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5 次 更新时间:2009-02-19 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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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王鲁湘:今天见到甘阳我很兴奋,因为我们两个不见面已经有20年了。

  甘阳:有。

  王鲁湘:有20年了,但是20多年以前,我们一起在北大这个校园里头,我们当时是同学,他在西方哲学研究所,我在哲学系,那时候的甘阳在北大就是一个极其有个性而且有思想棱角的人,今天大家都看得出来,基本上和那个时候没有多大变化。毫无疑问,甘阳先生是80、90年代,我们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一位名人。现在的话,就是中国出现了知识分子中间的好多的好像一些派别,有什么新自由主义,有什么新左派,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知识分子从90年代以后的这样一种学术上的一种分野呢?

  甘阳: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就是说因为就是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没有一个派别可以说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大概每一批知识分子可能注重的是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方面,所以我基本上觉得,虽然是90年代以后,这个争论,新左派,自由派,各种各样的派别很厉害,当然搞得人际关系非常地伤感情。

  但是就说你现在回过头平心静气看,这是中国社会特别健康的一个发展,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并不在于哪一家是对,哪一家是错,而是说在于有这个思想争论,没有一家可以独大,这一点我觉得反而比较重要,所以虽然比方说很多人把我看成新左派,不管他怎么看,但我自己并不希望新左派独大,我并不希望新左派单独垄断中国思想论坛,我也不希望新右派垄断思想论坛。

  我觉得这样一个长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能够一直进行下去,而且在一个不受政治干扰的,能够在充分思想,不要和利益集团有太多瓜葛的一个思想的学术的,和对社会分歧的一个争论,这个是健康的,而且我觉得是中国社会特别好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下面今天讲,还会讲这个问题,甚至相对于我们中国,相对于苏联、东欧,相对于很多其他社会,我觉得90年代这个争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表现,它是有实质成果的,并不是茶杯里的风波。

  王鲁湘:对。那么这里就必须要提到,提到您的"新三统论"了,因为熟悉您80年代的学术基本立场的人,都感觉到您90年代或者现在的立场和80年代好像有一定的转变,那么这其中的话,像您提出的"新三统论",甚至还有人认为,您这个理论有一点好像,有点向我们中国的现实政治有某种靠拢,或者说甚至有人说的这个词当然不太好,说有点逢迎,那么您对这种评价是怎么看的?

  甘阳:首先一点先不谈具体观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后面一点,就是说好像说这个知识分子的言论好像和政府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个禁区必须打破,你只管你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如果你的说法,政府的说法,正好是符合你的,有什么不可以支持?并不是说你的立场就是一个反政府立场。我一再地说,就是现代社会,比如说知识分子非常要警惕的就是说作为权力的附庸,但是现在社会最大的权力未必是政府,它可能是商界,可能是你们媒体。

  王鲁湘:媒体,对。

  甘阳:所以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并不仅仅表白了,你现在实际上你标榜你自己反政府很容易,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荣耀,反而你敢于不反政府,才倒是比较难的了。

  王鲁湘:也有一些人认为,您的这个"三统论"中间,好像对毛的文革时代有过多的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吗?

  甘阳:我觉得不是,我想我至少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一切都是好的,并不是,我觉得就是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果我,提出了一个很基本的很简单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要排除意识形态,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相对比较成功,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整个世界的社会科学里面没有得到解答,因为很难理解,因为特别是你要考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末,整个西方的学界在看中国的改革和苏联东欧的改革,当然一个很想当然的预设,如果苏联、东欧的改革都不成功,中国怎么可能成功呢?

  我给了几个例子,比如说中国1979年,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所有的企业的经理、厂长的平均文化程度是11年,也就是高中都没有毕业,苏联、东欧的所有的厂、所有的经理企业当然都是大学毕业的,他们的教育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他们的工业化的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他们的农业化程度比我们低得多,而且他们和西方文化要更接近,他们的政治开放要比我们厉害,你要说抛弃、抛除阶级斗争,他们早就抛弃了,早就转向经济,但是他们没有走出来,这是为什么,我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他诚心不要苏联好,要把它摧毁,这是不可能的,他也希望像邓小平一样,使苏联改革能够走出来,但是他没有走出来,反而把这个整个是瓦解,而这些问题我们要去追问,也就是我们现在对自己改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必须得问一个为什么,而这个理由我认为和毛泽东是有很大的关系。

  你恰恰因为,就是毛泽东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就是搞破坏,当然毛泽东破坏的同时,他把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给摧毁掉,也就是中国本来是要学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但是毛泽东搞大跃进,就是最彻底地破坏计划经济,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时代,有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否定,就是毛泽东的平等主义的这个倾向,平均主义,他力图把这个工业化带到农村,虽然大跃进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在一个从,好像意识形态的角度,好像为毛泽东辩护而辩护,而是说我们必须理解这样一些问题所在,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中国,它的发展的道路是有它自己独特性的,而说不定,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找到解释为什么苏联、东欧不成,中国反而走出来一个理由。这是我大概考虑问题的一个思路,并不是说从一个意识形态出发,而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怎么解答。

  王鲁湘:对,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甘阳先生给我们演讲,今天甘阳演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

  

  甘阳: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可以从一个现在最近的一个笑话,其实刚才王鲁湘已经提到了,这个笑话来开始。这个笑话说什么,说我们中国千万不能学任何国家了,因为我们中国学哪个国家,就把哪个国家给学垮了,我们最早是学苏联,这个苏联没学成,这个苏联完蛋了。然后曾经有一段,你们年轻人不知道,80年代有一段我们很迷南斯拉夫,认为南斯拉夫有一个模式,而且认为南斯拉夫还有理论、实践这些,现在南斯拉夫都没了。

  然后你们会记着1997风暴前,中国几乎已经形成共识,就说我们要东亚模式,尤其是南韩,刚开始学,南韩不行了,这个金融危机一来,南韩不行了。你们大概记得两三年前,又有人说越南怎么这样,不能说,一说它就出事情了,这是笑话,然后大家说,大家说学美国总没事情了吧,美国又出事情了。那这个笑话现在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但我看到的版本比较有趣,是我一个老朋友,周其仁,他也引用了这个笑话,我觉得周其仁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笑话虽然是可以叫笑话,但它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说,我觉得周其仁说得非常地正确,我特别地同意,就是它表明我们中国再也不能以任何一个模式作为我们的模式,任何模式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模式,就是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能够按照任何一个模式来做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他并不仅仅是周其仁个人,我最近还有一个,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张五常,在香港《信报》他的专栏上发表一篇文章,他一句话说得更绝了,这个我要原话念给你们听,他说叫"30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都害人无数",惊叹号,还惊叹号。他说所以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我就安心一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话如果10年前说,那肯定是新左派呀,5年前你要说这个话,也肯定打成新左派,你不会想到张五常会说这个话吧,怎么可能呢?

  但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比较重要,也就是可能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以后,我觉得中国可能无论左、右,像刚才王鲁湘问的,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共识,不管大家有多少分歧,但至少我们在开始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对美国模式的迷信,这是也就是我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一个内容,一个主要点,就是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强调,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这个关系,我想特别要强调就是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就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前提,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第一次思想解放到底是什么。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思想解放,30年来的思想解放,但是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很简单地概括,也就是说第一次思想的解放的内容是这样,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我们很长时间以一种非常粗暴的、粗暴的简单化的方式全盘否定西方,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从这样一个对西方化的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实质是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可以说这个30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这个幅度,那根本是五四运动无法相比的,这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那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基础,这个是基础。

  也就是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向西方学习,去重新看西方了,那就不可能有我刚才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也只有在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开始逐渐提高中国人自己的水平,来判断,来辨别,哪些西方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比较有用,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国情,哪些东西仅仅是一些,或者它那边有用,对我们并没有用,或者是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我觉得,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会强调,就是要避免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那样一种简单化的批判否定西方,所有对西方的检讨是一种言之有理、完全是从实情出发的一种考虑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仍然要强调,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这个重要性,特别是在早期,这个是来之不易的,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受惠者。

  我觉得为什么强调早期,因为早期特别困难,思想解放,真正来讲的思想解放实际上人都是很少的,他一定是少数派,因为如果你和大家想的都一样谈什么思想解放呢,思想解放一定意味着前期你是异端,你被看成是非常大逆不道的,这才叫思想解放,你和所有的主流的、统治的、主导的潮流观念是完全不一样,这才叫思想解放。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实际上它并不是仅仅从1979年才开始,因为实际上从文革初期,中期,晚期,都有很多,很多人为什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说张志新。

  我可以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个人都会碰到,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思想,它束缚着你每一个个人。你们这里可能有些人知道,我在学术界最初出道的时候是翻译一本书,叫做《人论》,那时候我还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时候,这个书大概20万字,我翻译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大概不到半年,我估计4个多月,但是翻完以后,我压了一年多,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因为像卡西尔的《人论》这本书,在当时范畴上,属于叫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那翻译这个书,不像我们现在,你大家随便都可以翻,这个是很严格的立项,都是老先生们推了,然后议。

  但是它有个规定,你这样的出书以后,然后你要写一篇序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它,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非常麻烦,那说得很白一点,就是你要去想,找很多的马、恩语录来怎么样批判它一下,像我就不愿意做,这个不愿意做就很麻烦,这个书翻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很别扭,所以放在那儿,但是问题书已经列入出版计划了,所以必须要写,所以最后,我印象中,我这个序言的内容到底写了什么,我现在忘了,但是我印象中很清楚的,为了写这个序言,我把马克思的这个《德意志意识与形态》又看了一遍,想挖挖从,挖哪两句话出来。

  所以你要想,就说这样一个这个小事情都非常地难,也就是它对于这些像西方学习有大量的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思想解放运动的这个开展,确实成效非常,而且进展非常快。比如我刚才讲的是1984年的事情,我翻译那本书,还在北大的时候,我翻那个实际上是1983年。然后到1987年,卡西尔另外出一本书,让我写一个序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完全自由了,那是1987年,《语言与神话》这本书的序言,几乎在学术当中,在纯学术领域,从我们做西方哲学角度来说,禁区几乎没有了,我可以完全按照我自己想法去,你根本不用去想那些,如何去应对它那个外在那些要求,你可以很放开地写。在1987年已经可以进展到这样一个程度。

  当时就是1985年我从北大毕业以后,然后我和一些同学主办这个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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