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 陈飞:当前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化解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1 次 更新时间:2024-06-19 00:42

进入专题: 民粹主义   数字民粹主义   网络舆情   网络话语权   意识形态  

熊光清 (进入专栏)   陈飞  

 

摘要:当前,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力量呈现不断增强之势,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趋势,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数字民粹主义对网络生态的冲击力增强,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环境;对网络舆论的主导性加剧,易于引发突发性网络舆情;对网络话语权的影响力提升,严重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并会造成社会群体间的情绪对立,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应当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和数字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有效应对突发性网络舆情,以防止其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充分认识网络话语权的重要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话语权中的地位;培养具有真正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公民,提升网民的政治素质。

关键词:数字民粹主义;网络舆情;网络话语权;意识形态

 

民粹主义主张代表并保护普通民众的权益,反对精英的统治。在传统媒体时代,民粹主义通常以口口相传、集会演讲等方式将其思想传播给公众。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民粹主义,即数字民粹主义。数字民粹主义借助具有即时性和广泛覆盖性特征的社交媒体与其他数字平台将民粹主义思想传播给更广泛的公众,其社会动员能力与社会影响力大为提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公众动员手段,使得民粹主义能够通过算法定制信息、操纵公众情绪、左右网络舆论等方式来对抗传统媒体和政治精英,这导致数字民粹主义展现出一些与传统民粹主义不同的新特征。当前,中国数字民粹主义思潮正在迅速兴起,其对社会和谐与稳定存在明显冲击,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加以研究。

一、民粹主义与数字民粹主义:概念与特征

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对大众政治的追求,并具有极端平等化的色彩。他们特别反对精英主义,强烈质疑精英的作用,把大众政治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数字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在数字时代的表现形态,它主要依赖于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进行传播和动员,以此扩大其影响力。同时,由于数字民粹主义对数字技术的充分运用,民粹主义与数字技术二者出现了紧密的结合,从而使得数字民粹主义具有鲜明的数字时代的特征。

(一)民粹主义及其演变

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和运动,它主张普通民众的利益应当高于精英或特权阶层的利益。民粹主义者通常批评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认为它们有利于精英而非大众,并呼吁更多公众参与政治过程。“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代政治现象,其本质根源于现代性和民主主义时代的兴起。通常认为,民粹主义的发展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和美国人民党运动。民粹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时至今日,它既是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潮,也是一种社会与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

民粹主义强调直接民主和人民意志,与民主存在紧密联系,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并不等同,它们之间也存在冲突和不相容之处。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潮的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鼓吹平民的至上性、平民的正确性,把平民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和源泉。民粹主义和民主都强调了民意的重要性和民众的参与,都认为政府应该反映和服从民意,而不是由少数精英来控制。两者都认为人民应该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例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选举权等。但是,民主更强调建立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如选举、议会制度、宪法等,以保障政府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民粹主义更强调与人民的直接联系,其并不认同或重视传统的民主制度。在民粹主义那里,人民是一个复数的集合名词,人民不是你、我或者他,而是大写的我,是我们,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因此,人民的名义就成为永恒的政治正确,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具有道德上的至上性,甚至成为一种符号。民粹主义常常依赖于情绪化、简单化的诉求,而非理性辩论,这就会扭曲民主辩论的意义。民粹主义通常对异见人士和少数群体持敌视态度,这也违背民主的包容精神。民粹主义的危险之处正在于此,也就是说,民粹主义的危险在于对民主所赖以凭借的人民话语的争夺甚至篡改。基于此,要重视维护民主制度、强化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以防止民粹主义对民主造成伤害。

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运动的民粹主义致力于通过街头运动动员群众,借助于民主政治时代的公民权利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其核心要义是“反”。民粹主义是一种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过度简单化,以激发民众反体制情绪、获取政治动员的理论和实践。民粹主义者经常将自己描绘成代表“普通民众”反对统治精英、主流媒体和其他被认为是建制势力的人,其通常以反对现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外来势力或其他“建制”力量为基础,来吸引广大民众的支持。民粹主义领导者常常将自己塑造成为“反建制”的代表,声称站在普通人民的一边,以此来获取政治力量和影响力。“反精英是民粹主义的基本内容”;“反建制是民粹主义的政治话语核心”。民粹主义往往抨击政治和经济精英,指责他们脱离民意、贪污腐败、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以此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因此,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反对现状、反对“建制”为核心内容的。这种“反”的情绪和口号能够吸引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也可能导致政治对立、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的民粹主义,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可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它们虽然在民粹主义的一些核心理念上有共同点,但在具体主张和诉求上存在明显差异。左翼民粹主义更注重经济公平正义,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呼吁增加对工人阶级、底层民众的保护和社会福利支出,在文化方面往往持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态度。右翼民粹主义往往强调反移民、反全球化,主张限制外来劳工,重视维护国家主权,在文化方面推崇保守主义价值观。总体而言,左翼主要关注经济公平和社会正义,右翼则更多聚焦于移民问题、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两者分别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民粹主义运动通常由有较强魅力的领袖领导——这些人声称自己代表“普通人”的利益,对抗所谓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精英。他们经常利用简化的言论来吸引那些对现状感到失望或被边缘化的民众。民粹主义的兴起通常与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政治体制腐败或不透明、国家政治危机等因素有关。虽然民粹主义试图为被忽视的民众提供解决方案,但批评者指出,民粹主义政策往往过于简化复杂问题,并可能破坏民主制度和法治,引发社会分裂。民粹主义的反精英立场与对精英的崇拜高度融为一体,即:对作为“敌人”和“他者”的精英深刻批判,而对那些声称来自于人民的精英则怀有无限敬仰与爱戴之情。天生的反对派倾向使得民粹主义者永远以批判的眼光和心态看待政府,而作为一种永恒正确的人民符号则使得民粹主义者又有了一种道德使命感和自负感。

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往往出现在重大社会转型时期,以“崇尚人民”为概念内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使得全球各地日益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紧密相互关联的整体。在这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收益。与之相对的,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严重的收益的不均衡性,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从中得到的收益是不同的,甚至有些国家或群体成为了受害者。这样,全球化在给一些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在一些发达国家,连中产阶级都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这为民粹主义的产生创造了社会基础。随着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力量的增强,民粹主义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兴起也成为当前数字民粹主义发展的重要国际背景。

(二)数字民粹主义的兴起

在传统媒体时代,民粹主义通常通过口口相传、集会演讲等方式将其思想传播给公众。随着通讯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民粹主义出现了与数字技术结合的趋势,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与话语权的下移使其大行其道,并出现一种新的表现形态,即数字民粹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广泛运用,网民数量不断扩大,这使得民众的呼声更易于表达出来,民众话语权更易于实现,民众的力量更易于显现,从而也使得民粹主义有了更有利于张扬自身个性的平台,并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由于技术限制和消费者门槛的障碍,互联网1.0和2.0时代还是一个少数人享有网络空间的时代。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特别是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客户端的日益普及,人类进入了全媒体时代,即互联网3.0时代。网络空间不仅具有早期的开放性、虚拟化、自由化、匿名化、去中心化等特点,更借助于技术赋能,又有了即时互动、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渠道和覆盖面更广等特征。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移动媒体的快速发展,对新媒体形态的演变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进而重构了媒体传播生态和网络舆论格局,同时也为数字民粹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发展契机。数字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传播民粹主义的新形态,也不仅仅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简单延伸和发展,而是民粹主义与移动客户端、数字化、信息化、算法政治等因素深度结合而产生的新现象,其最终使得民粹主义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话语权出现了质的飞跃。从传播力来看,数字民粹主义已经具备全球性的民众基础和传播链;从影响力来看,其对诸多国家的政党、政治领袖、政府组成和政治生态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不容忽视;从话语权来看,其站在真理和道德制高点的立场,提出全球化时代的诸多议题,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深度转型产生的系列问题。数字民粹主义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扩大政治参与,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和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可以认为,数字民粹主义是利用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信息和政治议程的政治现象,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抗议、动员和互动来对抗现有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数字民粹主义倡导民粹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强调民意、反对精英主义、提倡民主和直接民主等,并利用数据分析和算法来精准地定位目标群体,有效地传播信息和影响社会舆论。数字民粹主义是因数字媒体的出现和广泛运用所塑造而产生的新形态,它通过数字技术方式动员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存在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风险。

由于网络传播的全球性特征,数字民粹主义不只是在少数国家存在,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并兴风作浪,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断壮大,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也助长了中国数字民粹主义兴起的势头。当前,全球数字民粹主义大有左翼与右翼并举的趋势,其以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为工具,动员大众情绪,挑战现有政治秩序。与西方社会相比,在当下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价值诉求并不明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负面社会情绪。但是数字民粹主义易滋生社会戾气,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化解。

(三)数字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

数字民粹主义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结合了民粹主义的特征和互联网这一新兴的数字媒介的特征。数字民粹主义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数字通信技术等平台来传播其观点、信息和政治议程,迅速影响大量民众。当前,数字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依赖数字平台。数字民粹主义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字媒体所塑造的。数字民粹主义利用数字平台传播信息、进行动员和组织活动,其传播效率和范围远远超过了传统模式。数字平台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媒介,使民粹主义者能够迅速传播信息,聚集人气,并影响公共舆论。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更多的公民可以接触到政治信息并参与政治活动。数字民粹主义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定制,将符合公众观点的信息推送给他们,以增加信息的接受度和传播范围。这样,个体的政治表达和行动更加便捷和直接,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信息的过度简化和极化。

第二,简化政治问题。民粹主义通常被视为一种政治风格或策略,其倾向于将社会分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这种二分法通过数字媒体的传播和运用算法进行精准推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就形成了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其倾向于简化复杂的政治问题,通过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易于被公众接受理解的语言。这种简化往往是通过提供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来实现的,如“我们”与“他们”,“大众”与“精英”等。通过鲜明的对比,就可以在公众中激起强烈的情绪,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动员起来。

第三,情绪化传播。数字民粹主义特别依赖于情感化信息、极端化言论,甚至虚假信息的传播,以此激发民众的情绪——尤其是愤怒和不满,这种策略通过强化“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感,巩固支持者的身份认同。情绪化传播能够有效触动公众的情绪,进而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数字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可能加剧社会分裂。这是因为情绪化的传播往往会导致公众更加容易接受和转发强烈情绪的信息,而不是基于事实和理性的信息。数字民粹主义者还利用某些人群的不安全感、经济焦虑和文化不满,通过数字传播渠道放大这些情绪。这种情绪化的传播策略不仅使数字民粹主义者个人与公民更容易建立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大了其影响力。

第四,加剧社会分裂。数字民粹主义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其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互联网使得个体和小团体能够自主发声,而无需传统的组织结构或领导层。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交流平台,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信息泡沫和极化现象的加剧,这促进了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动员。在数字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公众可能会更倾向于接受符合他们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视或排斥不符合他们观点的信息。特别是,数字民粹主义善于运用情绪化的传播形式,放大社会内部已有的分化和极化,因为一般人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而拒绝与自己观点不符的信息。

总之,数字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将民粹主义政治策略与数字媒体环境结合在一起,对自由民主和公共话语形成威胁。

二、当前中国数字民粹主义兴起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于数字民粹主义,我们既要看到其能够带来政治参与度提高等积极影响,更要重视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其破坏网络生态环境,激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并可能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一)数字民粹主义对网络生态的冲击力增强,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环境

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网络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共享性和互动性,民众可以非常便捷快速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民众的话语权和参与度都极大地得到了提升,同时,社会精英的话语权受到削弱,国家也难以对民众话语权进行有效限制,这导致网络生态环境中极端言论非常容易大规模快速传播,从而为民粹主义滋生创造了天然土壤,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形态——数字民粹主义应运而生。数字民粹主义在中国网络生态环境中的极端倾向已经显现,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网络空间中频繁爆发,而且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极端倾向,这使得网络生态受到严重破坏,数字民粹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前中国数字民粹主义展现出低政治性和高社会性耦合的特征。研究者认为:“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民生诉求大于政治诉求,短期目标诉求多于长期目标诉求。”在数字民粹主义的场域中,民粹主义者更希望通过“闹大”甚至不惜通过虚假宣传的方式对某一个公共事件和人物进行广场式的审判,从而迫使政府“进场”来平息网络社会中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影响。这种近乎“私刑”的舆论施压方式并非将矛头直指政府,而是通过挑起事端,借题发挥,表达对现有体制的否定和质疑,是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挑战。在数字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也会利用数字技术对他人实施网络暴力,侵犯他人的隐私。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网络公民的基本权益,破坏了网络生态环境,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威胁。数字民粹主义极端化、极简化和情绪化的对立倾向会直接导致网络空间中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和极端主义思想的泛滥。许多数字民粹主义观念借助网络谣言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包含的仇富心态极其明显。

民粹主义在处理问题上表现出相对简单化的倾向,具有明显的狭隘平民主义、极端族群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的特征。其过于偏激的解决方案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潮和运动,它也可作为一种策略性工具。这样,若民粹主义的势力持续膨胀或无法得到有效制衡,某些阴谋家可能会利用普通民众与少数精英之间的分歧,满足一些民众对安全感的渴求,以否定现行政治体制,进而对政治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互联网不仅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新的活动平台,而且使得数字民粹主义思潮迅速膨胀或失控。数字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网络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数字民粹主义中的极端思潮很容易左右网络舆论,导致突发性网络舆情频繁发生

数字民粹主义利用网络舆论平台传播其极端思潮,进而影响舆论走向。数字民粹主义对网络舆论的操控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和心理学特征。一方面,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这种技术性来自于新媒体时代以数字信息为传播途径所带来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看,其反映出中国网络舆论的良性环境还有待形成。在良好的舆论生态未形成之时,数字民粹主义中所携带的极端思潮往往会占领网络舆论的潮头,引发互联网上的站队和跟风现象,更有一批历史虚无主义的声音干扰着良好网络生态的构建,带来严重的网络舆情隐患。网络舆情的爆发往往具有快速性、广泛性和不可预测性,一旦受到数字民粹主义的操控,舆情的发酵速度和影响范围就会迅速扩大,并可能演变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数字民粹主义的传播方式往往依赖于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而这些平台的信息审核机制相对较弱,这就为虚假新闻和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数字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公众可能会更倾向于接受和传播引发强烈情绪的内容,而不是基于事实和理性的信息。同时,因为数字民粹主义强调大众与精英的对立,这可能激发公众的对抗情绪。在数字平台上,人们更容易接触和接受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而忽视或排斥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同时,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数字信息更加容易传播和获取,然而,这也意味着信息的真实性难以得到保障,从而为数字民粹主义的蔓延提供了土壤。与此同时,信息获取方式的结构性变化在宏观层面塑造着信息的传播效应,这种传播效应会继续下沉,最终在微观层面改变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互动方式。不能简单地认为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或者把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简单并列。当前,中国社会舆论很大程度上被网络完全重塑或改造,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已经处于难以分辨、彼此交融的状态,网络舆论成为了社会舆论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数字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效应,能够一定程度上主导网络舆论,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受到其他利益驱动时,数字民粹主义更会表现出异常的社会动员能力,网络舆论会转化为线下行动,出现线上线下联动的情况,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数字民粹主义倾向于利用网络舆论平台,通过煽动性言论和激烈讨论来控制网络舆论方向,导致网络舆情的频繁发生和突发性事件增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必须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管理,通过加强舆论监管、引导公众理性表达和加强网络舆论传播规范,防止网络舆情演变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在传统媒体时代,一般民众仅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众的角色发生了显著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成为信息的接收者、传播者以及内容生产者。同时,民众接受与传播信息的习惯、途径和形式也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选择新媒体获取与发布信息。这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使传统媒体时代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网络背景下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三)数字民粹主义对网络话语权的影响力增强,严重威胁主流意识形态

数字民粹主义具有很强的平民性。从表面上看,它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是普通民众意见表达的一种表现形态,但它包含着非常强烈的极端倾向,很容易形成网络暴力。数字民粹主义往往容易与其他社会思潮形成融合,呈现出解构现存社会秩序的趋势,对现有的政治共识造成冲击。数字民粹主义的话语特征表现出非常强的极化色彩,其话语权的建构容易制造社会分裂,也就容易导致社会极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其话语权的建构,都需要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而数字民粹主义话语权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通过网络制造社会分裂和社会极化的能力。所以,数字民粹主义“有着在原本并非截然对立的价值之间作绝对化取舍的倾向”,其往往通过网络设置虚假议题,甚至散布谣言来鼓动网民的对立情绪。数字民粹主义“通常站在自己所排斥、厌恶的社会集团的对立面上来描述自身”。这种对立包括资本与劳动者的对立,富人与穷人的对立,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官方与民间的对立,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对立,等等。

当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显著扩展了话语表达的范围,增强了单个的话语主体在表达中的影响力,并对社会事件、行为以及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分散的话语权利一旦聚合,便可转变为实质性的权力,促使话语权重返社会领域。数字民粹主义中掺杂了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和混乱的多元信息,不仅鱼龙混珠、真假难辨,而且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纲领。由于没有固定的政治团体及集中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其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完整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民粹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个特点进行引导灌输,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使大众不断接受,甚至迷恋其所兜售的观点。数字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消解消溶,甚至在特定情况内会形成民粹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强占”。

数字民粹主义刻意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滋生社会戾气,激化社会矛盾,而且会导致社会分裂与极化,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持否定性观点。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真正的民主”体现在全体公民的直接参与,而代议制民主被视为一种少数人掌握的形式,因此被视为虚假的民主制度。民粹主义认为,代议制政府之下的精英是少数人利益的代表,是富人和有产者的代表,因此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的利益;甚至认为几乎所有体制内的精英在道德上是腐朽的,在政治上是无能和短视的。这些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种极端思维和刻意表达蓄意把矛头指向现有体制,是极其反动和危险的。

(四)数字民粹主义鼓动社会群体间的情绪对立,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具有平民色彩,都可能值得赞道。但是,如果这种平民色彩极端化,就会走向反面,不仅不利于维护民众利益,反而会对民众形成伤害。民粹主义把民众与精英对立起来,对国家和政府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事实上演变成了一种反社会倾向,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与话语权的下移极大增进了平民阶层的话语权,这也为数字民粹主义的极化提供了温床。一个正常的社会,普通平民阶层“也比其他阶层更喜欢极端主义运动,因为极端主义容易迅速地对社会问题提出答案”,从而更容易走向极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衡,甚至阶层固化,使得一些人聚集了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非常容易在思想上走向极化,成为民粹主义者。数字民粹主义不仅鼓动大众在虚拟世界的对立,也把对立带向了现实社会。将网络平台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各种截然对立或冲突的观点带入现实生活,对社会稳定极为不利。数字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塑造网民行为的同时,极易将其负面影响从虚拟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社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引发动荡不安。

正如前述数字民粹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倾向于过度简化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它强调二元对立的视角,这种过度简化往往会使公众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偏离事实,进而影响他们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导致社会舆论环境极化,从而加剧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一些网络媒体,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网络媒体,为了获取流量,博得网民眼球,利用网络空间中广泛存在的民粹主义情绪,发布一些虚假信息或谣言,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引发网络突发事件,危及社会稳定。一个简单的事件,数字民粹主义者运用强大的动员能力和传播能力,往往能将其转化为一场重大的公共事件,尤其是受到其他利益驱动时,甚至可以表现出很强的街头动员能力,网络舆论能迅速发酵并转化为线下行动,出现线上线下联动状况,形成空前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网民政治素养的欠缺,不同群体或个体所拥有的话语权极不均衡,事件的真相并不重要,而公众对事件的立场则会赋予极强的政治性,上升到诸如爱国主义与卖国贼、民族主义与崇洋媚外、真理与谬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光明与黑暗等的高度,最终绑架社会民意,对社会秩序形成威胁。此所谓网络空间“群体极化”现象。

同时,因为网民群体非常复杂,其知识水平、个人修养、经济能力和政治诉求的差异很大,不同群体的话语权差异也很大,这也导致网络舆论容易产生激进倾向。此外,民粹主义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年轻人和底层社会群体是数字民粹主义的主力军,我们要高度重视对这类社会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提高他们分辨信息的能力,使他们正确认识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防止他们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淖中。

三、当前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化解之道

对于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治理需要综合施策,既要保护公民的网络参与权,又要防范极端化思潮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既要从现实的民生问题出发,实现公平发展,又要提高公民素养,从而加强数字治理,实现数字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加强网络治理和数字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是消除数字民粹主义最有力的措施。要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从源头上遏制虚假信息和煽风点火言论的传播,净化网络环境,不给数字民粹主义传播可乘之机。但是,由于互联网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加之,网络生态及其治理是一种新现象,一些人难以迅速改变传统思维习惯,在治理理念上存在不少错误认识,因此,进行有效的网络生态治理,难度就变得非常之高,网络治理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这表明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非常重要。

第一,要跳出传统社会管控的思维习惯,顺应网络时代的新特征和新变化,树立法治、德治、自治多方共治的新治理理念。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要加紧健全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整治网络空间言行,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生态氛围;要适当掌握网络议程设置权,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并采用各种有效治理手段,发挥各治理主体在网络生态治理中的有效作用,积极探索多中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动员并组织各类网络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充分发挥不同网络行为主体的治理优势,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

第二,要建立党委、政府、社会与民众之间良好的沟通机制,为民众通过制度性渠道进行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提供途径,从而减少他们通过非制度性渠道表达自身诉求而危及社会秩序的行为。主流媒体要秉持理性客观的报道态度,多呈现专业分析和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对立和情绪化。同时,要严厉打击网络暴力和网络欺凌行为,保护网络用户的权益,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规范和整治网络空间环境,消除网络空间中的极端倾向,化解民粹主义生存的网络生态环境。

第三,多方协同,形成以数字治理化解数字民粹主义的合力。数字治理是一个牵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复杂议题,因此需要加强各方合作,形成数字治理的合力。为了维护公民的数字权益,如隐私权和数据安全,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包括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数字技术的使用规范,并建立健全违法违规处理机制,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及时和有效的处罚,从而为数字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同时,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并提供更多的技术手段来应对数字治理面临的挑战。例如,通过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提高数字信息处理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减少虚假信息和网络欺诈等问题。

(二)加强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防止网络舆情演变成网络群体性事件

要倡导理性、开放、多元的言论环境,增进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避免过度对立和简单化,防止网络舆论环境出现极化现象。一般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各种参与行为本身就容易导致非理性,因为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匿名表达使人能够逃脱各种规则的限制,较为自由地发表言论,加之网络主体人数众多,容易产生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和从众心理,数字民粹主义者正好利用互联网的这种特点煽动各种对立和网络暴力,从而导致网络舆论走向非理性。网络信息传播往往会引发“蝴蝶效应”和“沉默的螺旋”现象,进而促成网络空间中极端思潮的形成。由此,极端言论和极端思潮得以迅速广泛传播,这是数字民粹主义快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各级党政部门应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监管,建立健全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以防止数字民粹主义进一步蔓延和扩大。

第一,强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促进主流媒体间的互动,拓宽民众在主流媒体上的表达渠道,及时了解民众的社会诉求,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正面。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造传统媒体的单向灌输模式,使其增强互动性。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相比,网络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具有很强的互动性。网络传播的其他属性如传播的广泛性、时效性等,传统媒体同样拥有,只是程度上有差异。但网络的强互动特征,是媒体变革的一次质的飞跃,是革命性的变化。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规律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只有适应这种变化,才谈得上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在网络舆情管控问题上,要有针对性地运用各种前沿技术手段和工具,准确分析网络舆情的特征和走向。

第二,网络平台应加强内容审核和管理,严格规范用户言论,减少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的传播。同时,大力倡导理性、客观、公正的言论环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新技术的运用,各种新媒体,例如微信、微博、抖音、快手、贴吧等,不断涌现,并在网络舆论场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就要求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作用。融媒体的优势在于,可以使各种媒体的优势展现出来,并发挥其特点,从而使得内容形式变得更加生动丰富,更易于为普通网民理解与接受。要加强主流媒体的融媒体建设,积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新媒体对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形式进行整合,使其各自优势得到提升。要鼓励网络用户发表积极、正面的言论,引导网络舆论向着健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增强信息传播和理论宣传的效度与力度,有效引导网络舆论。

第三,要区别对待合理的民意表达与民粹主义情绪宣泄这两种不同的现象。合理的民意表达通常围绕具体政策或现实问题,追求切实可行的改革或解决方案,而民粹主义则往往基于泛化的“人民”与“精英”对立的口号,缺乏切实可行的建议。合理的民意表达会运用理性分析和事实依据来论证自身主张的合理性,而民粹主义则更多依赖情绪化、夸张渲染的言辞,甚至散布阴谋论和谣言。同时,合理的民意表达会尊重不同声音,愿意通过民主协商渠道、通过交流对话达成共识,而民粹主义常将异见者或少数群体敌视为“敌人”“内奸”,不愿意接受沟通与对话。此外,合理的民意表达一般代表公众的利益诉求,认同民主法治的基本框架,而民粹主义常被特定阶层或群体的狭隘利益所操纵和主导,彻底否定现存体制。总的来说,合理的民意表达建立在事实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民主渠道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而民粹主义则更多诉诸情绪化、极端化和对抗性言论,具有破坏性和排外性。认清合理民意表达与民粹主义情绪之间的差异,有利于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防范社会风险。

(三)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铲除数字民粹主义的生存土壤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思潮竞争的重要战略空间,数字信息成为了重要的资源要素,必须高度重视网络话语权的重要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意识形态话语权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互联网时代特色的网络话语权。网络话语权指的是网络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言论表达的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实际影响力或要求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作出回应的能力。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宣传思想领域极为重大的问题,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数字民粹主义对网络话语权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了网络话语权在塑造公众思潮和价值观念方面的重要性。为有效应对数字民粹主义的挑战,就要铲除数字民粹主义的生存土壤,维护社会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一,应把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来理解,一刻都不能放松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数字民粹主义通过网络平台传播其极端主张和情绪化言论,渗透并影响主流舆论,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和权威。这要求我们要加强对网络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公众对网络舆论的辨析能力和批判思维,增强对极端言论的抵制和拒绝。应该高度关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提升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遏制数字民粹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从根本上消除其在网络空间中的生存环境。

第二,要在各种数字平台,特别是网络空间上大力传播主流价值观,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提高全体人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增强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与认识,提高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各种攻击、扭曲和贬低的网络言论,必须明确予以反对,及时纠正,坚决制止。要适应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要求,建设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重点网站,运用生动灵活、丰富多彩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揭示这些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的本质特征,提高广大网民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策分析水平,提高网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辨别力。

第三,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数字民粹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分枝散叶,生根发芽,并兴风作浪。对于中国而言,其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严峻挑战,并极易与国内极端思潮和极端势力结合,我们要高度警惕,并有力防范其他国家民粹主义观念、思潮和运动通过网络向我国蔓延,特别是要有效防止国内外民粹主义勾连结合在一起,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四)重视培养具有真正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公民,提升网民的政治素质

数字民粹主义表面上看去具有很强的“平等意识”,是普通民众对贫富悬殊与社会分裂的一种抵抗,带有浓烈的反抗精英、维护普通民众利益的色彩,但其在本质上是反平等、反权威、反精英的,并不利于实现平等,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因此,提升网民的政治素质是应对数字民粹主义挑战的重要举措。

第一,要通过加强公民教育和社会培训,提升网民的政治素质,使其具备理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更好地抵御数字民粹主义的影响,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政治素质不仅包括了对政治制度、公共事务和社会发展的理解能力,还涉及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和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加强对网民的法治教育和公民教育,培养网民遵纪守法意识和公民意识,提高网民政治素质和政治鉴别能力,使他们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确认识民主的涵义与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群体间的融合,营造温馨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消除数字民粹主义的民众基础。

第二,通过教育培养公民的理性思辨能力,提高其辨识谣言和极端言论的能力,有利于防范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对于公民自身而言,需要提高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平等观念与平等意识。从理论来说,平等观念与平等意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理念基石。平等意味着社会中的个体在社会关系和生活中处于同等地位,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应享有平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平等义务。要通过教育使网民领悟到人格平等、机会平等与权利平等的真正含义,而不是以一种所谓的不平等代替另外一种不平等,也不是以一种所谓的平等代替另外一种平等。数字民粹主义倾向于利用社会矛盾和情绪化言论煽动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和冲突,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重视培养公民的真正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加强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提升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减少数字民粹主义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进步。要通过正确引导,使网民进行网络表达时,能够将个人情感立场与公共利益区分开来,重视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德、遵守法律法规。通过教育和宣传等途径,加强对真正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宣传和普及,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第三,要切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贫富差距,保障民生福祉,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数字民粹主义的兴起部分源于社会群体间的经济、文化和地域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了对立和冲突。数字民粹主义往往通过煽动性言论和激烈讨论来放大这些对立,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当前,中国的数字民粹主义源于社会转型期断裂的社会结构和逐渐堆积的社会问题。而新媒体的发展,助长了这一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具有真正平等观念的公民固然重要,但要从根源上解决数字民粹主义的威胁,仍然要将目光放到发展上来。以发展促和谐,以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优化社会的分配结构和资源的利用方式,尤其要注重发展成果分配,争取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样,才能探索出解决数字民粹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泛滥的根本之道。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就业机会等措施,可以减少社会不满情绪,从而削弱数字民粹主义的生存环境。优化资源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对于社会的和谐至关重要。政府应该关注资源的公平分配,确保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在社会层面,要鼓励社会各界的合作、加强社会信任,并推动公民参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减少对立和冲突。

四、结语

当前,数字时代的技术赋权与话语权下移推动了中国民粹主义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并使民粹主义产生了新形态,即数字民粹主义。数字民粹主义作为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新形态,已经成为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之一。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民粹主义借助数字技术进行社会动员和传播思想,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其能量不容小觑。特别应注意到,数字技术进步可能会进一步提升数字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能够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精准和更有效率,这样,数字民粹主义的信息就能够更快速、更广泛地传播到公众中,其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要全面准确把握数字时代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新动向,清醒认识数字民粹主义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有效化解。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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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党政研究》202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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