显而易见,媒介的工具化无非是充当维持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工具。所谓合法化,哈贝马斯认为,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人们当作正义的存在物而加以认可和承认。因而统治的合法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媒介的工具作用就在于充当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18]对于媒介工具化的具体体现,用霍克海默的一句话来描述再也准确不过了:“通过大众媒介以及其他影响方式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对表达思想客体以及对客体的思想方式上对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建议和操作进行有效控制,来缩小个人思维的差别。”一句话,媒介的工具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思想的同一性”上。[4]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起源于法兰克福学派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四位主要理论家,对这一论断都有论述。这一观点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始自霍克海默,中经阿多诺,到马尔库塞那里才广为人知,最后由哈贝马斯将这一理论体系化,使之成为著名的论断。但是,把大众媒介作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性对象进行批判,并指明起意识形态性质的,主要是马尔库塞和阿多诺。这两个人正是通过论述媒介成为意识形态,来提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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