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少杰:老子送孔子言:原教旨儒家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0 次 更新时间:2009-01-14 15: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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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少杰  

  

  (一)

  

  《史记·孔子世家》记有孔子会见老子事:

  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此时,老子已成得道长者,孔子则是有为后生。老子送孔子之言,可以看作是长者对后生的谆谆告诫,透着睿智且透着善意:

  其一,告诫孔子注意祸从口出:那些聪明深察者之所以常常濒临死亡,就在于好议论别人;那些博学善辩者之所以常常危及生命,就在于好揭人恶端。

  其二,告诫孔子要做孝子忠臣:做儿子者,要做到心中只有父母而无自己;做臣子者,要做到心中只有君主而无自己。

  老子这些告诫都可以说是有的放矢并切中要害的。

  后一告诫,也是孔子所赞成的。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大臣要像大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论语·颜渊》)

  后人很难确定地说,孔子这一思想是在见老子之前就已经形成,还是在见老子之后才得以萌生,即受老子启发而萌生。

  前一告诫,不是孔子所赞成的,却是孔子所遭遇的。他一生就因好议论诸侯大夫而屡遭冷遇,尤其中年以后屡遭困厄,颠沛流离十四年,“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后学也不乏有直言骨鲠之士,并因此而不乏有因言获罪之士,或被贬,或被囚,或被诛,不乏有“祸从口出”之士。

  在此,老子无疑是目光深远的,已看出孔子及其门人日后的命运了,毋宁说已看出孔子及其门人日后的苦难了。他看出孔门人是“好议人”的,是好“发人之恶”的,故而是要“近于死”的,是要“危其身”的。

  在此,老子无疑是心地善良的,想通过揭示“好议人”之恶果,来规劝孔子及其门人谨言慎语,明哲保身。

  简言之,老子待孔子颇具长者之风:

  既能以其丰富阅历指点后生,

  又能以其仁厚心肠关爱后生。

  

  (二)

  

  关于孔子见老子这段记载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可以讨论的。司马迁记下了他所听到的史闻,即“盖见老子云”。人们可以信之,也可以疑之。(《史记》中作为虚词的“盖”和“云”,常含有不确定意。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第286页)

  然而,关于老子送孔子这段言辞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抓住了儒家的某些基本特征,毋宁说是抓住了儒家区别于道家的某些基本特征,从而显示出儒道两家在基因层面上的差异。

  作为儒家是要入世的,是要将其理念附诸实践的,是要按其主张干预社会进程的。

  儒家入世是要说话的,是要就社会重大问题发表看法的,是要对许多坏人坏事作出抨击的;用老子的话说,是要“好议人”的,是要“发人之恶”的。

  显然,儒家在此所要议论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那些很难让他们“近于死”的弱势群体;而是有权有势者,而是那些能够对他们“危其身”的强者集团。

  对于“祸从口出”的后果,孔子及其门人是知道的,即使先前不知道,也会在听了老子这番话后知道,也会在看到许多同仁确已因言获罪后知道。

  可以说,孔子及其门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的,至少是会恶化他们自身的境遇的。他们是准备遭遇不幸而开口说话的。

  也正因此,中国历史上不乏有士大夫“抬棺进言”的故事。他们中那些因言获罪者,是非常清醒地走向地狱的,而不是糊里糊涂地摔下深渊的。

  可以说,议论国是和褒贬人物,成了儒家的传统,成了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毋宁说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曾就此作过考证:中国历史上的“士”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社会角色特征,都是既拥有专业知识,又承担社会良心。他们既是某门专业知识的掌握者,又是一般社会良心的承担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古时不论,仅就这一百年来看,士人过问国是、讥评奸佞,成潮起潮落潮又起之势,一波波地带着呼啸声冲刷着国是堤岸,涤荡着中国政坛上不断淤起的污泥秽物。

  “辛亥革命”前后,有同盟会知识分子奋而议论国是,针砭时弊,如章太炎、邹容等。

  “五四”至“大革命”时期,有中共知识分子奋而议论国是,针砭时弊,如陈独秀、李大钊等。

  国民政府时期,既有左翼知识分子又有民盟知识分子议论国是,贬责苛政,如左翼作家柔石、殷夫等,如自由学人李公朴、闻一多等。

  大陆“极左路线”横行时期,既有党外知识分子又有党内知识分子议论国是,贬责苛政,如“反右”时的储安平、林西翎,如“文革”时的遇罗克、张志新等。

  这一波波士人干政大潮,在冲刷着中国政坛污垢的同时,也把自己摔碎了,摔成凌乱的浪花和四溅的水珠。

  章太炎、邹容坐过牢,后者还死在牢中;

  陈独秀、李大钊也坐过牢,后者还从牢中走上绞架;

  柔石、殷夫被处死;

  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杀;

  储安平、林西翎被打成右派;

  遇罗克、张志新被执行枪决。

  这些仁人志士用古史上的话说,都是“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者,都是“招人过者”。(《国语·周语下》)

  其间,又以张志新“尽言—招过”事最显刚烈亦最显惨烈:

  面对苛政时,她因决意“尽言—招过”而被打入监牢;

  身陷牢狱时,她因仍要“尽言—招过”而被判处死刑;

  走上刑场时,她又因被刽子手确认还会“尽言—招过”而被先割断喉管、再予以枪决。

  从这种处决方式中,既可看出刽子手的绝望——对于让张志新自己闭口的事已不抱任何希望;又可看出刽子手的怯懦——对于临刑女子最后要说的话竟感到如此恐惧。

  纵观中国历史,张志新案可谓极案:

  被割喉管者,无疑把两千年来中国读书人决意“尽言”之事做到了极限;

  割喉管者,则无疑把两千年来中国统治者执意“钳口”之事做到了极限。

  在此之前,割喉处决事鲜有其例,似乎只有明朝方孝儒因欲尽言而被裂嘴夷族事才能与之相比。

  还须指出,在大陆“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张志新案并非孤案,此外,还有北京林昭案、吉林史云峰案、江西李九莲案。林、史、李三人都是至死仍要“尽言—招过”者,结果也都在临刑前被强制封口:

  林被活生生割掉了舌头,

  史被活生生缝上了双唇,

  李被活生生用竹签贯穿下颌——舌头——上颌。

  

  (三)

  

  儒家是怀有悲壮精神的。

  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甚至“见危致命”(《论语·子张》),“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儒家这种悲壮精神毋宁说是一种刚性精神,是道家所匮乏的,也是佛家所匮乏的。

  道家虽然也讲善意,但与儒家不同:

  道家讲善意,知其不可则避之,最终讲出独善其身的境界,讲出逍遥自在的境界;

  儒家讲善意,知其不可仍为之,最终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讲出慷慨激昂的情怀。

  佛家虽然也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与儒家不同:

  佛家是要替代他人而下地狱的,其献身精神带有较多的忍让性,柔顺性;

  儒家是要冒犯魔鬼而下地狱的,其献身精神带有较多的抗争性,刚正性。

  儒家讲当仁不让、不平则鸣,讲不屈不挠,故多有刚性;道家以及佛家讲与世无争、无为则安,讲能避就避、能忍就忍,故多有柔性。

  儒家一直住在城里,出入市井坊间,爱管他人事,爱打抱不平;道家以及佛家则多是避居郊外,隐身寺庙洞观,不管尘间事,不争是与非。

  当那些地痞流氓(暴虐君主和奸佞官吏)横行街面时,只有儒家站出来拦截他们,试图拉住他们说理,说他们不该这样做而应那样做,结果常陷危境,常遭暴打,常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

  道家和佛家则由于置身世外,很少遭遇那些地痞流氓,故而能够消灾避祸,过着简朴且安宁的生活,并不时生出一些闲情异趣,写出一些风雅词章。

  

  (四)

  

  可以说,在中国儒道佛三家文化中,惟有儒家文化较有刚性。也正因此,在中国这三家文化中,惟有儒家文化能够同世界上那些较有刚性的文化相抗衡,比如能够同伊斯兰教文化相抗衡,比如能够同基督教文化相抗衡。

  伊斯兰教文化,无疑是较有刚性的。

  该教先是伴以刀剑闪亮登场,征服麦加,统一阿拉伯;继又伴以弓马急剧扩张,席卷西亚、北非,并渗透中亚和南亚、东南欧和西南欧。

  该文化至今仍不时显出刚烈之风,不时有拔刀相向事,不时有以命殉道事,甚至有走火入魔而敢以暴力恫吓天下事。

  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文化,也无疑是较有刚性的。

  早期的基督教,是被压迫者的宗教,是弱者的宗教,是缺乏刚性的宗教。

  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以及中世纪的基督教,既是压迫者的宗教,也是被压迫者的宗教;既是“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宗教,也是“第三等级”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宗教。

  宗教改革时的基督教,是分裂的宗教,一半是旧教,是罗马的天主教;一半是新教,是路德、加尔文等的基督教。

  新教主张,教徒能够仅凭自身信仰而直达上帝,虔信者心中自有上帝;因此,教徒求告上帝无须再经罗马教廷中介,同时也就无须再向罗马教廷交纳中介费用——各种名目的“赎罪券”,基督徒不应充当“教皇的奶牛”。

  新教主张,应在信徒与上帝之间建立纯洁关系,反对“第三者插足”,反对罗马教廷不必要地插足信徒与上帝关系并从中为自己谋求好处。

  作为新教的基督教,成了反抗者的宗教,成了为捍卫信仰而敢于拿起武器者的宗教,成了历经战火的宗教,成了富有刚性的宗教。

  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是许多现代公民的宗教,是许多具有现代独立人格者的宗教,是他们用以支持自己的终极价值观的宗教。

  这种终极价值观,包括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所应有的最低的人格底线和最高的道德追求。这种终极价值观,因归属宗教而具有神圣光彩。奉行这种终极价值观者,也因皈依宗教而怀有神圣使命感:

  以神圣的名义去坚守他们所应坚守的东西;

  以神圣的名义去追求他们所应追求的东西。

  他们在这坚守与这追求的过程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定性和执着性来,表现出强硬的刚性来。

  1940年5月13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他的那篇最负盛名的战时演讲:“……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的全部能力,用上帝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同一个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2001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演讲:“……正如世代流传的《圣经》所言:‘尽管我行走在死亡的阴影之谷中,但我并不惧怕邪恶,因为有你与我同在。’……愿主保佑美利坚。”

  2001年9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作祈祷:“……我们祈祷上帝抚慰所有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们。……希望他能保佑死去人们的灵魂,安慰我们在此的所有人,并指引我们的国家。上帝保佑美利坚。”

  中国儒家文化也讲刚性,讲浩然正气:逆顺沉浮时,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紧要关头时,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儒家尤其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世道越黑暗,士人越应奋起,欲扶大厦于将倾,欲挽狂澜于既倒。

  远者如汉末和明末:一方面国家政治黑暗,另一方面世风壮怀激烈。近者如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方面民族内忧外患,另一方面士人前仆后继。

  许多反满时期的同盟会员和许多革命时期的中共党人,以天下为己任,决意改造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硬是把偌大个中国掀了个天翻地覆。

  

  (五)

  

  在此,笔者并非想把儒家说成是一朵花,一朵完美无缺的花;还想指出,在儒家中,准确地说在那些自称是儒家的人中,只有少数人做得到上述那种壮怀激烈的“尽言—招过”事,而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

  即便是孔夫子本人,有时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用《论语·微子》中桀溺的话说:孔子虽不属于“辟世之士”——没有避那个浊浪“滔滔”的世,但毕竟是“辟人之士”——总在避那些不能用他的人以及那些有可能加害他的人。

  可以说,大多数自称是儒家的人,都不是“纯儒”,即上述“原教旨”意义上的儒,而是“杂儒”,即杂糅“儒”与“非儒”为一体的儒。

  他们往往两栖于儒家与道家,或两栖于儒家与佛家,甚至三栖于儒家、道家和佛家,既学孔子,也学老子和释迦牟尼。

  他们入世时做儒家,讲有为,讲“修齐治平”;避世时做道家或佛家,讲无为,讲“四大皆空”。

  他们赶上“邦有道”时,便立于殿堂,指点江山,激浊扬清;碰上“邦无道”时,便隐入山泽,指点花间的蝴蝶和池中的游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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