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由《日本人论》想起沃尔弗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2 次 更新时间:2009-02-03 18: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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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  

  

  最近看见已故日本学者南博编写的《日本人论》(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问世,恰好又见舛添要一进入日本内阁任厚生大臣,不禁想起一位在日本颇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常年作为《新鹿特丹商报》驻日本特派记者——1962年起在日本居住过30多年、至今天还在日本各种媒体上频频露面的卡莱尔·冯·沃尔弗伦(Karel van Welferen,现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及其著作。虽然它与我曾向中国读者介绍过两位战后曾在日本从事日本研究的欧美学者罗纳尔特·多尔(Ronald dore)和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 Bester)一样,对日本的社会结构感兴趣,而且研究成果及结论都给日本同行很大冲击,最后“功成名就”回国,作为“日本通”学者,活跃于欧美学术舞台上。但是,沃尔弗伦与前面两位书斋型学者不一样:是一位出入日本文化界、知识界,不断地对日本政治现状发出振聋发聩的批评,被日本媒体看作是位有志于“改造日本”的外国“政治实践型”学者。最初引起日本知识界乃至普通读者轰动、争论的,是他的那本1989年出版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该书先成欧美畅销书,后出现日文版。我查了一下上海图书馆所藏,发现上海图书馆也收藏了该书4个版本的英文版和1册台湾出版的中文版,也足见《日本:权力结构之谜》影响之大。以后,沃尔弗伦几乎平均每年有一部批评日本现实政治的著作问世,那本《使人不幸福的日本体制》也曾成日本1994年度的畅销书。他的著作不仅风靡一时,至今还是日本好些大学教师在研究班(Seminar)授课的专题;沃尔弗伦依然经常活跃在日本各种媒体上,或接受采访,或与日本知识分子、政治家对话、论争。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问世后,引起日本学术界、读书界关注和论争。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介绍该书内容以及日本读者的反应,主要介绍笔者关心的、从《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最基本观点出发的沃尔弗伦关于日本知识分子的论述。《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最基本的观点,概括地说起来就是:中央政府本来作为政治中心存在,也是负起政治责任的中心,但是,日本政治体制(body poblic)中不存在一个负起政治责任的中央政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不是一个“国家”。日本的权力体系不仅包括中央政府的官僚(职业高级公务员)机构、政治机构,还包罗了农协、警察、媒体,甚至暴力团等各种组织、团体和机构。表面看来,这些组织各司其职,还加上各个政党及其政治家和议会的影响力,似乎权力体系是多元的,可是这些机构、组织,哪个也不对国民负起政治责任。当然这些机构、组织成员中,官僚群体的权力最大,因为他们掌握和实施着行政权力。理论上说来,官僚(高级公务员)在国会议员的控制下,其实并非如此。限制官僚权力的依然是其他部门的官僚。因为为了利益他们之间也产生矛盾和斗争,但是,这也只是局部的,整体上官僚的权力没有人监督,他们自己又不会自觉限制自己的权力,只有极少数议员、政治家在特定场合会干预、调整官僚之间的矛盾,可是依附官僚集团的是多数。就需要知识分子的监督。这样的国家体制(system)不能容忍追求自由、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市民存在,“通过企业和媒体来阻碍、压制具有政治责任感市民的发展”,因此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日本国民是不幸福的国民。

  沃尔弗伦认为,即使与教育相比受官僚集团影响较少的大众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愚民的工具。他批评日本各大报业集团对这种体制的依存和服务。表面上战后日本各大报纸都以“反体制”的面貌出现,但是关于国内政治新闻的报道,往往缺少真实的事实叙述,大多是刊登一些关于自民党内的派系权力斗争报道或推测、分析性的评论文章,把自民党内派系斗争这个不过是政治过程中一个要素作为国家政治整个体系的关键。大众媒体也不时关注一些社会问题,诸如学校中学生间欺负问题、环境公害问题、黑市金融业问题等等。因为媒体连篇累牍地揭露、谴责、批评,引起国民重视、愤慨、抗议,最后或是法院、或是政府来收场,百姓权益得到保护,状况得到改善。表面看来大众媒体表现出主持社会正义姿态,但是,沃尔弗伦指出这些大众媒体报道和评论,一进入政治领域,就受到日本政治体系的制约,编辑和记者会主动严格地自我检查是否违反了“共同默契的规范”。而记者职业团体“日本记者俱乐部”正是自觉延续战前新闻检查传统的一个团体。社会问题的报道“只是周期性地给民众发泄愤怒的一个出气口”。

  这样国家政治结构造成了日本国民、乃至知识分子形成两个强有力有害的传统:一,无论什么体制,都给予支持;二,使潜在的反抗分子都知道,谁要想做小孩子那样的反抗是徒劳的。而日本的教养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通过言论也把这种面对权力都说“没办法”的消极、绝望的意识进一步强化。最终,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己也都认定既成的体制就是最理想的体制,作为最理想的体制来宣传。具有讽刺意义的,本文笔者曾阅读过不少约一个世纪前——明治后期日本人写的访华游记,这些游记的作者总要嘲笑中国人不思进和变革,是个全民操着 “没法子”这个口头禅的民族,鲁迅注重国民性问题,恐怕也是受明治后期日本这种著述的影响。沃尔弗伦奉信以塞亚·伯林的政治领域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观点,指出,日本知识分子的顺应权力这种消极的传统,也反映了他们的知性思维领域的软弱和欠缺。即使20世纪末今天的日本,几乎也很少有人感觉到政治领域影响力之巨大,它与道德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拒绝西方知性的方法论和观念,往往是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理论来对抗来自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或者逃避实际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否定人普遍、潜在的对自由追求的共性。他认为这是歪曲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倡导的对待不同民族文评价要保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从明治时代起,日本知识分子刻意强调日本民族及其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就不断出现大量关于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日本人论”的著作,强调民族的特殊性。沃尔弗伦就提及的“日本人论”的著作,数量之多可参见南博编写的《日本人论》,可以让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自己的怠惰感到羞愧。另一方面,沃尔弗伦也发现,作为逃避的手段,他们发掘出与政治自由无关的个人“精神自由”。最典型的例子是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体系——追求“禅”的冥想中的“精神自由”。沃尔弗伦不知道,其实这种个人“精神自由”,追溯起来,是中国的老庄先开风气,是本家,五代之后道、儒、佛与之合流,中国的大乘佛教传到东瀛后的现代变种。沃尔弗伦说,日本知识分子依赖这种文化相对主义,不能自觉地对拥有权力的人进行批评的政治带来的后果: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对侵犯人权斯大林体制的制裁和谴责;日本右翼利用它,鼓吹民族主义,把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和日本人生命卷入战争的浩劫之中。

  出于文化相对主义,日本知识分子常常用民族文化传统的习惯——“等质性”、“集团性”、“协调性”等等概念作为对权力屈服辩解,强调服从的正当性。保持这种习惯不仅是市民们的义务,竟然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民主社会依靠的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制,而不是前工业社会的“习惯”。

  沃尔弗伦把日本的学者之所以成为听命于官僚的仆人。沃尔弗伦把直接原因归咎于日本明治以后的国家政治服务的精英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甚至到1940年代军国主义时代,一直巧妙地给予大学教授等学者精英一种“思想特权”,网开一面允许他们接触可能威胁、破坏体制的“危险思想”。当然政府是不允许这种危险思想渗透到普通民众中去的,更不允许实践这种“危险思想”。即使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危险思想”也只是在象牙塔中达到个人“精神自由”一种逃避手段——精神鸦片,所以,即使对权力体制提出批评,因为其脱离现实政治、脱离普通市民,也不具有杀伤力。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理论研究水平,远高于我国同行,但是无一不是纸上谈兵。他的这一分析有相当道理,德国第二帝国时期,对知识分子也是采用这样的策略,一边不断强化国家对教育体制控制,一边给知识分子一个精神上宣泄、遁世之渠道,所以日本战前左翼知识分子中有“劳农派”、“讲座派”,德国希特勒上台前的为国家权力服务的精英教育体系大学里有“讲坛社会主义者”。

  沃尔弗伦当然知道更主要的原因,知识界的学者、记者、作家等精英,与国家中央机构官僚一样出自于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相互之间在出人头地的利益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中央政府机构里的职业官僚,几乎为东京大学出身者垄断,在20世纪初的今天,这种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明治以后的教育体制——形式上的学历选拔制度似乎是能力主义下的“公平”竞争,使得胜利者的知识精英们自以为是自己能力与努力的结果,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感完全丧失、甚至也不具有西欧那种明显阶层化社会中精英为了表示自己社会地位合法化要表现出承担那种“高贵的义务”的姿态。这种并不是建立在正常竞争基础上的胜利,会使得精英们毫无责任感地接受既得利益。不仅在经济体制中会导致精英的腐败,而且毒化整个社会的伦理水平。

  沃尔弗伦是个媒体记者,不是学府出身的理论家,所以与日本知识分子争论的时,多采用具体事例进行论战。在《致日本知识分子》(To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一书所收“日本的知识分子为何一味地屈从权力?”一文中,他举了一个官僚与学者勾结的例子:竹下登上台,外务省的官僚准备面向国际社会为总理竹下登做正面宣传的时候,他在《新鹿特丹商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自民党的选举和竹下登的背后有农协和建筑业财团很大的支持的报道,该报很快受到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为此《鹿特丹商报》编辑部撰文反驳,并表示将再刊登表一篇站在日本外交机关的立场上的反驳文章。几星期后日本大使馆转来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当时东京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舛添要一,舛添的文章只字不提农协和建筑业财团与自民党、竹下之间的关系,反复强调日本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也不是非民主主义国家。然而,在沃尔弗伦看来,今天日本尽管有出色的学者、尽管没有政府对媒体检查的法规,这个国家依然没有对权力的知性批判和研究的独立的空间、没有完全脱离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社会,没有一个独立的言论空间(republic of letters),是一件最可悲的事情。

  沃尔弗伦不仅嘲笑舛添要一与外务省官僚之间的亲密关系,受该省官僚之托,勉为其难写这样文章(他认为舛添要一平时并不读《新鹿特丹商报》),还提到他与舛添要一在东京大学改革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舛添要一认为为了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需要来强化文部省(教育文化部)对东京大学的规制(1988年7月《现代》);舛添的改革提案中,还要请外务省官僚到东京大学做兼职教授,这些也竟然得到东京大学同事们的默许。沃尔弗伦之所以对此感到惊讶和气愤,因为他认为正是文部省(教育文化部)的那些官僚的审查、计量、评估每一个大学教师研究业绩的荒唐制度,拖了东京大学1980年代改革的后退。今天(2008年8月),舛添要一彻底弃学从政,已经正式登上政治家的舞台,成了福田新内阁厚生省大臣。20年前沃尔弗伦提到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一体化在日本已经形成一种职业,在舛添要一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绝大多数日本的知识分子发言、著述背叛了他们应该监视国家权力的职责,他们承担起为权力歌功颂德的宣传。关心政治的学者几乎都只是停留在描述政治界发生的各种事件,或明或暗为国家权力、为官僚集团正当化做宣传。日本的知识分子整体已经被西方国家同行贴上“体制派知识分子”(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的标签。

  沃尔弗伦还发现日本掌权的官僚另一个巧妙的手段,他们让知识分子有选择地利用外国对日本的评论进行宣传和煽动,利用某些海外评论来证明自己制定的政策的正当性,有些批评可以使得赞成现有政策日本人把海外的意见、舆论看为敌对的东西,认为外国人对日本充满了敌意(当然,这也有副作用,有些人读了后会对政府怀疑、嘲笑)。日本知识分子(学者和记者们)对事实歪曲、错误的描述、宣传能力太强大了,真实的事实不能抵达国民的耳朵和眼睛。不仅欺骗广大国民,也欺骗他们自己。他们不仅善于在政治上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宣传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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