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9 次 更新时间:2008-12-28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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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进入专栏)  

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确实是比较多,但是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我们常讲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我觉得就是利益矛盾,我们对此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社会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矛盾、不同的冲突,相对于宗教矛盾、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政治矛盾、政治冲突,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实际上是最理性、最容易解决的。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央的纪念大会刚刚开过。这三十年,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前几年吴敬琏先生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这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市场经济,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标准:第一,这个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来说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第二,这个市场经济有没有一个好的法治基础。第三条就是有没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央的纪念大会刚刚开过。这三十年,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前几年吴敬琏先生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这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市场经济,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标准:第一,这个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来说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第二,这个市场经济有没有一个好的法治基础。第三条就是有没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从当前的金融危机看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大家都很关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受到的冲击,很明显是直接来自这场金融危机,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作为这场金融危机,尤其是在美国表现出来的最核心要素,在我们的社会里其实都没有,比如说大规模的房贷断供、金融崩溃、银行倒闭等等。但是,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是相当严重,甚至比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还要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网上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说法,中国有经济危机吗?不就是美国人不买我们的东西了吗?这个说法看起来好像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如果仔细琢磨,这句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一个是外部因素,就是这场金融危机,第二个就是我们内部因素。我这里所讲的中国本身的问题,有一个特定的含义,就是我们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这个转型一直难以完成。现在金融危机爆发,虽然我们没有金融危机当中的这些最核心的要素,但它对中国产生的唯一冲击,恰恰就是击在了中国经济的软肋上,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内需不足。这个内需不足不是一般的不足,而是我们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新的消费模式难以形成造成的。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我们马上可以联想到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当时的美国也好,西方也好,这个槛就是过不去,而今天我们也在过这个槛。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和今天的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相近,不如说跟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面临的问题更相近。现在一说30年代大萧条,象征性符号就是卖不出去的牛奶。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当时卖不出去的更重要的是耐用消费品:房子、汽车、摩托车、冰箱、洗衣机、电话、收音机等。在经济危机中兴建的房子只相当1925年的一半。在1929年,美国汽车产量已经达到了500万辆,房地产是每年新造的房子是100万幢。美国恰恰进入了这样一个转型,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近,但就是转不过去。

为什么转不过去?就是因为背后畸形的利益结构,因为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得具备几个最基本的条件。从结构性条件来说:第一,城市化使得至少50%的人口定居于城市。第二,城市中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开始形成。从制度性条件来说:第一,要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信贷消费的制度性条件,而耐用消费品时代必须要有信贷消费。第二,常规化收入的增长,要有以月薪为代表的可以预见的、可以预期的稳定的工资增长。

当年美国是怎么创造出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制度和结构条件呢?那就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大体上可以说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上的应急措施,即1933-1934年。这一阶段很重要,但我觉得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第二个阶段,从1936年开始,实际上它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一种社会变革。

这个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方面有三条。

第一条就是社会救济。在经济危机时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社会底层的穷人,所以首先要解决穷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社会救济,当时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救济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一方面解决了保底底线,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就业机会。

第二条就是规范劳资关系。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与《公用事业法案》等专门法律,赋予了工会和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权力;1938年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保护工人的权益。通过发挥工会的作用、规范劳资关系的结果,造就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市场,这就创造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结构性条件。

第三条就是建设福利国家。1935年通过建设福利国家的法案,那时经济危机还很严重,罗斯福急急忙忙地出来搞社会保障,为什么呢?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但更长远是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首先是保住了一个底线,使社会在一个可以控制的未定范围内,还造就了一个中产阶层,而且还提供了社会保障,解决了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所需要的那些条件。30年代大萧条对我们直接的启发,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创造了这个条件,不但创造了这个条件,而且等于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

需要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国家的作用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在改革30周年之际,大家担忧的一个问题是未来改革的命运会走向何方?改革是进入的新阶段,还是就此画上了个句号?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现在要真正看到改革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结果是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改革的真正危险是正在丧失民意基础。

我最近在几个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改革者一定要掌握反思改革的主动权,一定要对改革进行认真、负责任的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将建立市场经济下利益均衡机制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务、重要内容加以促进,这样你才能够重新形成改革的共识,重新形成改革的动力。

这个利益均衡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时,要有一个平等的博弈权利。比如我刚才讲到的30年代大萧条的启示,为什么美国当时结束了一个赤裸裸、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开创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博弈机制,比如发挥了工会的作用、规范劳资关系等等,这些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近年来关于《劳动合同法》有很多的争论,包括这次经济危机中中小企业的倒闭,尤其是在广东,这个问题更加现实,人们就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劳动合同法》上。那么,应不应该要《劳动合同法》?当然是要有。现在劳资关系这么失衡,劳工权益屡受侵犯,规范劳资关系完全必要。但是,用现在的《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方式来规范,又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看成资本家的自私,很多企业真的受不了,于是形成了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问题在哪里呢?有的人说这是行政权力粗暴的干涉市场,有的人说事先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有的人说是标准定得太高,有的人说这是黑砖窑背景下一夜之间仓促出台的。要我来说,这些问题都存在,但都不是根本性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思路错了,总是想用政府的作用来代替民间的博弈,总想自己直接制定了标准。而这样的一个思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说是行不通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年初的东航罢飞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缺乏有关规范而两败俱伤的博弈案例。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说,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这样的做法是职业操守出现了严重问题,把上百旅客弄到天上又折腾回来,这是人命啊。对航空公司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有一次我从网上订票,同样的航线国航是8折,南航是7折,而东航是2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相信说谎的公司:飞行员将一天30多个航班飞回来了,你说是因为气候条件不适宜降落。那别的公司怎么可以降落呢?又说是因为我们安全标准更高。就因为这一句话,别人对你公司就失去了信任。这是一个典型的两败俱伤的事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不是因为罢飞,而是因为罢飞缺少了规范。在国外,也有飞行员罢工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个不是随随便便罢的,首先你有什么利益要求可以通过工会跟公司谈判,谈判谈不拢酝酿罢工,也不是随便可以罢的,工会会进行一个投票,多数人同意罢工才能形成罢工的决议,但也不是马上可以罢的,然后把要求交给公司,公司也可能妥协了,也可能还不答应这些要求,然后这个决议就生效了。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可能会要求政府、法院进行裁决,因为民航是公共交通,是公共性的事情,对公众的利益影响太大。政府、法院裁决如果你有正当的利益就可以罢工,罢工就是飞行员把飞机停在那里我不飞而已,也不能说把旅客弄上天然后又弄回来。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承认其合法性,然后把它制度化。这个制度化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要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比如要求凝聚机制,当利益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时候,要有一个要求凝聚的机制,只有通过凝聚的机制才能到达决策层,因为如果没有经过凝聚,是一个很散射性的要求,这样政府是无法加以处理的。比如说失业下岗问题,如果没有经过凝聚,我们可以看到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如果经过凝聚,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提案,什么提案呢?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上如何对这些国企改革当中的失业下岗职工进行补偿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保障方案。凝聚是非常重要的,但凝聚需要组织,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是完成不了凝聚的。再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当中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表达权。表达权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才能形成,至少是刚才讲到的这六个机制。

另外,在利益博弈机制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要警惕立法腐败。前段时间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涉嫌受贿被双规,知情人士称,郭京毅受贿,并非如此前传言所指涉及某个特定的外资并购项目,而是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如果郭京毅的这个受贿罪被认定,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这也可能成为中国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官员受贿的案件(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从现在初步披露的情况看,郭京毅案揭示的是另一种立法腐败,即官员使得制定、修改的法律对政府部门之外的某些利益群体有利,同时官员“有功而受禄”,以各种形式享用这些利益群体奉上的好处。

正确认识稳定问题,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前提

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够使这种利益博弈的均衡机制建立起来呢?到底卡在哪里?我们最大的心结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心结就是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稳定问题。正确认识稳定问题,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前提。

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确实是比较多,但是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我们常讲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我觉得就是利益矛盾,我们对此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社会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矛盾、不同的冲突,相对于宗教矛盾、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政治矛盾、政治冲突,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实际上是最理性、最容易解决的。

那种想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消灭在萌芽的状态的做法是没有可能,只能走一个制度化的道路,而制度化的道路意味着两个方面:第一,增强制度对于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第二,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能力。制度优劣的区别不是当中有没有矛盾,而是能不能容纳矛盾、容纳冲突。比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几百万反战人士上街游行示威,你会感觉来势凶猛,但是感觉水在渠里一样,知道到什么地方流得急一些、什么地方流得缓一些,什么地方会拐弯、什么地方会泄下去一点,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就是制度化的博弈机制了。

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对中国社会有过这样的一个基本判断: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可能;政治基本稳定,大家对制度有一个基本的认同,这就是最基本的政治稳定的基础;社会矛盾突出。这三句话是一个整体,这三句话放到一起,我觉得可以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尽管我们的社会矛盾现在是比较突出的,但是整个社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判断,这样我们才敢于作出一些关键性的突破。但是我们的一些学者经常添乱,比如一个流传很广的所谓1000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的说法。这个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说法产生了非常有害的误导。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大多是征地拆迁、劳工权益受到侵犯、拖欠工资等引起,你告诉我这些事和1000到3000美元有什么关系,谁能够告诉我一个社会1000到3000美元就会大量地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吗?谁能告诉我一个社会1000到3000美元就必然这样野蛮地征地拆迁吗?谁告诉你一个社会1000到3000千美元就必然大规模地侵犯劳工权益吗?这些事情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如说是你的工作上的失误,你工作上的失误还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了。

今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出体制性拘谨》,这个体制、机制就像人一样,放松不放松、拘谨不拘谨很重要,制度有人格的因素,所以看我们这些制度你就总是看到好像是愁眉不展、很多心事,充满一种不自信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足球是一个非常不争气的足球了,但是看了那么多的足球评论,我觉得都没有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很短的帖子更加讲到这个问题的要害,他说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呢?因为足球最需要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志和舒展的灵魂,中国的足球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看中国的足球,有时候输几个球还好办,被别人灌两个可能还扳回一个,但是开始就进了两个球就麻烦了,就不知道怎么踢了,我进了两个球吗?我怎么会赢呢?我怎么会进两个球呢?经常是最后三分钟,黑色三分钟,就最后几分钟里连着被别人灌进去几个,这就是体制性的拘谨。

我们回顾改革开放30周年,80年代是一个灵魂很舒展的年代,我们近2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那个舒展的灵魂的一个潜力释放的结果。但是在这20年当中,我们的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的灵魂却在萎缩,这会影响我们对未来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解放思想,我个人的理解,解放思想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关键就是走出这种体制性的拘谨,让我们真正有一种舒展的灵魂,这是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内涵。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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