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现代中国法学成长的基本逻辑

——在广西财经学院的讲演,南宁,2008-4-2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6 次 更新时间:2009-02-11 19: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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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94。

  

  汉语思想百年来所想的基本问题,都是与西方思想发生关系后引出来的。应该如何来把握这种历史性的“发生关系”?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修订版前言,页6。

  

  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命运的人文知识(knowledge of fortune)而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 fact)。科学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人文知识既是对命运的理解,又是对命运的参与行为。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152-153。

  

  生产一种人文知识就是策划一种生活。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156。

  

  在目前法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来自西方的情况下,法史学理所应当承担全面审视中国传统法律,并对法学理论提出质疑的任务,而不是借助法学理论在史料中寻寻觅觅。”

  ――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28。

  

  在对法律移植的思考中,我们的法理学恰恰遗忘了法律本身,而仅仅关注对移植的思考:要么将其理解为要不要移植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把反对法律移植的主张看作是糟糕的保守派,把支持法律移植的主张看作是开明的改革派;要么将其理解为如何移植的技术问题,从而比较法律移植与生物有机体移植有什么不同,探讨移植究竟是机械移植还是有机移植,究竟是照搬照抄还是学习借鉴。所有这些关于法律移植的讨论,似乎没有讨论我们所说的法律究竟是什么,更没有关注法律移植与国家重建之间的内在关联,更不会对法律移植本身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因此,法律移植尽管是法理学中反复谈论的重要话题,但其中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法理学问题。

  ――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页3-4。

  

  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84。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广西财经学院作一次学术讲演!广西财经学院与广西大学虽然只不过一墙之隔,但是很多年来我们基本上没有往来,真正是老子所讲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啊。然而,近来有了一些根本的变化。一方面广西财经学院成立了法学系,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来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因种种机缘,我先后结识了贵院的莫怩老师、兰艳老师,以及,系主任雷裕春教授,这就使得我们之间的正常交往有了一种现实性。所以今天我能来到这里作一次学术讲演,我要对雷裕春教授、莫怩教授、兰艳教授三位学术同仁致以诚挚的感谢!当然,我也要同样感谢同学们来听我的学术讲演!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现代中国法学成长的基本逻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题目呢?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现代中国法学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是我们还很难说,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的现代中国法学已经建立起来了,因此,为了一门知识体系的中国现代法学的构建需要从整体上对它进行反思性地批判性考察。第二,对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学的发展,特别是对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法学的发展的反思,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特别是理论法学界已经是一个学术热点,有许多学者如苏力、邓正来等人已经作出了重要的批判性的反思,这些反思显然是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前提,我们正是要从这种探讨中,深刻地看到现代中国法学成长的基本逻辑。第三,从我个人的理论关注点来说,我主要从事理论法学的研究,因此对这样的问题思考的当然就多一些。我认为,从整体上探究现代中国法学的意向性结构,达到现代中国法学的自我意识,还是一件很少有人从事的学术事业,而不能从整体上达到现代中国法学的自我意识,那么就不可能有现代中国法学的成熟与发展。

  因此,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在“现代中国法学成长的逻辑”这一题目下讲这样三个问题。第一,现代中国法学的生存论形象,从社会变迁角度透视现代中国法学在中国学术制度的现代转换之中的建构,第二,现代中国法学的移植性品格,探讨现代中国法学在当下的基本构成,从而厘定现代中国法学的性质,第三,现代中国法学的自主性追求,探究中国现代法学之所以为中国现代法学的内在根据。很显然,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现代中国法学之意向性结构的三个方面,它分别涉及到的是中国法学的现代性、中国性与学术性。

  

  一、现代中国法学的生存论形象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现代中国法学的生存论形象。现代中国法学虽然是一种知识体系,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话语体系,但是它所反映与折射的却是现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重大变迁。我们从事法学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通过反思性的批判工作来审视它,把握它成长的基本逻辑。然而,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法学学者而言,很可惜的是,我们的法学者关心过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宪政,或者说几乎关心过与法有关的一切问题,可是唯一没有认真关心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法学?

  这些年来,可以说,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细心追究现代中国法学成长的轨迹,试图追寻出现代中国法学发生的起始点以及发展与成熟的逻辑。我在研读中国法学文献时,最令我震撼的是梁启超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这句话:“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94。)我认为,这是现代中国法学的焦虑意识。我将此一焦虑意识命名为现代中国法学的“梁启超焦虑”,而正是这一焦虑意识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法学之门,所以我同时也将它命名为“现代中国法学的梁启超之门”。去年承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的向忠诚教授的好意,我有幸获邀为政法学院法学专业的研究生们讲述当代中国法哲学,共进行了十讲,同学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法律博客上去看,不过我只整理出了四讲,还有六讲我将尽快整理出。我在这十次讲座中,一个根本的意图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将当代中国法学的知识系谱从逻辑上作出一个描述性的考察。特别在第一讲“当代中国法学如何可能”中,我明确地将中国现代法学放在中国学术制度的现代转型这一背景之下去考察,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中国法学是随着中国学术制度的现代转型而型构出来的一门现代的学问,它是一门崭新的知识体系。具体地说,中国学术知识制度的现代转型始于晚清时代的从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原先长期主宰中国学术的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为从西方传入的分科之学所取代,中国法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中是找不到的,只能在现代的分科之学的知识图景中去寻找。这一讲是我整个十讲的一个核心,起初我将它以讲演稿的形式发表在我的法律博客(参见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学如何可能——在广西民族大学的讲演(之一),南宁,2007-10-8》,http://weidunyou.fyfz.cn/blog/weidunyou/index.aspx?blogid=265598)上,后来承《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编辑解永照先生好意,经过修改后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一期上。讲演稿起初登在了我的法律博客上后,我看到了我的学生、原先在广西大学法学院读本科(1999-2003)现在随我读哲学研究生(2005-2008)的吕勇同学给我的留言,他说除了对中国法学给出一个知识论上的解释,是否还应该有一个生存论上的解释呢?我当时并没有回答他,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在我的心里,今天正好借此机会来回答吕勇同学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从生存论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法学给出一个有别于知识论上的解释,也就是一个生存论的解释。

  其实知识论与生存论是很难区别开来的。知识既是生存的表达,同时也型构着生活本身。因此知识作为话语既是描述性的,同时也是规范性的。这意味着,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制度的重大变迁实际上是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变迁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将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力量在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起作支配性的作用。从总体上看,以经为中心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是适应一个皇权社会或乡土社会的社会建制的。在这里我要向同学们介绍一下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的认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政治权力及教育制度的强大力量,使得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即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一个封建社会,因此是一个停滞、专制与野蛮的国家。正象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所说的那样,“大学文史哲专业的学生,至今还被30年代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史学观念左右着。一提起1840年以前的中国,就是以保守、封闭、落等字眼概之。”(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页95。)但是在一大批严肃而杰出的学者,如哲学家梁漱溟、梁启超、何怀宏,史学家钱穆、余英时、冯天瑜,法学家季卫东、梁治平等人的认真深入的研究与阐释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封建社会,之所以这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被人们称为封建社会,从根本上看是建立在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五阶段的社会理论是一直到今天也还主宰着我们的教科书,而五阶段的社会理论只是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并不具有普 适性。中国优秀的学人正在从这种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古代的中国,进而认识我们当下的中国。我希望同学们能去研究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这是一部中国人重新进行自我认识乃至重新进行自我命名的重要著作,正如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所评价的,以封建社会指称秦汉以至明清的中国社会,既不符合中国典籍的古意,也难与西欧feudalism对接,也不符合马克思以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封建主义”概念。“这就是冯天瑜新著《“封建”考论》经过细腻、详尽、严密的考论所得出的结论。”(张绪山:《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封建”考论>读后》,载冯天瑜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页423。)在有效地解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恶名之后,如何来对秦汉以至明清这一段命名呢?冯天瑜先生明确指出,这一段应该命名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可简称为“地主社会”。(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页411。)对此命名,张绪山认为过于繁复,因此主张命合为“皇权社会”。(张绪山:《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封建”考论>读后》,载冯天瑜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页424。)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张绪山教授的看法,我觉得秦汉至晚清这一段中国社会用皇权社会命名比较合适。按照这种逻辑,那么我们当下的置身其中的社会可以看也是一个后皇权社会。

  有了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以经为中心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是适应这个皇权社会的,而这个社会也可以象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一个乡土社会。不管是皇权社会,还是乡土社会,总之是与我们今天所称的现代社会大不相同的。费孝通先生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页10。)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页70,页140,页149。)这样的社会决定了知识论上必然发展出一套稳定的观念作为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依据。经学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就几乎是必然的。这同时也意味着,随着这样一个时代结束,经学也该结束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著名学者、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高瑞泉教授预言了一个“后经学时代的来临”,他说:“20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都可以称作‘经学时代’,随着最后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和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相继退出思想界的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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