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习惯于——而且我们应当如此——以演化的视角——而不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审查我们周围的世界，包括目前我们共同经历着的这场危机。在演化视角下，只要足够长期，我们就会看到，目前的这场危机，连同“安然”公司和“长期资本”案件这类先导性事件，恰好是战后出生的西方人在1960年代的社会反叛中已经充分表现的西方传统价值瓦解过程的一部分。它每一次都试图颠覆既有秩序——至于它是从金融部门还是从其它任何部门发动它的挑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宪法在内的西方社会既有秩序的价值假设，在战后的年代里迅速地“过时”了。西方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在新生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对社会构成原则的重新讨论。

目前的危机，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对基本价值的信任危机。如以往一百五十年西方思想家们不断指出的，它源自西方理性的固有缺陷和基于宗教情感的自律精神的衰微。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金融界的问题从而急于批评我们的金融家们丧失了良知，或者，在另一极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失败从而不惜任何代价地要重建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就仍将停留在对市场的错误认识之内，从而只能等待从下一次危机中学习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令人遗憾地始终忽略了的关于市场、社会和民主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绝不是如忽略了它们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掌握。因为，它们是实践的原理，它们根本不能简单地从教科书里习得，它们是通过使自己成为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而成为“原理”的。它们之所以被有些误导地称为“原理”，是因为没有其它更合适的语词可以概括它们对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具有的重要性。

例如，所谓“市场”，它的本质仅仅在于“定价”。当然，与这一定价方式联系着的，是它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过，只要资源稀缺，我们就无法回避定价问题——不论是用市场的方式还是用其它方式。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用其它方式定价可以引发远比市场定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美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恰好在于，当政府试图阻止市场定价过程时，它立即丧失了为“有毒资产”确定合理的收购价格的能力。又例如所谓“社会”，它的定义应当是：从一群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分享着某些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个体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它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理性能够设计出来的，它的演化过程也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够预期的。所谓“社会演化的复杂性”，是指社会变迁的路径既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又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惟其如此，如下述，“民主”才可能成为任何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之一。

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总必须与当时当地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相适应，并因此而在政治领袖们那里获得适当的表达——可以是“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是“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名称是否真确地概括了特定历史情境内人们所欲求的“市场”、“社会”与“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这些名称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之间是否保持了合适的竞争关系。后者被称为“政治”过程，也被称为“基于自由讨论的治理”（governance by free discussion）。如果这篇文章的作者鼓吹的“第三道路”，是试图整体设计上述的基于自由讨论的社会治理，那么我们相信，他鼓吹的其实是乌托邦。虽然，我们同意作者的看法，我们应同时拒绝“极左的”和“极右的”，或任何激进主义的极端态度。因为，人类社会及其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因为人类的激进态度而变得健康起来。与此相反，社会健康的标志，往往在于人们，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中庸之道”。这样的政治智慧，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黄金中庸”。

中庸，它的前提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性。惟其如此，我们才必须警惕任何政治纲领所表达的过分自信（可称为“理性的狂妄”）。在各种政治纲领当中，我们最应警惕的，是那些不仅过分自信而且以实施纲领的名义要求我们放弃已有的自由——包括“市场”、“社会”、“民主”，以及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其它方面。

世界复杂，社会问题复杂，社会危机问题复杂，故而我们只应相信“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尽管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这一过程是否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一样，是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的前提。对言论自由的否定，犹如社会拒绝知道关于致命打击的消息一样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和生命。由于前途的极端不确定性，我们应当格外鼓励带给我们“致命消息”的行为，并且格外警惕“报喜不报忧”的行为。如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也迫切地需要一个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否则，重大社会问题的求解，便希望渺茫。

不论如何，与文过饰非相比，那些直截了当承认本土社会危机的政治家们，更值得我们尊重。与空洞的政治口号相比，那些能够唤醒广泛的危机意识的政治口号，更值得我们尊重。与无法实施的纲领相比，那些沿着大致正确的演化路径配置资源并切实解决问题的纲领，更值得我们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