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土地问题系列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9 次 更新时间:2008-12-30 16: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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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之一:哪一种类型的农村土地

  

  当前中国农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土地,一是因为城市发展或公用事业建设需要,而被要求“农转非”的城乡建设用地,一是用于农业生产尤其是用于大宗农产品的土地。前一种土地占中国农村土地的比重极少,以每年占有数百万亩来概算,每年“农转非”的土地不超过中国农村土地总量的0.5%。虽然每年“农转非”土地数量不大,积累起来却很可观,以每年占0.5%来计算,20年占地就可能达到10%。在人多地少,粮食生产不能放松的情况下,如此占地,引起了政府高层的极大忧虑。同时,“农转非”的土地,因为非农使用具有极高的经济收益,土地收益尤其是非农使用所产生的级差收益如何分配,就成为利益相关各方严重关注的问题。土地被征用农民希望获取更多土地非农使用的收益,地方政府则往往以较低价格征用,却以高价推向市场,从而赚取了极大的差价。某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为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招商引资愿望迫切,而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以极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资本,失地农民甚至得不到基本的补偿。土地“农转非”所产生的级差收益,使这些地区的土地成为利益相关各方激烈争夺的焦点,这些地区也成为农民上访及发生冲突最多的地区。客观地说,这些地区农民也大多从“农转非”的土地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不过,“农转非”的土地仅仅只占农村土地的极少部分,且只涉及到极少部分农民的状况。真正的农村土地,是指占中国农村人口90%以上的农业型地区主要用于农作的土地,这部分土地是中国基本的耕地,是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给的基础。这部分土地,不仅在面积上占到了中国农村土地的绝大部分(90%以上),而且农民数量也占到了绝大多数。

  就以上两种不同的农村土地的状况来看,虽然城郊农村土地“农转非”引发大量争议乃至冲突,这些地区的土地问题成为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些地区农民的状况,绝大多数却并不是很糟糕的,甚至反过来,城郊农民成为城市人羡慕的对象,城郊农村的村庄成员权具有的巨大收益。而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农业型地区的农村土地,就完全不同于“农转非”的土地,这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收益不大,土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产,在于经济的方面,而且在于社会和文化的方面。

  我们讨论农村土地,一定要首先分清楚了是哪一部分农村的农民土地,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话语的困境和逻辑的混乱当中。有人常常以占中国农村极少数的城郊农村的“农转非”土地来说占中国农村绝大多数的农业型地区农村的土地的事,这种说事,有意无意地混淆两类土地的差异及两种地区农民对土地的不同要求。比如,我们在农业型地区农村调查,农民有强烈的调整土地的要求,不是村干部要调整土地,而是农民从土地作为基本生存资料的公平伦理角度要求土地调整。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农民上访,往往是针对村干部不调整土地,而非村干部调整了土地。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要求土地承包永久不变,他们要求从村庄社区伦理的角度来公平地分配土地。在这些地区,农民不满的是,虽然土地是集体的,集体权利却是虚置的,村干部也不管理土地。

  陈志武说,“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象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1]陈志武显然是在说“农转非”的土地,但即使他这个说法有理(当然,他的这个说法仍然是无逻辑的。一个连村主任和乡党委书记都分不清楚的美国教授,如何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农村?——陈志武的文章中,将村主任称为村长,而且创造了“乡支部书记”的官职。他说掌握大权的村长、村支部书记写条子要求农村信用社为其关系户提供贷款,信用社不遵命,今后的存在资格就可能泡汤。他的想象脱离实际之远,真是难为了他的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资格),他也不能因此以城郊农村的土地来代替整个中国农村的土地,不能由此导出中国农村应该的土地制度安排。只有真正地理解占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得出对农民有益的关于土地制度安排的结论。

  

  之二:土地之于农民

  

  在农村调查,可以感受到农民对现状是满意的,有老人说,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可惜人已经老了,不能享受更多时间。因为机械化和轻简便生产技术的推广,农业劳动开始告别肩挑人扛,重体力劳动大为减少,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农民有充裕的农闲休息时间。应该说,中国95%农村的农民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农民生活在一个史之前例的富足时代。

  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农民也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时代,而不是生活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农民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不得不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不得不购买超出温饱的各种奢侈品,不得不支付现金来获取各种服务,如医疗、教育乃至农业技术。与传统时代不同的是,当前的中国农民面对着极为强大的支出压力。农民总体状况是温饱有余,但谈不上小康,可以归结为“温饱有余、小康不足”。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加深,农民现金支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民外出务工增多,以至到了2000年以后,全国农村已经很少可以见到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大都外出到城市和沿海务工经商去了。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农民的收入结构中,普遍是务工收入占到了农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真正在城市生活下来,进城务工的绝大多数农民难以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稳定就业和收入条件(尽管这部分进城农民工被国家统计局统计为城市人口),进城农民工必须依托农村的家庭收入,来维持一个生活在农村还不差的生活水平,同时,他们在城市的务工收入,也只在农村花费才能算得上不错的收入。

  也就是说,自1990年代以来,因为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经商,中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收入来自务工,一部分收入来自务农,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的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相差不多,各约占一半。仅仅依靠务农收入,或仅仅依靠务工收入,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消费主义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农民都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所需收入条件。我们可以将农民外出务工,看作农民越来越不能依赖务农收入而不得不进行的外出兼业行为。也可以反过来,将进城务工农民保留农业生产收入的务农行为称为兼业行为。正是依靠兼业的务工务农,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不仅维持了收入的增长,而且有能力应对越来越大的支出压力,从而保持住了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更具体地说,农民之所以要依靠及可以依靠务工和务农的双重收入来维持自己的收入状况,是与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也就是与农民的家庭结构有关的。在农村,一般的家庭结构是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中间是中青年的一对夫妻。子女未成年,是纯粹的消费者,不仅不能为家庭创造收入,而且往往是家庭主要的消费者,尤其是教育支出往往构成了农民家庭支出的最大笔的长期的常规支出(由幼儿园到大学:若可以考上大学的话)。中青年的夫妻当然是家中赚取收入的主力,但仅仅依靠人均1.3亩、户均5—6亩的土地,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农村家庭的收入,不足以应对家庭支出,难以维持一个起码的体面生活。因此,年轻人外出务工成为当前农村农民的首要选择。

  一个农村家庭除了未成年子女和正当壮年的夫妻外,一般还有尚能劳作的父母。农村老年人,在70岁以前一般都会参加农业劳动。在当前机械化作业越来越普及,轻简便劳动技术广泛推广的背景下,作为父母的60岁左右一代人,基本上可以较为轻松地完成平均5—6亩土地的耕作,还可以喂养牲畜,种植蔬菜。或者说,因为年龄较大而缺乏进城务工优势的作为父母一代的中老年人,可以通过从事农业种植来获取收入,这些收入虽然不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支出,却是家庭收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老年父母不仅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而且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需求。在机械化和轻简便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农业生产不再纯粹是繁重体力劳动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并非多么可怕的事情,适度参加农业劳动,对作为父母的中老年农民,不仅具有身体上的意义(活动),而且具有重要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意义(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仍然具有价值,劳动成为一种内在需要)。

  这样,农民家庭要维持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且在消费主义压力下保持住体面的生活,这个家庭就可能通过将务工或务农作为兼业,来获取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仅仅只有务工收入或务农收入,这个家庭的收入将难以应对支出压力的增长,从而陷入贫困状态,这个家庭能够维持温饱就不错了。而若有或是外出务工(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情况下),或是有在家务农(务工收入高于务农收入)的收入作为补充,则这个家庭就不仅可以维持温饱,而且会有些闲钱,可以在农村生活的安逸适意,——至少从经济上可以这样看。

  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家庭是通过农业收入来解决温饱,而通过外出务工获取现金收入。虽然外出务工的现金收入不足以维持农民在城市的体面生活,这些收入拿到农村,却是一笔巨大的收益。因为土地收入可以应对家庭日常的生活支出,务工收入就成为家庭的闲钱,就可以应对各种社会性交往(如人情),及应对消费主义压力,及购买表现自己地位的奢侈品。离开务工收入,仅仅依靠土地收入,农民家庭就会陷入贫困。同样,若没有农业的收入,仅仅依靠在城市的务工收入,一家三代人即使在农村生活(费用相对于城市生活较为便宜),因为没有农业收入,这个农民家庭就不得不用打工收入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不得不压缩各种社会性支出,就不再有能力购买表现自己社会地位的奢侈品,从而落入到农村社会中的底层。当然,这些家庭就更加没有能力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下来。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均分的农村土地,使得所有尚不具备真正进入城市安居条件的农民,可以在农村拥有户均数亩的土地,依靠年龄偏大的父母的耕作,这些土地为农民家庭提供了也许不多却至关重要的收入,正是这些务农收入,使农民家庭不需要用外出务工收入来购买农村生活必需品,使农民家庭可以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可以生活得体面而且有些尊严。

  倘若农民家庭不再有来自户均数亩土地上的收入,农民家庭即使仍在农村生活,其生活水平与质量都会大幅度下降。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十分地热衷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希望通过加快土地流转,而形成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有人规模经营,必然有更多农户无地经营。无地经营即无来自农业的收入,无来自农业的收入,农户生活质量就必然会下降。几亿农民生活质量下降,就不会是一件仅仅事关农业的小事,而几乎必然地成为政治性的大事。

  

  之三:农业规模经营?

  

  当前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说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搞农业的规模经营,就需要将耕地集中到种田能手甚至集中到大资本手中,一旦种植规模达到数百亩乃至上万亩,农业现代化就有了希望。湖北省农民侯安杰种田2万亩,湖北省主要领导几乎人人批示,要总结经验,尤有将其规模种田经验向全省推广之势。

  从可能性上讲,中国有9亿农民,有2.3亿个小农家庭,中国目前农民收入结构中,农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离开农业收入,仅仅依靠打工收入,农民收入很快就会降低到温饱水平。以目前中国18亿亩耕地为准,2.3亿农户,户均耕地约在6—7亩左右,假定规模经营达到户均100亩,则18亿亩耕地仅能供0.18亿户农户经营,还有90%以上农户则不再有地可种,也就不再可能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而倘若规模经营达到2万亩,则中国农民几乎就不再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收入。离开农业收入,指望9亿农民仅仅依靠并不稳定且十分微薄的打工收入,这不仅会使农民陷入到了贫困艰难的境地,而且会构成中国社会秩序的极大隐患。

  从农业规模经营本身来看,也有一种美化规模经营,而轻视分田到户所产生小农家庭作用的倾向,这种倾向严重地轻视了分田到户所具有的政策潜力和小农家庭本身的活力。

  在关于湖北省农民侯安杰的报道中,记者说流转给侯安杰的耕地,在之前的农民手中,亩产粮食只有600斤,而侯安杰通过科学种田,可以达到亩产1000多斤,亩产提高了近一倍。记者以此来证明土地规模经营的效益。如果记者不是造谣的话,侯安杰让土地亩产粮食可以提高一倍肯定也是特殊情况。学界公认,小农家庭具有极高的土地生产能力,尤其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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