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我的东亚国际秩序观(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1 次 更新时间:2009-01-13 1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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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际开 (进入专栏)  

  

  I. 与同学对话

  

  问:你信基督教吗?

  答:我不是教会中人,但理解基督神性的实体观念,对这一实体有内在的需要。

  

  问:你是性情中人吗,连走路也在想问题。

  答:性情中人——何种性情?又何以见得?

  

  问:你为什么要到杭州师院来工作?

  答:我回国后先到杭州大学,那时学生的关心是攒钱,教师也一样。到杭州师院来一是因为学生成绩在班里是中上,没有太强的为国为民的精英意识,二是学生来自浙江各地,我想给对这块土地有认同感的学生上课。因我的学术资源是来自浙江的,如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龚自珍。我感到浙江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就扎在浙江的土地上,这就是我们生长的不同家乡,有湖州、温州、宁波、绍兴、萧山、富阳、临安、丽水、淳安等,我们如同栖息在这棵树上的大小猴子。但在近代是江苏继承了浙东史学的精神。浙江的读书人,如龚自珍是批判型的,而江苏则注重融汇再建。

  

  问:你说你去过温州,请你谈谈你对温州过去以及将来的看法。

  答:我研究宋恕已十多年,我的一些思想就源自他。宋恕是温州平阳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都与他友善。近代温州的改革思想家推动了浙江的近代变革,而杭州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中心又推动了中国整体的历史进程。温州过去与浙江命运与共,温州的将来也不能脱离浙江的整体进程。但浙人太刚,抛弃了传统而又未真正吸取近代西方的精神。

  有人说浙江过去是弃儿,现在反过来变成了弄潮儿,依我看来仍然是大一统权力的祭品。王道是从文明整体来讲政治,霸道则从眼下政治利益的需要来自挖文明的老根。按霸道的逻辑,社会一层一层地模仿压在它身上的权力法则,问题出在这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上。按王道的逻辑,社会各层以一个道德原点为中心自我运作。浙江每年出去三百万人,又进来三百万人,政府是老板,只要这个公司人员不少就行,全不管公司里人员的感受,更不问公司文化对效益的作用。霸道逻辑的末路是社会的慢性死亡。

  

  问:你认为这次上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了吗?

  答:我这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史观,目的在于给学生提供一个看待问题的新视角,有些同学认为我的课应该是一门国际政治时事课,所以大失所望。其实,国际时事是不能作为一门课的,我只能提供一个理解时事问题的分析框架。从你们的作业看,我们的预期目标是达到了。

  

  问:你的上课虽然是以历史为主线,但跟我从小到大的历史教育所产生的对历史的概念截然不同,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

  答:我认为人的存在本身没有是非善恶,人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文明中,因此文明也没有是非善恶,从文明转型的角度看历史的变迁,这个历史也不能用是非善恶来论断的。有些学生对我不以是非善恶来论断历史颇为不满。有人说:官定的教科书就像水泥,脑子一经过这样的水泥封灌,水就浇不进去了。教师的立场是有价值倾向的,但学术是中性的。我不能替学生来判断,否则就是对学生权利的冒犯,同时也是教师职业的本质沦丧。学生对教师学术观点的反应也是因人而异的。

  倩瑜同学认为我提供的思维模式“蕴涵了一种宽容的思想,不仅在看待历史、国际关系时如此,在平时生活中待人处事更应是如此”。梁漱溟想要把中国的问题与人生的问题结合起来,我是继承了他的思路的。霜榕同学是学经济的,但她也有类似的感受:“经过一学期的学习,我觉得自己的思维和意识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更多地站在客观角度上冷静地旁观和思考,而不是如过去一般极为主观冲动地妄下判断而不负责任。可以说,这门课程的学习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个面对世界的全新视角,而且培养了我的思维方式,甚至使我的处事态度也产生了变化。至少我感到了自己的成长。就此而言,我觉得欣慰并且深深地体会到了乐趣,这就已经是一笔莫大的财富了。”读到这里,我感动得流出泪了。

  夏慧的感受就更妙了:“看似漫无边际的闲扯,实则这个历史已经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一种由不同的形成由不同的发展等更多原因所导致的文化的、观念的强烈的冲突与逐渐融合……其所谓史,又则不缺少史的作用,我们学它,不仅只是学,而是听四面融会之声音,从不同的声音中找寻自我的价值。这种找寻可谓思,学与思,相辅相成,有如鱼水。学贯通,思独到,才是真正谓为学”。哦,我听到了自己学术生命的回声。

  

  问:你为什么不以“是非”来描述历史?

  答:我讨论问题的切入点是伽达默尔讨论过的价值本体论问题。我已经讲过人的存在本身无是非善恶,文明亦无是非善恶,由文明冲突构成的历史如果是向文明融合与对话的方向发展,那就不能用“是非善恶”来断的。

  朱熹以孔子《春秋》笔法来断历代政权的合法性,结果是非弑即篡没有一个是合格的,三代政治才是理想的,陈亮则不同,他认为每个朝代的政权都有合理性,都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原来,他们两个人看待、评点历史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价值尺度,一个是现实尺度。这两个尺度能同时在南宋出现,说明南宋中国虽然偏安一隅,大家的心态却比较正常。

  从中国人“大一统”的观念来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每次大统一都是好的,但为什么中国人对蒙古人、满清人统一中国却耿耿于怀呢?这里面有汉人情结在作怪。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展开的有关清朝合法性的言说仍是以儒家的“天命观”为根据的。中国人对“大一统”的梦越做越大,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了“去国界合大地”的主张,这是儒家理想主义的极至,而最终落实还要回到“地方自治”。俞樾遗诗中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废了又重兴”一句。

  康氏的大同论实已把指针摆在了“封建”上,但他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构想下用“地方自治”取代了“封建”。在此,传统的以世界权力的获得为目标的“大一统”实践完全丧失了合法性根据。钱穆不同意用西方的“专制”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但我觉得用暴力支撑的“大一统”就是一种东方式的专制。这种无孔不入的专制与土地细分、与缠足、与去势、与鸦片、与放荡都有因果关系。

  我认为统一中国的主体多起于“周边”,而“周边”的极限即“外国”,但这个“外国”也还是与中国文明命运与共的“周边”。每次由“周边”对“中原”的统一都是一边继承了前代的统治原理,一边又强化了专制国体,这取决于中国人自身的生存取向。中国人的求生要求反而落入了世界权力的桎梏之中,如何才能从我们自己作茧自缚的权力中走出来呢?我们现在处在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之中:万人与万人为敌。在西方,宗教革命以后,天下共主的道德权威丧失了,而主权国家内部却通过社会契约达到了社会状态。天下共主的道德理想维持了东亚文明,同时,也为世界大同提供了根据。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我主张重建一种

  “社会契约”论:作为自我向佛法回归,作为历史向自己的文化回归。法只有落实到内在自觉时才会同历史的中心点——儒家治道理想的现实相感应,这里面有一个秩序的预言。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虚拟王权为前提的社会契约。

  

  问:你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如何看待?

  答:我认为中国人没有劣根性,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如鲁迅提出了“国民性改造”问题,阿Q精神啦、窝里斗啦,这都不是中国人的本性,是对外压的强迫观念造成的,恐惧的网使大家丧失了创造所需要的安全感。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心理障碍,问题出在权力而不是文化上,但中国人的权力是经过道德化、审美化、程序化的包装,所以权力与文明不能截然分开来看,解决权力问题需要文明治疗。

  吕亚同学认为“我说的终有一天出现的普世文明并不是现代存在的任何一种单一性的文明,也就决不会是西方文明了。我只是把应用于自己身上的对美的追求扩大而运用到国家中。冲突也罢,战争也好,一切的一切只是这个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最终稳定的支点,而要找到这个支点,任务只能而且也是唯一的只能是美学身上。并不能是绝对的但基本上来说,冲突过后,战争过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向美又挺进了一步。”她是通过个人——国家——世界的一种类比到达这一境地的:“个人追求美,世界也像个人一样追求着美。”世界成了一个有意识的人——世界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发现了物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到了20世纪,世界政治在“主权”观念下展开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物竞天择”,实际上是围绕着西方国家观念的轴心在转,亨廷顿发现了“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与其他物种的根本” 。这就是说,人这一物种是在文明中进化,而非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中进化的。

  亨廷顿把日本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后代,我则认为以汉字为骨架的东亚文明是有内在统一性的,是一片自成体系的文明生态林。这就如同具有两性的生命体,中国扮演父亲角色,日本则扮演母亲角色。属于这片生态林中的树与林是相依为命的,西方的国家观念打散了这片文明林的内在统一。诚如吕亚同学所说,新的普世文明决不会是西方文明,最终的支点应在美学上。她向我们暗示了人类这一物种是按照美学法则进化的。而美又是什么呢?是和谐?是青春的生命力?美与伦理是互为表里的。从对美的感受中可能包含了伦理观的形成与更新。

  夏慧同学说“我国56个民族,原先有各地的各自的风俗、语言、宗教、生活方式。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生活得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在我们国内如此,推广到国际上,也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都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从文化角度分析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把美视作文化接触的目的因,同时又是动力因?亚里士多德把上帝看作既是动力因,又是目的因。蔡元培提出“以美学代宗教”,应从这一层面来理解,中国文明的统一过程是否可以看作是普世文明的先行演习?文明治疗是否就是美学?

  

  问:中国人有没有人权观念?

  答:每个文明都有其独自的人权法则。国际人权法是二战后制定的,鉴于西方的殖民地统治是二战的原因之一,因此国际人权法肯定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自决。中国人到外国因语言、习惯、制度不同会受到歧视,可以利用国际人权法来保护自己。不能因美国的人权外交而否定人权本身的价值。我希望能建立一个亚洲人权法院。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而法在同一文明中要受到政体的制约,文明不同,法的精神也不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是政府保护人民的动力。中国的专制主义「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我认为,中国人是生活在内外双重暴力与双重敌性预设的恐怖之中的。中国人不相信除专制主义以外,还会有其他办法。宪法中已经写入了尊重与保护人权,这不能从执法层面来理解。美国与法国的宪法是独立于人权法的,旨在确保民主政体。政体本身是专制的,何以保障人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国家权力的一切义务就是尊重并保护这一原则。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把作为执法手段的权力误认为法,权力凌驾于法之上。生活的中心是权力而非法,结果是手段转变为目的,权力成为恐怖的祭品。关键在于如何消除腐蚀我们道德自信的恐怖。

  

  问:你的“国际关系”课为什么以东亚为中心不把范围扩大到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

  答:我不用“主权”典范。我们现在习惯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单位,这是一种“主权”思维,出于对西方国家的平等性要求。以一个文明来要求主权国家的地位本来就是无法操作的。中国走向近代不是西方人的炮火轰出来的,而是东亚文明中的周边国家推动的。是日本先适应了西方资本的原理,变身为东亚文明内部适应西方原理的地方,这成了东亚诸国近代变革的外在与内在压力。因此讲“中西文化交流”的逻辑起点是“主权”,而事实上,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体是文明周边的一些地域,也就是说,推动中国走向现代进程的是日本、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这样的东亚文明的周边地带。“中西文化交流”要从这些周边地带与中国的互动讲起。而在中国大陆,与东亚周边发生互动的地区又成了推动中国整体进程价值发信地。

  我提倡一种文明思维,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国家是寓于天下之中的。这个“天下”即文明。到近代,我们的“天下”视域扩大到了东亚,并且在东亚视域内又一次发现了周制。恽敬说“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国,诸侯之臣知有国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乱之道。”这是在说林子与树木是一彼此互益的共生关系,也是三代因革,朝代虽变道德相因的原理。当我们知道了儒术数千年来开发建树的这个东亚文明的“天下”,就会回归到我们生活的道德原点上来思考问题。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出发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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