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早为人们注意，且有大量的论证。陈独秀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这番评论，可谓对蔡先生与五四运动关系的权威定位。但蔡元培本人在五四运动以后如何看待这一运动，似不见人们关注和深究。有关新文化阵营的主要代表如何评价五四运动，我曾发表《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耿云志先生发表《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蔡元培高胡适、傅斯年一辈，胡、傅是与蔡元培思想接近的北大晚辈，他们三人都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主要代表。检阅蔡元培的文字，人们可以发现蔡先生是喜欢谈论五四运动且留下较多文字的一员，这与鲁迅、傅斯年回避这一话题的表现有很大不同。“五四”以后，五四运动虽然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但真正不避讳自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且常常反思这一运动的北大人其实很少，蔡元培、胡适可谓这少数人中的两位代表。因为其鲜少，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才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思想意义，我们梳理五四运动阐释史时就有必要讨论蔡先生留下的这份思想文献。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

　　 蔡元培是最早发起纪念五四的那批北大人。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他就在《晨报》开辟的“五四纪念增刊”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这是蔡元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述五四运动。该文名为纪念，实为反省。它首先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先锋作用，“自去年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抱着一种空前的奋斗精神，牺牲他们的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警觉国人的工夫。这些努力，已有成效可观。维尔赛对德和约，我国大多数有知识的国民，本来多认为我国不应当屈服，但是因为学生界先有明显的表示，所以各界才继续加入，一直促成拒绝签字的结果。政府应付外交问题，利用国民公意作后援，这是第一次”。蔡元培特别肯定学生的政治的、社会的觉悟，“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学生们“知道政治问题的后面，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如平民学校、平民讲演，都一天比一天发达。这些事业，实在是救济中国的一种要着”。另一方面，蔡元培又以为学生罢课损失不小，“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权衡成效与损失之间的比重，他以为“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最后，蔡元培寄希望学生：“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蔡元培这些对学生运动的评论，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他并没有高调赞扬学生的“五四”游行活动，而是在一扬一抑之间，对学生爱国运动作了平实的估价，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家的品性。

　　 如果把《晨报》这期“五四运动纪念增刊”发表的十篇文字的作者作一大致分类，则梁启超、陈博生为研究系一派，他们强调五四运动的文化原动力性质；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孟和、朱希祖、顾诚吾为北大师生，他们的言论对五四运动后的学生更带有劝勉的性质。蔡元培甚至对学生介入政治有一种警觉感：“依我看来，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到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到了。现在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付的，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蔡元培表达的愿望与蒋梦麟、胡适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几乎是异口同声，在蒋、胡的声明中，呼请：“我们希望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他们显然都是本着对北大、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温和地劝解学生以课堂为重，务学业之本。

　　 “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他特别看重五四运动对“平民教育”的促进作用。“‘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他的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五四’后的惟一好结果，是平民教育。乘我们用功的余暇办些学校，教育那些失学的人，就是牺牲光阴，也是值得的”。

　　 面对五四运动以后频频发生的学生罢课风潮，蔡元培在纪念五四的场合多次劝导学生重视学业，并以为学生干涉政治是“不得已的”：“我再回溯去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与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平民，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蔡元培比较五四运动前后学生的变化，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引发的学生新觉悟、新气象，“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其中最重要者，约有四端：

　　 一是“自己尊重自己”。“从前的社会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

　　 二是“化孤独为共同”。五四运动后，学生“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

　　 三是“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五四以后，自己经过了种种困难，于组织上、协同上、应付上，以自己的学问和能力向新旧社会做了一番试验，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钝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了”。

　　 四是“有计划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以后，又经过各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

　　 蔡元培强调五四运动对学生追求学业、完善人格的促进作用：“前年‘山东问题’发生，学生关心国家，代表社会，又活动起来。国人对于学生举动很注重，对学生议论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机会，为社会作事。不过五四以后，学生屡屡吃亏。中间经过痛苦太多。功课耽误，精神挫伤，几乎完全失败。因为学生发生两种觉悟出来：第一，受此番经验，自知学问究竟不足，于是运动出首的学生，或到外国求学，未出国的，也都格外专心用功了。第二，经此番风潮，社会对于学生，都加一番重视。学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贵，就大家不肯作贬损人格的事情。”蔡元培的这些言论，既是对五四运动历史作用的正面阐释，也是对学生运动的疏导。

　　 1922年为纪念“五四”，《晨报》再辟“第四个五四”专栏，蔡元培应约发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他结合时事，强调“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是“（一）广集赎回胶济路的股款。（二）自动的用功。（三）扩充平民教育”。他表示，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同时在运动后产生新的觉悟，“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

　　 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曾一度辞职离开北大，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在南下途中致信北大学生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蔡元培南下后，经北大师生呼请和各方调和，9月蔡元培回校复职。以后又因各种风潮，蔡元培几度提出辞职。1923年1月21日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对自己在“五四”风潮中提出辞职的缘由做了解释：“《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中坚，决不致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蔡元培辞职在外人看来是消极的对抗，实际上他是以“不合作”为要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曾多次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但都没有“下台”，每次辞职都被劝回，说明他进退有据，“退”的背后是有着支撑的力量。

　　 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蔡元培先后担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环境的变化，政权的更迭，角色的转换，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自然有所调适。

　　 蔡元培辩证地分析读书与救国的关系，强调学生应以学业救国：“学生在求学时期，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子里用功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赞同的。”他告诫学生，五四运动是“非常的运动”，并不是常规的活动。“青年是求学的时期，青年运动，是指青年于求学以外，更为贡献于社会的运动。这种运动有两类：一是普通的；一是非常的。”“普通的运动，如于夜间及星期日办理民众学校，于假期中尽有益社会义务，如中央党部所举的‘识字运动’、‘造林运动’等。这种运动，不但时间上无碍于学业，而经验上且可为学业的印证，于青年实为有益。非常的运动，如‘五四’与‘三一八’等，完全为爱国心所驱迫，虽牺牲学业，亦有所不顾，这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学业的重要性：“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

国民党也是五四运动幕后的重要推动者，在其后利用青年学生运动为国民革命造势。对于国民党开展青年运动的策略，1928年7月蔡元培提交《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专作评论，并以为有必要调整国民党开展青年运动的策略：“往者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皆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本理所宜然，策所必助。虽有所痛于心，诚不能免乎此也。及后革命势力克定长江，学生鼓励民气之功绩已著，而青年牺牲学行训练之大弊亦彰。改弦易策，人同此心。”也就是说，在北洋政府倒台以后，国民党应该停止运动学生、利用学生运动的策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