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少杰:文本解读:亨廷顿虚拟“2010年全球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3 次 更新时间:2007-03-22 09: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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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少杰  

  

  [摘 要] 亨廷顿所虚拟的“2010年全球战争”,是他就所谓“文明冲突”问题所作的一个凝练的比方,一个概要性的思想实验。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个“虚拟战争”,一是要凸显西方文明正处于敌人远多于朋友的孤立境地。二是要强调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应奉行反西方普世主义的国际政策和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内政策。从事实判断上看,这个“虚拟战争”,既抓住了一些事实,如对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又夸大了乃至曲解了一些事实,如对东亚文明尤其是大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

  [关键词] 文明冲突;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

  

  引 言

  

  冷战(cold war)时的世界,多少有些冷,有些沉闷;但其格局还是比较清晰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问题,基本上是一目了然的:或为“西方阵营”,或为“东方阵营”,或为这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世界”——如亨廷顿所说的“两极化”和“三部分”(global politics became bipolar and the world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冷战后的世界,就不那么冷了,不那么沉闷了;但其格局也变得不太清晰了,有点儿乱糟糟的。有些过去的朋友变成了今天的敌人,如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的美国和拉登;有些过去的敌人又变成了今天的朋友,如在中亚恐怖主义问题上的美国与苏联。

  不过,亨廷顿先生从这“乱糟糟”的世界中,竟看出了一些隐隐有序的东西,一些正在形成的格局,即许多国家和许多族群正在重新排队,并已排出好几支队列来:有举着基督教牌子的队列,有举着伊斯兰牌子的队列,有举着儒家牌子的队列,……

  

  (一)

  

  亨廷顿之所以能看出这隐隐有序的东西,既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见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①]第一章——以下凡引此书者均注章名)。

  一方面,世界确实发生了许许多多可称之为“文明冲突”的现象:“柏林墙倒塌后的五年与冷战中的任何五年相比,世界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而在1993年初世界上发生的48起种族冲突中,有将近一半者发生在不同的文明集团之间(between groups from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亨廷顿是依据其所谓“文明的范式(civilizational paradigm)来审视这纷扰的世界的,即按文明的归属来识别世界的格局:耶稣的归耶稣的,真主的归真主的,孔夫子的归孔夫子的……

  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八个文明”构成的(第二章):中华(Sinic)文明,日本(Japanese)文明,印度(Hindu)文明,伊斯兰(Islamic)文明,东正教(Orthodox)文明,西方(Western)文明,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n)文明,非洲(African)文明——可能存在的(possibly)文明。

  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这一“文明的范式”很是自信,自信这一范式相对于其他范式来说,能够更好地满足一个范式所应具备的三项条件(第一章):现实性(Realism)、简约性(Parsimony)和预测性(Predictions)。

  比如,这一范式比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理论更为现实些。后者虽然简约,但过于理想,即认为全世界都将统一在自由民主制度下,致使世界史终结在一种没有重大冲突的相对和谐且相当乏味(rather boring)的状态中。

  又比如,这一范式比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国家主义范式”(statist paradigm)更为简约些。后者虽然现实,但不够简约,即认为各个国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追逐各自的利益,致使整个国际关系都处在一片混乱(anarchy)中。

  再如,这一范式比包括“历史终结论”和“国家主义论”在内的其他许多范式都更有预测力。这也是亨廷顿最为看重的一点。

  亨廷顿依据这一范式,一方面,分别地预测了每一主要文明的未来发展,如预测伊斯兰文明仍将是西方文明的最为激烈的挑战者,而中华文明将成为西方文明的最为强大的挑战者;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又综合地预测了所有主要文明在互动中的未来发展,如预测伊斯兰文明将与中华文明联手反对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将与东正教文明以及印度文明联手反对伊斯兰文明和大中华文明。

  这一综合性预测,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所虚拟的一个未来事件即“2010年全球战争”中。事件情节大致如下(第十二章):

  公元2010年,美国已撤走驻韩美军,同时大幅度削减驻日美军。台湾已和北京和解,台湾承认北京拥有宗主权,北京则依照白俄罗斯模式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中国因经济迅速发展而军力急剧增长,以至更强硬地宣布自己拥有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并为此而与越南发生冲突,先是进行海战,继而出动地面部队占领越南大片领土。

  美国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中国,并派遣一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驶往南中国海。

  中国方面指责美国舰队侵犯中国领海,随即向美舰发起空袭。联合国和日本居中调解失败,战火升级。中国大陆与台湾联手,重创美国舰队以及美国在东亚军事设施。

  与此同时,印度利用中国专注东亚而无暇西顾之机,大举进攻巴基斯坦,并取得初战胜利。作为回应,巴基斯坦——伊朗——中国军事同盟正式成立,伊朗派出军队与巴基斯坦游击队联手对抗印度。

  中国初胜美国在国际上引起不同反响:

  穆斯林社会因此而大受鼓舞,掀起了反西方浪潮。阿拉伯人大举进攻以色列。美国第六舰队无能为力。

  日本则因此而变中立立场为亲中立场,按照中国旨意行事,追随中国参与战争。

  俄罗斯则因此而对中国感到恐惧,进而产生敌意,于是增兵西伯利亚,但遭到遍布在这一地区的大量中国移民的抵抗。中国政府派兵支援中国移民,占领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并将战火蔓延至中西伯利亚。

  随着战争升级,石油问题凸显,而石油问题凸显又加剧国际阵营分化:

  日本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石油供应形势而积极靠拢中国、顺应中国。因为,日本的石油供应主要依靠由穆斯林控制的中东油田和印度尼西亚油田,以及由中国控制的南中国海航道。

  西方世界则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石油供应而积极拉拢俄罗斯。因为,西方世界越来越难以获得由穆斯林控制的中东石油,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石油,以及由俄罗斯控制的高加索石油和中亚石油。

  最初,许多欧洲国家虽为美国盟国,但只是在外交上和在经济上援助美国,而不愿在军事上卷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

  可是,中国和伊朗担心这些欧洲国家最终会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于是秘密将中程核导弹运进巴尔干的波斯尼亚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作为预防性措施。结果,部署在波斯尼亚的核导弹,被代表东正教文明的塞尔维亚和代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克罗地亚联手缴获;部署在阿尔及利亚的核导弹,则被发射到法国马赛附近爆炸。

  于是,欧洲国家断然参战,参加这场已波及几乎所有文明的世界大战。

  这场世界大战也像前两场世界大战一样,分为阵线分明的两大集团,一方是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另一方是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

  关于此次战争的直接后果,亨廷顿设想了两种可能:

  一是双方在都打得精疲力尽时达成停战协议。不过,亨廷顿为此感到有些惋惜,惋惜不能彻底解决中国仍在东亚享有霸权这一根本问题。

  二是西方各国与俄罗斯联兵东向,收复西伯利亚,越过长城,进入天安门广场。

  关于此次战争的长期后果,亨廷顿则非常肯定地预言了这样一种结局:

  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权力重心,最初是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继而是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现在则是从北方向南方转移。

  因为,几乎所有较为重要的北方国家,如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诸国,都是参战国,都因受到战争重创而衰落下去;而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非洲诸国和拉美诸国都未参战,都因此而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印度尼西亚开始对东起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到越南的事务指手划脚。

  非洲国家不仅不帮助欧洲重建,反而趁火打劫欧洲残存在非洲的财富[②]。

  拉美国家则不仅获得因置身于战争之外而享有的和平与繁荣,而且通过拉美裔美国人影响战后美国的内政。亨廷顿对拉美裔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角色的描述是意味深长的:

  在战争进行中,他们闹着分离,即由拉美裔美国人所控制的美国西南诸州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效仿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模式而退出战争。

  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又闹着上台,即与其他族裔美国人一起指责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指责他们以其狭隘的西方价值取向导致了美国的衰落,并通过许诺可以从拉美国家获得“马歇尔计划”式的大量援助而赢得选举,执掌美国国家权力。

  上述“2010年全球战争”,是亨廷顿虚拟的故事,自是有许多虚妄的地方,许多虚张声势乃至危言耸听的地方。因此,人们不必太拘执于其间的某些细节问题,比如,不必太看重亨廷顿对于故事里的“中美战争”肇始原因的设想,不必忙着去与亨廷顿争论:这场“战争”究竟是肇始于南海资源归属争执的可能性大,还是肇始于台海国家归属争执的可能性大?[③]

  不过,这个虚拟的故事,也是亨廷顿精心设计的故事。故事被安排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即被置于全书的结论部分中。因此,这个故事可以看做是亨廷顿所作的一个凝炼的比方,即将他关于文明冲突问题的林林总总的看法凝炼在一起的比方;或者可以看做是亨廷顿所作的一个概要性的思想实验,即将他关于文明冲突问题的总体性观点置于一个想象的情境中,以检测其阐释力。

  其间,既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所持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凸显了他对这一问题所形成的基本事实判断。

  

  (二)

  

  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个虚拟的故事透显出作者所持有的西方主义立场,即主要立足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审视世界纷争的格局:谁是西方文明的劲敌?谁是西方文明的盟友?

  这其间,又以识别前者更显重要,正像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一段话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憎恨非我族类,才能爱我族类。”(There can be true friends without true enemies. Unless we hate what we are not, we cannot love what we are.)

  这段话被亨廷顿引用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一篇第一章导言中,借以渲染此书的主旨,即是在著述各大文明之间的关系时,着墨的重点不在它们之间的相容性方面,而在它们之间的不相容性乃至冲突性方面,以至虚拟出一个“2010年全球战争”来。这也正如此书的书名所彰显的那样:《诸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不过,在这所谓“诸种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亨廷顿最关注的还是其间的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他是站在西方主义立场上来审视“诸种文明的冲突”的,即主要审视其间的西方文明的现况以及前景。

  那么,他审视的结论又如何呢?在笔者看来,这个结论是孤立主义的,即西方文明的现况是孤立的,西方文明的前景也是要这么孤立下去的。

  也就是说,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问题的价值取向,不仅是西方主义的,而且是孤立主义的,一言以蔽之曰,是西方孤立主义的[④]。

  依笔者理解,亨廷顿的西方孤立主义有两层涵义。

  其一,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境地的认识,是孤立主义的,即认为在他所划分出的那“七八个文明”中,西方文明处于敌人远多于朋友的境地。

  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文明和大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大对手,但这两大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是不一样的:就近期来看,前者的威胁因充满血腥暴力而甚于后者的威胁;就长远来看,后者的威胁则因拥有巨大潜力而又甚于前者的威胁。大中华文明拥有伊斯兰文明所缺乏的核心国家,而她所拥有的这个核心国家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发展迅猛的。

  亨廷顿坦承,伊斯兰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世仇。这已为“1400年的历史”所证明(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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