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 陈杰:改革开放30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15-12-16 0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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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兵 (进入专栏)   陈杰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所进行的理论思考,从30年研究的进步、经验和问题入手,结合近两年的理论研究亮点,展望未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呼唤标志性成果与自己的学派、大师。

   【关 键 词】新闻学与传播学 改革开放30年 理论思考 学术发展

  

回首30年:进步、经验和问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们试着从理论层次、制度层次对过往理论探索和研究,进行带有根本性、规律性的反思。历史将证明,这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从1978年某些人认为“新闻无学”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并由专业学科目录标定新闻学与传播学为一级学科。从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只有一名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成员到独立组成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评议组。从1983年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高校共14所、教师364人、在校本科生1482人(仅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0。12%)、硕士生103人、进修生220人,到目前300余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点877个、教师1万余人、在校本科生13万人、研究生超过万人。从1980年全国出版新闻学与传播学著作只有寥寥几种、发表论文只有几百篇,到目前全国每年发表论文数千篇、出版著作上百种。从恢复高考招生时全国无一所新闻学研究机构到今天全国高校有8个新闻传播学国家创新研究基地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众多省部级研究基地。这些数据足可以表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进步。

   纵观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近30年的历程,基本经验有:

   首先,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坚强支持,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巨变宏观大环境的全面支撑。上述所说的一系列数字就是明证。

   其次,研究者不断解放思想,放大胆子,走稳路子,当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的促进派。学者们坚持对各种阻力的克服,对各种压力的排除,对各种陈旧、保守、落后甚至反动观点的消除,他们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中敢于碰硬攻坚,敢于冲击旧观念、旧体制,敢于引进被某些人称为“资产阶级黑货”的新学说新观念、新体制。

   再次,打开国门,礼贤海外学人,广泛吸纳各种学说和成果,用以填补、修正、丰富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新闻学是较早打开国门,邀请海外学人来访,引进西方传播学,并广泛建立跨文化传播机制的学科之一。实行开放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极其有益。一方面,可以源源不断地传来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动向和最新成果的信息,使我们及时把握学术走向,能同海外在相近时刻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便于我们邀请甚至吸收海外学者到中国高校任教,参与国内课题合作研究,指导国内研究生,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海外一流教授学者,并在这种接触与协作中了解海外科研新信息和新成果,熟悉新的研究方法,推动国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同海外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体制的建立,便于我们派出自己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到海外一流学校一流专业进修学习。

   第四,抓紧基础性研究不放,兼顾应用性研究,夯实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的根基。过去30年间,新闻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与范畴都曾经提到研究计划并被学者们认真研讨。新闻学原先停留在“五性一论”简单化的状态有了根本转变,“新闻无学”论已基本失去市场。1982年一批有识之士制定的对中国借鉴和引进传播学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十六字方针,既表明了中国传播学最先进入者的理论勇气,也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智慧。而抓紧基础性研究的同时,研究者们也一点不放松应用层面的研究。

   最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切实改进研究方法,保障中国高校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中国新闻学研究30年,每一个重要议题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完成的。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报道中,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方针展开的。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讨论的展开,是在党委犯错误新闻界如何不再跟着犯错误的思考中进行的。报纸和新闻的商品性争议,是在媒介产业化进程中逐步深化的。新闻写作可以学习借鉴散文写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建议,是为了克服新闻写作存在的呆板单调而发的。正是针对新闻改革的现实进行研究,所以由此得出的理论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新闻实践才会有真正的改进和革新。民意测验、舆情调查这些过去学术研究的禁区开始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并用之于社会实践,有力推动着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和学术进步。

   总之,经过30年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传媒生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新闻传播业、新闻教育和新闻科学研究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①

   第一,新闻传播业实力增强,有力地保证了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壮大。

   第二,努力创新体制,正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第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第四,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研究结出硕果,新闻学基础理论趋向繁荣。

   第五,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学术团队的梯队建设初有成效。

   与此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在各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展开探讨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新闻改革受三个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力度不相同的影响。

   第二,新闻改革遇到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攻坚瓶颈。目前对新闻传媒没有实行分类定性和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传媒业的性质、功能、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不加区分,又增加了攻克这些瓶颈的难度。

   第三,推进新闻改革缺少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主要是新闻传媒求新求变、做大做强的压力与动力。但中国目前相当一部分传媒缺少这种压力和动力。不像3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传媒有普遍的压力感,有迫切改变现状的要求。传媒集团化使相当一部分主流传媒取得了垄断地位,维护既得利益的愿望强烈。这样的集团和这样的集团管理层,总想维持原状,垄断市场,不思改变,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也就失去了深化改革的根本动力。

   第四,目前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互补,融合共进,缺少动力又无规划。改革者重经验轻理论创新,研究者重书本轻实践经验,在同海外同行交流合作中,常常为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冲突而困惑。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业内与业外、传媒与学校、国内与国外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热情和劲头少了许多。

   第五,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缺失,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缺失,严重阻碍着传媒公信力和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②


承前启后:近年来理论研究亮点

   2007-2008年,中国大事不断,新闻媒体也在这些大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也呈现出活跃、丰富、可圈可点的特征。其中的部分命题已经触及到新闻改革的“深水区”,既是对改革30年的较好总结,也给未来的新一轮发展起步开了个好头。

   1.重大灾害报道

   针对我国新闻媒介关于2008年春天冰雪灾害的报道,有研究者直言,媒体所显示的环境监守功能、传媒效应和应急功能令人感到欣慰。在雪灾的促发和激励下,媒体真正发挥了其环境监守功能,并最大限度地沟通和引导了民众。③

   如果说雪灾报道还停留在灾害对民众影响和对我国公共危机预防机制和预警机制建设的反思上的话,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8。0级大地震再次把重大灾害报道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将永载中国新闻史册。原先只有五家中央媒体获准进入灾区采访,结果却有来自各地的数千名记者集聚灾区,及时传递出大量信息。有学者指出,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闻遭遇战,也是新闻突进的良好契机。各路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自己的采访队伍,直击现场,及时报道灾情、民情、舆情,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各种报道模式,再现了事件的不同维度。⑤也有学者指出,在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和公众三者之间,围绕信息的发布、传播和接受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较之在正常情况下更凸现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汶川地震中及地震后,三者关系从总体上说呈良性状态,为学理研究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正面典型个案。关于灾难性事件的信息,公开比不公开好,及时公开比延迟公开好,主动公开比被动公开好,充分公开比有限公开好。⑥

   除了自然灾害外,今年下半年的“三聚氰胺”事件等食品安全风波中,媒体报道也比较踊跃,严格求证,用事实说话。⑦

   2.北京奥运会报道

   北京奥运会前夕,西方主流传媒的相关报道仍密集在政治领域,而且以负面报道居多,这使得北京奥运会的信息传播成为有关中国国家形象博弈的一个平台。有研究者指出,将奥运信息传播提升为文化传播,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达到建构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目标。⑧更有研究者认为,奥运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拿到多少金牌,不在于证明中国的强大,而应该成为我们完善自身权利、改变管理社会方式的契机。⑨而且,在这场体育盛会中,新闻媒体并没有“报喜不报忧”。2008年8月9日,两名美国游客在北京遇袭并导致一死一伤,行凶男子随后跳楼,当场死亡。这两名美国游客是美国男排一位教练的亲属。北京奥组委次日在奥运会主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通报了这一事件。国内外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3.境外记者的独立采访

   国务院及国台办、港澳办制定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和《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台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规定》、《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港澳记者在内地采访办法》自2007年元旦至2008年10月17日施行。而就在这个规定行将失效前15分钟,中国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宣布延长外国记者在中国自由采访的规定。

   新条例是本着改革、开放、进步的精神制定的。新条例将原《规定》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以长效法规固定下来,为外国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便利。新条例同1990年公布的条例相比有了重大变化。比如,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等。

另外,国台办2008年11月1日公布了《台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办法》。获准在大陆驻点采访的台湾记者,可申请3个月以内的采访期限;如有需要,经批准可延长一次,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驻点期间可多次往返。台湾记者可以通过有关部门指定的服务单位聘用大陆居民从事辅助工作。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的传媒管理体制将更加开放,更加充满自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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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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