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典范的转换——以早年蔡元培的思想变化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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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种本质的转变。这可称为是典范的转变——传统的知识结构部分解体,外来文化要素进入新型知识人的思域,出现了一种观看世界的新方式。随之也出现了新的政治行为方式。以往的研究多把焦点集中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活动上,以中央朝政的变法维新为指归,而忽视了推动中央朝政施行变法的地方强省的动向。论文通过对蔡元培早期思想变化的微观研究,捕捉他从一个帝国的文化精英向中国民族主义者转变的内面契机,刻画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典范转换的过程及其政治结果,并暗示知识典范转换的另一种政治可能性。

  关键词 蔡元培 浙江 变法 世纪之交 典范(Paradigm)

  

  问题的提起

  

  周佳荣在<从清末中日关系论蔡元培思想的发展>中认为“日文书籍的阅读和翻译,是晚清时期蔡元培吸收新知的一大途径;就是他一生学问思想的主要部分,例如他的哲学成就和对宗教的看法,他的教育理论和对学制的见解等,亦莫不渊源于此。”1)这就提出了作为西方冲击具体呈现的“日本冲击”对晚清中国知识界究竟带来了什么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康、梁指导的变法运动,很少注意到对“日本冲击”作出与康、梁不同反应的事例。蔡元培在戊戌变法期间一直在北京却没有与康、梁见面并参与到他们活动中去。政变后不到一个月,突然弃官携家南回。这一决定意味着蔡抱有与康、梁不同的变法取向。

  戊戌政变证明了从中央发起自上而上的政治革命是行不通了。罗家伦和蒋梦麟的证言各传达了元培内面真像的一个侧面。2)两人的回忆都是在民国成立以后,有根据结果断事的嫌疑。蔡自己在1923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说:“中国为日本所败,才有一部分学者,省悟中国的政教,实有不及西洋各国处,且有不及维新的日本处,于是基督教会所译的,与日本人所译的西洋书,渐渐有人肯看,由应用的方面引到学理的方面,把中国古书所有的学理来相印证了。”3)这段话透露了一个晚清知识界不争的事实,他们从日本发现了使用西方的知识典范来处理中国问题的方式。从“政教”上反思中国,是建立在基督教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这两个参照轴上的,这使他们超越了以专制王朝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学理”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从“学理”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相印证”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学思。而以西方的知识体系来印证中国的传统学术,一个反抗清代专制精神的新典范就在晚清知识界开始胚胎了。4)蔡元培一边被这个出现在杭州的知识团体所吸引,一边又带着清代专制精神的符咒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本论试图把元培从1894年到1901年的活动放到浙江近代化运动的场景中来捕捉他回应“日本冲击”的内面过程。

  1)脱离旧学窠臼

  蔡元培是1889年(光绪15年)中举的。在保存的五问答卷中并不能发现突破传统的学思。蔡在第四问中叙述了浙江道学的源流,认为“我国家正学明昌,凡诸读圣贤书者,不皆证渊源而励气节哉。”5)“证渊源”讲的是内在体验是否与儒学圣人相感应。显然,蔡是以阳明心学的传人自居的。同科童学琦、汪康年、张元济、胡道南、徐惟则、陈虬日后都投身于变法阵营,梁启超也是这年在广东中举的。蔡对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言论是赞赏的。6)梁所鼓吹的近代主义是理解蔡思想的主线。蔡交往的圈子以故乡绍兴府人为中心,再扩大到同省,又从同省扩大到外省。制约蔡思想形成的另一条伏线是领先全国的浙江变法思潮。

  汪康年与梁启超、蔡元培1890年在北京参加会试,蔡中式,两人报罢。现在保存的梁给汪的最早的信写于1892年。这年汪中式,而梁又报罢。梁在信中委托汪代售康有为在1891年出版的《新学伪经考》。7)两人成交当在1890年赴京会试期间。蔡元培的日记是从1894年7月开始的。这年汪赴京补应殿试,7月27日拜访了在京拱职的蔡元培。8)蔡元培、张元济、汤寿潜是同科进士,汤在7月13日曾邀饮蔡元培。9)

  中日两国1894年8月1日同时宣战,刚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在8月27日写下了「维新有勔夸胡服,实纪何人练浙兵?」10)的诗句。他希望中央实行变法而又把推行变法的主体落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鼓舞他的是越王勾践的故事。在9月4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阅读顾厚混《日本新政考》,陈家麟《东槎闻见录》的记载。11)蔡在8月1日的日记中录下了上谕宣战的全文。12)当时蔡也是主战派,对朝鲜问题的知识只限于马建忠的《东行三记》。13)1896年初,蔡又阅读了冈本监辅译成汉文的《万国史记》中的《日本史略》以及沈敦和的《日本师船考》。14)由于战事促使蔡去了解敌国,而变法维新的要求又生出了“以夷制夷”取法日本的主张。

  从1895年到1897年的三年中,国人主张变法的书籍开始出现在蔡的读书目录中。如汤寿潜的《危言》、15)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6)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7)、宋育仁的《采风记》。18)蔡身在京城但十分关注南国的改革动向,定购了《时务报》,罗振玉、胡道南常寄《农学报》、《经世报》来。蔡在1897年8月2日的邸抄中得知浙抚廖寿丰在杭州创立求是、武备学堂。19)蔡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了《经世报》第一册的读后感:“章炳麟所作,有理有故,若陈虬、宋恕、驳矣。”20)章炳麟的文章是<变法箴言>,立论尚未超出变法论的范围,而陈虬、宋恕则以浙江立言传达了变法运动的深层要求。与南国的变法要求同调说明蔡已从抗战派转变为变法家了。

  1897年11月11日蔡的朋友、祖籍绍兴的王式通向蔡提议设立“东文书馆”。王认为“以西书直贵,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日文即可博览西书,且西文非三、五年不能通,东文可以半年为期,尤简易也。”21)这是一条时间与费用双重节约的西化路线。这年年底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游访了日本,22)为输送留日学生开通渠道。这对处于转型期的旧式读书人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对他们来说,日文书籍或游学日本已是打破旧学典范进行知识更新的渠道。

  1898年8月4日蔡与同寓诸君聘请外务部左丞陶大均教授日语。23)8日蔡就翻译了《日本小文典》的序文。24)9日陶大均送来日语字母表与注音图表二张。25)10日陶因要去天津与日本续议租界事,推荐日本人野口茂温代课。26)11日,蔡就开始阅读日译本晚清社会小说《李公子》。27)通过《李公子》,蔡了解到了中国民间对官场的批判立场。13日野口来授课,蔡翻译了《万国地志》的序文。28)关于异域的语言知识与近代知识是同时进入蔡的视野的。15日野口与蔡商量打算把《论语》翻译成日文并用日本人读汉籍的方法来断句。29)蔡由此也了解了日本是怎样来吸收中国古典知识的。16日野口翻译了三章《论语》。蔡则翻译“日本败明师于平壤”。30)通过这样的跨越国界的教与学的互动关系,蔡开始理解近代的国家观念。

  17日蔡翻译《万国宪法》。31)25日野口带同寓的宪法学家近藤政来。32)蔡了解到学宪法需要专门训练。是夜蔡翻译《俄土战史》感到有“文从字顺之乐。”33)第二天向日本友人借来《亚东时报》,第二册。蔡记道:“中有<连盟论>甚佳”。34)〈连盟论〉是日本国际法学家有贺长雄写的文章。蔡接触到了有关国际法的知识。9月8日蔡读了日本民间兴亚志士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35)9日蔡告诉野口因为“外城学堂将开”,36)学习告一段落。

  这一个月的日语学习对蔡的思想发展意义重大。他曾在1940年写的《自写年谱》中回忆说:“不肯学日语,但学得‘无尔远波’[日语字母]等读法,硬看日文书。”37)这段抗战期间的回忆已带有感情色彩。当时蔡已是而立之年,作为翰林院的年青精英担忧着帝国的前途,在倾巢之前发现了一条偷梁换柱的快捷方式。从蔡的日记,我们可以知道他求知的急切。本来日语与汉文只有一“音”之隔,只要去掉“音”就很容易把日语翻译成汉文。日本人也只要加上“音”就可以阅读中国的古典。蔡与他的日语老师通过一“音”之转进行了文化交流。对日本知识人来说,这已是他们文化生活中的常识,而对蔡,则是找到了帝国起死回生的秘诀。他从中无疑也感受到了这一文化生命对老大中国的挑战,靠近这一文化生命离回归到他自己的生活世界只有一步之遥。而从生活世界再走向原来的政治空间,他已是另一个面目了。

  陈虬在<《经世报》序>中认为“东球木火,管局仁寿,礼让根于性俗,混一全球,终出黄种。”38)当时浙江的变法志士把“东球”——东亚视为一个整体。这种思维方式在蔡元培的思想里也可以找到。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重新解释了“东”的含意为“日在木中为东”。39)把日本定位到汉字的释意体系中来意味着国人的中国中心观崩溃与重建的过程。

  政变是在9月21日发生的。蔡10月15日携家离京南回。40)9月9日停止了日语学习。此时蔡已有归意,政变只是促成了他的决心。也许在政变前他已看到了实行中央革命自上而下推行变法是行不通的。他在《口述传略》中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41)可见他南回,是为了培养能推行改革的新型人才,完成变法课题。而变法是需要国际环境与之配合的。因此蔡赞同《大东合邦论》的“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42)他还依据原本,指出了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的《大东合邦新义》中有有意挖改的地方:“所删者二义:一怂勇朝鲜自立,一说中国满汉不相安;所增者二义:一广孔教,一男女平等。”43)这一删一增正反映了“革命”与“立宪”立论的分歧。元培的客观精神基于对国际局势的现实把握。这时他已完全摆脱了官方的对日观,回归到民间的立场来响应樽井藤吉提出的亚洲连带论。这种连带论是以扇动反满情绪作为温床的。促使元培弃官南归的根本原因是已经起步的浙江变法运动。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已不是文明的中心,因此传统的政治典范也为之失去了威光。

  2)浙江的近代化运动

  浙江的近代改革是杭人汪康年点的火。汪当时是张之洞的幕友,有感于张在湖北推行的改革,1895年夏回故乡杭州与陈汉第议设崇实学堂。44)第二年他与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汪诒年回忆说:“自《时务报》开设后各地官绅……盖几于视《时务报》馆为办理新事之总汇。”45)《时务报》因聘请日本人为日文翻译,绍介日本情况,所以也就成了中日间讯息与人员交流的中转站。

  浙抚廖寿丰在《时务报》影响下从1896年下半年开始在杭州筹划中西结合的近代学堂,指示陆懋勋创办求是书院。书院中各事由廖定意而杭州府总其纲。46)廖主张“拟先从西学书院入手”47),请美国人王令庚任正教习总管教育,1899年又增设外院,确立了“中西并课”48)的教学方针。廖在给汪的信中说设立学堂“若译印西学各国图籍,可使有志之士,省却语言文字一层工夫,获益较宏,观成差速。”49)这段话很能反映当时地方大吏的急切心理。

  汪康年1897年帮助罗振玉在上海设立了务农会,50)发行《农学报》。务农会在1898年1月22日创立了东文学社,51)旨在培养日语翻译人材。务农会曾向杭州蚕学馆推荐过懂蚕业的技术人员,由于技术人员提出的需求苛刻,促使杭州知府林启在1897年底直接向日本派送留学生稽侃、汪有龄学习近代蚕业。52)

  廖在创设求是、武备学堂之初尚无派遣留学生的设想。当廖得知张之洞派姚石荃赴日考察教育,就写信请汪邀姚回沪时来浙一谈。汪给廖寄去了姚编著的《日本学校章程》并在附信中写道:“保国之道舍此未由,若蒙采择行之非仅一省之福也。”54)一个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开始萌动。廖在回信中说:“东瀛学制原本西洋、伦理、汉文独仍旧贯,历史、舆地本国为先。”55)这就明确了以西方学制为模式,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更新传统学术的教育构想。从日本输入西方学制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同时产生的。

  汪有龄到日本后就留意到留学日本的意义。他在1898年1月31日给汪康年的信中认为“倘游历一会,阁下果能办成,则三年五载必有可观。”56)有龄在给康年的三十几封信中论述了一个宗旨:“游历一会实自保之秘诀也。”57)主张浙江应参与到以朝鲜为首,湖北、湖南已经着手筹备的留日运动中去。他还将留学日记刻印送交康年。林启在给有龄的信中说:“廖中丞前读足下日记,极相推许。”58)根据有龄的留学观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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