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关于东亚文明与中日关系的七封信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4 次 更新时间:2010-02-05 14: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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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际开 (进入专栏)  

    

  写给桂榛的第一封信

  

  桂榛,你好。

  寄来的大文《日本的“中华”主义》拜读,文中提出了一些对中日关系的看法,王达三的《不宜笼统提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环球日报》,7月10日)还没有拜读,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也没有看到,但我对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本身是不赞成的。我最近在《学术中华》上刊登了《读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就是从东亚全局面临西方挑战的观点来看近代日本的崛起的。至于说到日本文化的精髓在于“神道教”,这也要与中国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

  今夏我重新补充了拙稿《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的导论部分,由原先的三十页增加到了六十页,澄清了一些问题。

  你知道《国语·楚语》中记载的“绝地天通”的故事吗?在中国上古史上出现过民神不杂的年代,“民神异业,敬而不渎”。这段上古史中民神关系的社会生活到春秋末年已经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了。台湾学者王健文在《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整党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中认为:“从家为巫史到绝地天通,说明了在天(神界)、地(人世)间的连续性的断裂。断裂之后两界的沟通媒介则由少数人所垄断,这些人因取得了交通神人的特殊身分,同时也在政治、社会上取得了权威。”在中国,作为天人中介的天子的观念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到秦汉以后,皇帝既是最高的世俗权力,又继承了作为天人中介的天子身分。

  日本作为东亚文明周边的岛国,可以说是同这个文明同步成长起来的,我近年使用了“儒家汉化文明”这个词,关于儒家的核心价值也有不同的认同,桂榛认为儒家思想的真髓在于仁义,我则认为在于孝道——政治伦理,依田认为,儒家价值没有进入日本人生活的细部,但我觉得,所谓的“神道教”保留了原始儒教中敬畏山川的精神。上述王著附录中的《古代儒家关于“人”的概念——兼论儒墨之争的一樁公案》对儒家“一本”思想与墨家“二本”思想进行了分析。最近,我在想,因为儒家思想在日本没有与法家思想完全结合,形成一个“阳儒阴法”的复合意识形态,所以在世俗层面还保留了墨家的二本思想,法家思想也有独立的空间。这样,“民神异业”的上古二元论思想在日本并没有完全根绝。

  我不赞同用“册封”来把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个词来源于马士、费正清对“中华世界秩序”的认识,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在日本,因没有建立起像中国那样的皇帝制度,所以还保留了作为天人中介的天子=天皇的功能,这一功能是从皇帝制度中分化出来,同时又保持了同哲学的突破以前的民神关系的连续性,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皇帝制度的反命题。从东亚文明史的角度看,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皇帝制度与在日本列岛上出现的天皇文化是在互动中成长起来的相反的文化要素。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中有详细的论述,内藤的文化中心转移论就是以东亚文明整体立言的,他指出:“如果把东洋史当作日本史以外的东西,那是完全不对的。”他说的“东洋史”就是我说的“东亚文明史”。生活在这个文明中的人是把这个文明视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道德生命体的,就如同西方人把基督教文明视为一个大的共同体一样。内藤认为,日本的“中国”意识是从反击元朝入侵以后逐渐形成的,读一下内藤的《日本文化的独立》就知道了。

  从那时起,日本人就认为,元朝不是合法政府,而日本是合法(正统)的,是神国。日本人认为,自己才是东亚文明的继承者。现在看来,这是日本在东亚文明中政治自觉的觉醒。这种政治自觉的觉醒是一种民主意识,这种意识是在东亚文明的边缘地带先出现的。他们借用宋学的范畴来涵养自己的心性道德,于是产生了文化的自觉。在日本,无论是政治的自觉,还是文化的自觉,都是在东亚文明内部进行的。日本文化是东亚文明的产儿,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大都不能从东亚文明全局的视野来看中国或日本文化。这是我们东亚人自我认识上的一个盲点。

  这次日本政局的大变动会不会带来东亚的大和解是我关心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民党统治了日本六十年,给日本带来了高速成长,但没有给东亚文明带来大和解。我想,自民党的下台就是因为没有能够打开一个东亚和解的政治局面,民主党是否可以获得成功取决于是否可以打开一个东亚和解的局面。

  杨际开

  2009年9月5日写于于潜寓所

  

  写给桂榛的第二封信

  

  桂榛,你好。

  谢谢寄来严绍璗《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2007年4月11日,南方网),细读了几遍,了解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一些掌故,如新中国于1956年特赦日本战俘、竹内实翻译廖承志的讲话,泪流满面,不能翻译等。竹内实先生,我回国后1995年初在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工作时,与他见过几次面,曾陪同他采访过黄源先生。竹内先生有句名言说,中日关系“友好容易,理解难”。如果相互之间不能理解彼此立足于地缘政治与各自历史的看待世界的观念体系,恐怕“友好”会转变为“敌视”。

  在日本时,听说严先生研究中国留学生的精神结构拿到学位,他的专业是文学,见证了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日本的中国通,还是中国或是西方的日本通,对研究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关系的领域显得较为陌生。

  自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与日本之间,前后打了四十年仗,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关系直到今天仍然处于冷战之中,民主党刚上台就重申日美同盟关系,而日美同盟现在主要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严先生说:“作为‘东亚文明圈’的一个重要成员,日本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这样的说法还带有浓厚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事实上,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都是儒家汉化文明的载体,从各自不同的地理与历史的立场出发守护东亚文明的整体安全,是东亚文明的周边地带促进了东亚文明的近代转型。如果缺失中国大陆周边儒家汉化地区的文化视角,就无法理解东亚文明史的整体进程,也无法理解中国在这一整体进程中迎来近代转型的过程。

  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到现在,中日之间热战、冷战已经打了一百十五年了,近年来,日本学界提倡海洋文明令严先生感到不安也说明,中日之间的“冷战”尚在继续。如果把近代中日之间的百年之战追溯到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可以说,中日之间的敌对关系至少已经有五百年历史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日本后来加入西方阵营)入侵中国的解释,但这个解释模式用到日本上,对诸如明治维新鼓舞了中国人去推翻满洲王朝、中国通过日本吸收西方观念以及被目为日本法西斯教祖的北一辉支持辛亥革命的动机等文化层面的现象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甲午战争至今已经一百十五年了,历史学家仍然没有对中日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是令人遗憾的。

  我二十年前在东京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课程,开始从文明触变的视角来研究十九世纪末期东亚的国际关系,当时我的前辈台湾中研院的张启雄先生已经完成博士论文,他提出了日本入侵中国仍是“逐鹿中原”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这就意味近代中日之间的战争仍然是文明内战。同一文明内部的战争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在战争动机与战后处理上是有区别的。吉田松阴的“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吕宋诸岛”的构想也成为他的论据之一。严先生把吉田看作是“侵略的原主”,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弗洛伊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过战争起源于不同观念的冲突的看法,我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开始思考中日战争背后双方所持有的不同的观念。

  与你的第一封信中,我讲了日本的天皇实际上承担了天子的功能,新天皇即位举行“大尝祀”还是在承担这一功能,严先生认为是“半人半神”,其实不然,参照一下甘怀真的《西汉郊祀礼的形成》(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就可以知道儒家的君主观与法家的君主观在中国史上的内在困境,日本的近代历程就是对这一困境的克服过程。一方面天皇温存了儒家的天子观念,另一方面,幕府将军又分化了法家观念中的皇权。明治维新初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是要把皇权转化为民权,黄遵宪向中国转播的正是在日本受到挫折的自由民权运动的精神。

  为什么至今只有日本的天皇还在东亚文明中承担起作为天人中介的天子的功能呢?这个问题也要从皇帝制度在东亚文明中的演进历程来理解。中国、朝鲜、越南的君权都灭亡了,而日本的天皇作为东亚皇帝制度的反命题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日本天皇的这一功能是到晚近才突显出来的。内藤湖南认为揭开了日本战国时代序幕的“应仁之乱”(1467-1477)是日本史的一个转机。内藤说:“使尊王心理从部分贵族的占有下摆脱出来,普及于一般人民之中。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天皇作为皇权的反命题,成为一般人民抗拒权力的法原。一般人民把天皇视作制衡将军权力的社会压力的焦点,天皇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把这一功能称为法原。皇帝制度本来就有法原与权原两个侧面,天皇是对权原的否定,对法原的继承。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分化了皇权的将军的权力开始向民权转换也是东亚文明近代转型的整体进程。中日之间的百年冲突起因于东亚文明的政治结构背后不同的秩序观念,实质上是法原与权原的冲突。

  关于吉田松阴的思想历程,桥川文三在《民族主义:其神话与逻辑》中有很精彩的分析,他的尊王思想受到朱舜水的鼓舞,他虽然也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没有接受“以夷制夷”的思维方式,他不仅反对幕府,还反对藩国,他的革命精神是针对东亚专制精神的。这种从东亚文明内部萌发出来的革命精神是阳明学的一个发展形态。要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才能理解其意义。他的学生伊藤博文后来成为甲午战争的主谋者,但仍保持了东亚文明的整体意识。真正实践了魏源“以夷制夷”思想的是福泽渝吉这样的洋学者,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洋学者更向“以夷制夷”的逻辑靠近了一步。

  在中国,对魏源哲学最早提出批评的恐怕是嘉兴人金蓉镜,他在1908年出版的《潜书·驭夷》中指出,“以夷制夷”自己就会蜕变为夷。马一浮的复性思想发扬了金氏的观点,主张从东亚文明内部进行人心的自我更新,他把阳明学提升到了理学的高度。这是一个立足于开发我们自己内在力量的和平思想,有望成为二十一世纪东亚和解的指导思想。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次选举掌握了政权的日本民主党若能赓续明治初年自由民权的精神,那么东亚文明就有可能打造出一个取代西方近代国家体系的以复性为方法,以民权为目的的新型政治典范。

  杨际开

  2009年9月8日晨,写于于潜寓所

  

  写给桂榛的第三封信

  

  桂榛,你好。

  与前几次大文一样,吾兄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达成东亚和解,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东亚和解是历史趋势,两岸关系的缓和是东亚和解的先声。给你的两信都贴在我的新浪博客上了,第二书中有些改动,以博客文为准。现在国家已经公布了人权计划,但落实不下来,原因是没有“东风”,如何落实人权,在日本是经过二战的失败,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才痛下决心落实人权、修改宪法的。但我并不认为现代日本经过战后重建就成了亚洲的民主典范,如同明治初年的自由民权运动一样,战后日本的所谓和平宪法当日本成为西方反共阵营的桥头堡以后,已经名存实亡。

  你认为中国不自己落实民主是无法与人谈和解的,我基本上是同意这个看法的。东亚和解是一个社会工程,改变敌性预设以后,要在社会行为的细部落实国际人权法。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早于日本,所谓同治的中兴给明治维新提供了变法的样板,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高层的重视,日本是从中国手中接过了变法的接力棒的。你说的徐继畲也是一个先驱,宋恕是把魏、徐两人并列的,徐批判理学意识形态,没有“以夷制夷”的思想开了容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先河。

  我一直主张不能把东亚文明近代进程分割开来看,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这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以他们的民族国家的价值标准来看,日本成了类似于英国的立宪君主国家,而中国因无法成为类似于西方如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所以“失败”了。事实上,日本完成了中国无法完成的近代转型,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思潮的发信源,为中国提供了近代转型的资源。而中国也有自己容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气概。

  日本有自己的局限,如自由民权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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