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可因: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场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1 次 更新时间:2008-12-09 16: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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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可因  

  

   邓广铭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多年要好的老友。邓广铭先生对季先生担任总编纂的《存目丛书》的出版提出批评,使有的人担心会不会影响两人的友情。但在丛书编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季先生还特别谈到,邓先生、宿先生发表的批评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让大家要正确对待。应该说,学术上的争论是为促进学术的发展,是不会伤害年深日久的友谊的。

   1994年,父亲邓广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是87岁高龄,为使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工作走一条正路,他写了一篇《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不宜刊行》的文章,发表于该年7月29日《光明日报》的《读书与出版》专刊,引起文史学界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在文中,他举出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列入“存目”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避免重复而把一些书列入“存目”;第二类是被纂修人员判定为伪冒的书籍,其判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准确的;第三类是因内容不符合纂修人员的价值观念而被列入“存目”的,但这些书也未必都符合我们今日的价值观念。因此“存目”中值得印行的数量有限,不值得浪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将其全部印行。

   他在文中建议,要严格区分“国粹”与“国渣”,取优汰劣,组织专家学者认真审查鉴别,将真正有价值的书籍编一套《四库全书存目选本丛书》,并重新为每一本书写一篇“平反提要”。

   在发表文章之初,父亲就对我说,这套丛书的出版,从前一年就开始筹措了。主办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姓刘的教授,已筹措到600万元资金(出一集需5万元,要出1600集),并已造了一定的舆论声势,李鹏等都为它题了字。父亲说,在这种情况下,唱此反调,很难说能起到多大作用,但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父亲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论战。虽然《存目丛书》还是陆续出版了,但是父亲以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毅然发难。我感到他的这种精神实是可佩的。

   文章发表后,《瞭望》杂志的副总编辑陈四益访问了父亲,写了两千多字的文章《〈四库全书存目〉及其他》,署了叶芝余的笔名,刊登在《瞭望》第37期(1994年9月12日)。他开始就说,读了邓广铭先生的文章,“精神为之一振,觉得北大毕竟有人。”接着他说,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方作了热热闹闹的高调宣传之后,父亲“敢于力排众议,不仅需要见识,而且需要勇气”。他同意父亲对存目书籍的分析,他说:“把尚存的4000余种、6万余卷《四库》存目之书,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印出,并称之为‘全世界最后一笔、最大一宗文化遗产’,岂不是要愧对前人,遗讥来者?就说这‘全世界最后一笔、最大一宗文化遗产’的提法也不通之至。人类社会并未终结,人类文化仍在发展,这‘最后’之说,从何谈起?”“古籍整理是要下苦功夫的。我们何不抛弃些急功近利的念头,发扬些严谨认真的学风呢?”这些问号实使对方难以答辩。

   《存目从书》的编纂者自然不甘寂寞。9月2日,《光明日报》的同一专刊登出杨素娥的《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亟宜刊行——兼答邓广铭先生》,文中说,对印行《存目丛书》,“学界翘首引颈以待之”,而父亲的文章“独唱反调,实欠允当”,认为父亲的文章中“作为‘不宜刊行’的具体理由,且不说其所分三类是否正确,但其理由却是荒诞的”。他认为,刊行《存目丛书》的理由,“一曰抢救古代文献”,“二曰便于学界,推动学术研究。”

   这里说个小插曲:《光明日报》记者在发表杨素娥的文章前和父亲打了招呼,把原稿拿给他看了,妹妹小南也看了。小南认为文中有些话说得很不礼貌,使她很生气(后来报纸发表时,编辑删去了一些),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她问父亲睡得好不好,答说睡得挺好;她说:“我可没睡好”,父亲说:“这就是被动吸烟和主动吸烟的区别了。”老人真是幽默!

   父亲还认定,杨素娥就是那位刘教授,是有意选了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接着,《光明日报》于9月9日发表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的文章《建议改出〈四库存目选粹丛书〉》。他支持父亲的看法和建议,但提出将父亲建议的《四库全书存目选本丛书》改为《四库存目选粹丛书》。他说已经看到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册的样书,其中收录的十种书籍,有九种“或属假冒伪劣,或属定本已入《四库》,或属鄙陋愚妄,为什么还要让这批‘国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鱼目混珠呢?”他的责问是很有说服力的。

   9月16日,《光明日报》又发表施蛰存老先生以杂文笔法写的《也谈〈存目丛书〉》。这篇千余字的楷体文,先谈《四库全书》及“存目”的由来,然后说,看到父亲的文章,“其中有些意见,也正是我们的意见。”又针对杨素娥的文章说:“这位杨素娥女士的文章,似乎火气太大。她说邓广铭的‘不宜刊行’是‘独唱反调’。这句话把我吓倒了,决计不再多嘴,虽然我可以证明邓广铭不是在‘独唱’。至于‘反调’这两个字,在二十年前就很吓人。我是从各种‘反’字风波偷生过来的人,这回就不敢冒犯‘正调’了。”

   关于这篇文章,也有一个有趣的插曲:由于父亲早年同施蛰存之间有一桩“公案”,所以他一看到作者的名字,就急于知道文章是支持谁的。但从题目上看不出来;看前几段,也看不出来;看到后面,才知道是同自己“合唱”的。

   提起那桩“公案”,那是在1935年,父亲还是北大史学系的学生,他曾在大公报社出版的《国闻周报》(11月4日)发表文章,批评施蛰存、阿英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说:“他们毕竟是商人气氛多而学人气氛少,对于读校古书并不当行,勉强作来遂不能自掩其丑。”

   施蛰存于该年11月25日也在《国闻周报》发表《关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告白》,辩解说:“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如别的文人们也。”

   邓的批评和施的辩驳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化名齐物论写了一篇《文人比较学》(发表于1936年1月,见《且介亭杂文末编》),文中说,《国闻周报》刊有邓恭三(邓广铭)的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一文,指出这一辑丛书的“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谬误”三点。而针对施的辩驳,鲁迅挖苦说,他“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也。’”

   后来父亲才知道,这些丛书是施蛰存、阿英雇用张春桥等人标点的。

   时至1994年,施蛰存已是九十多岁高龄。他的这篇《也谈〈存目丛书〉》一文是自发来稿,说明完全出自他的本心。也说明事隔多年,老先生为捍卫真理,早已不计前嫌了。

   在杨素娥的文章见报后,父亲又写了一篇《再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对杨文进行反驳。我和小南都劝他,岁数这么大了,再在这件事上花费精力不值得,还是干点该干的(他正修订已出版的几本宋人传记)。我们还凑了八个字送他:“见好就收,过犹不及。”《光明日报》的责任编辑也说,宿白的文章从学术上支持了他,施蛰存的文章从道义上支持了他,有了这两篇,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但父亲却是欲罢不能,执意写出第二篇。

   12月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王绍曾的《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我见》,是赞成出书的。一周后,12月9日,又发表了父亲的第二篇文章《再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原文中有些比较尖刻的批评,以及他指出杨素娥就是那个刘教授的话,被编辑删去了,他对此还颇为不快。

   父亲和季羡林先生是山东同乡,又是多年要好的老友。这次季先生被聘请担任了《存目丛书》的总编纂,而父亲对这套丛书的出版提出批评,这使有的人担心会不会影响两人的友情。听父亲说,那段时间,他和季几次一起乘车出去开会,季都不提丛书的事,而是同他谈一些其他话题。10月,在丛书编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季先生还特别谈到,邓先生、宿先生发表的批评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让大家要正确对待。应该说,学术上的争论是为促进学术的发展,是不会伤害年深日久的友谊的。10月7日,我随二位老人到北京图书馆参加“臧克家文学创作生涯65年展览”。在开幕式上,臧、季、邓三位老友肩并肩亲切地站在主席台上。新闻记者为他们拍下了合影。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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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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