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思想是在跨制度比较中产生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8 次 更新时间:2008-11-28 07: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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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进入专栏)  

  

  无论是作为当年的下乡知青,还是今日的经济学教授,许成钢的思考和追寻,并没有太多变化。或者说,他对世界一直抱有孩子般的好奇心。

  

  40多年前,清华附中曾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而如今的清华园则成了政府要员和企业精英的黄埔军校。冬日的一个下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办公室,许成钢与我们谈起往事,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晚。

  

  “小孩子的疑问往往和物理有关。我小时候很好奇,为什么汽车一启动,人就会往后面倒,而外面的树木和房子都往后退呢?”幼年的许成钢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了疑惑。他的父亲、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许良英没有敷衍这些问题,而是把孩童的提问和物理学联系起来,不断刺激他思考。“这个过程对我影响很大。从小你就知道应该提问,知道对这个世界要采取怀疑和追问的态度,不是听到什么就信什么。在那个年代,这很不容易”

  

  许成钢的语速很慢,即便回忆过去,也没有太多的情感流露。他将事实与对事实的解释作出清楚的区分,这与他的治学态度如出一辙。

  

  许成钢最为学界熟知的观点来自比较制度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让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苏东和中国的两种转轨模式。表面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带有试验性的,在基层做很多很多试验,做得好了,由上层来推广。相比之下,在前苏联和东欧的某些国家,则是自上而下全面的休克疗法。也有人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渐进与激进。

  

  针对这个问题,许成钢与钱颖一合作,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有价值的理论:中国和苏联东欧虽然表面上看都是中央计划经济,但是它们的计划经济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中国是所谓的块块式经济,就是以地区为基础,而苏联是所谓条条式经济,以专业部为基础的,两者组织的方式不一样。这就使得在中国进行试验比较容易,在苏联的体制下进行试验行不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许成钢的洞见得益于他的人生经历。对中苏的对比思考,几乎有四十年的历程。他是随共和国成长的一代,1967年从清华园中热烈的争论中脱身,自愿下乡,来到东北的黑山白水,研究农村社会,自学马克思的《资本论》,苦苦思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阶级产生的根源。

  

  因为与好友通信探讨理论问题,许成钢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并遭关押。他以为自己会一辈子留在那里度过余生。“那是中苏边界上的绥滨农场,南头是松花江,北头是黑龙江。我以为这一辈子都是反革命,别说出国,能够回城进入高等教育都是不可能的事。我的一切自学,都只是为了理解,为了好奇,没有别的目的。”这些想法根深蒂固,后来进入社科院,甚至到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转轨经济学大师科尔奈,许成钢仍然怀着同样的疑惑:社会是怎么运行的,经济制度是怎么一回事。

  

  回到北京,许成钢放弃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念头,一举考上了清华大学机械系的研究生。从清华拿到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硕士学位后,机缘巧合,他回到了经济学,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计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并在1984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赴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从1991年到现在,他一直任教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98年获终身教职。

  

  在采访中,许成钢兴奋地谈及伦敦经济学院对他的感召力。“一群不同行业的人喜欢在一起侃,都是普遍的知识分子,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就是享受聊天,这种享受就包括他对世界的认识、他的理念。伦敦经济学院的这种气氛,对学术和艺术发展来说是特别好的环境。”

  

  在同样的思路中,许成钢多次提及学术分工的利与弊,“竞争就要评判嘛,评判就需要一个标准,只有划分为很窄的领域才能评判。所以,大家全都跑到特别窄的格子里去。但对世界的认识,是必须打破界限的。”在转轨经济学的地图上,他的足迹遍及乡镇企业、经济组织、转型经济制度和金融理论等多个角落。近年,他的视野扩展到法与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他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的概念,为研究司法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分析框架。

  

  也许是因为有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知识背景,许成钢更倾向理解世界,而非改变世界。在评价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时,许成钢说,“他更直接的卷入政治探讨,而我则偏重理解本身。”他认为,这涉及一个人对知识的态度。“这可能跟我有工程、物理方面的背景有关。因为,在物理上、工程上,你绝对不敢说没有把握的东西。”

  

  90年代初,从英美回国的易钢、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人,在北京大学筹划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10多年后,从清华毕业的钱颖一、李稻葵等人又在清华创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许成钢也成为清华经管学院的特聘教授,每年回国讲学5个星期。

  

  这些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是否在心底里承担着某种责任呢?对于这样的提问,许成钢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我不认为我能代表任何别的人,我也不觉得有使命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关心的是认识这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有很强的好奇心。”

  

  

  

  访谈

  

  思想导师

  

  《东企》:说说你在哈佛大学念博士的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和科尔奈(Janos Kornai)吧。

  

  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尔奈是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设计人。在匈牙利改革的过程中,他最早对自己设计的方案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他很失望,眼看着自己设计的改革并不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到很多更深入的问题,比如说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和提出的。他当时在哈佛讲这个课,我当然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做学术、做教授、发表一本书,而是想要理解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初衷一直没变。科尔奈的讲课,我觉得特别刺激,因为他是最懂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而我一直做梦都是想要理解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回事。或者说,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

  

  

  

  《东企》:那马斯金呢?

  

  许:马斯金最突出的贡献是将博弈论引入机制设计。在他之前,机制设计最重要的学者是利奥·赫维茨(Leo·Hurwicz),田国强的导师。机制设计此前只是从中央计划者(Central planner)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在这个机制里面,谁是中央计划者呢?最后怎么执行?于是,你只能寄希望于上帝给予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者,全世界才有幸福?否则就糟了。

  

  而马斯金在这方面有重大的推动,他认为并不需要一个中央计划者。这里谈的博弈理论,都是Non-cooperate 的博弈,就是不合作的Player之间的博弈。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个中央计划者命令人们去怎么做,而是设计好一个机制,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事情,在这个机制的引导下行动。

  

  我之所以选中这个领域,因为它正是我所关心的制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引导人去做不同的事情。即便比较好的社会制度,也是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人可能比较守法,不去欺骗别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把利益带给他人。但在坏的制度里,人们要去欺骗别人,或者去敲诈,甚至用暴力去掠夺别人等等,这是不同制度的安排。

  

  我年青时候读马克思无非就是为了弄懂这些问题。后来才知道有更现代、更精确的工具去理解这些现象。从比较抽象的水平上来说,前前后后是联系起来的。

  

  

  

  伦敦传统

  

  《东企》:为什么毕业后会选择去伦敦经济学院教书?

  

  许:因为这个学校有特别的传统,世界上这样的学校只有少数几个。伦敦经济学院的历史很短,比清华长不了多少。清华号称中国最老的学校之一,伦敦经济学院则是英国最年轻的学校之一。它是著名的改良主义团体费边学社建立的学校。如果你读过马克思,就知道马克思一直在跟费边主义斗争。因为费边主义是改良主义,所以从马克思角度看他们太温和,但从资本主义角度看,他们是激进的。一群激进派造出这样一个学校来。

  

  从英国传统来说,英国传统的精英不在剑桥就在牛津。但是,这群激进左翼的精英知识分子说“不”,你们那里是贵族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平民的学校。外界以为,这是一个左派的学校,因为费边学社是左派,但实际上这个学校既是左派的摇篮,又是右派的的摇篮。当代我们所认识的最有代表性的右派大思想家,几乎全起源于这个学校。如今我们都讲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冯·哈耶克(Friedrch Von Hayek)、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都来自这个学校。凯恩斯主义是左派,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在剑桥,但凯恩斯主义真正起作用、向经济学界做推广的,不是在剑桥,而是在这个学院。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一个是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萨缪尔逊的大量工作是受希克斯的影响的。希克斯就是伦敦经济学院的。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从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这个学校有多位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包括科斯、哈耶克、希克斯,Arthur Lewis, James Meade,Merton Miller等。七十年代George Akerlof与Amartya Sen也都曾在此教书。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了八十年代末,后来逐渐下降。此外,伦敦经济学院还有三位校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位校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在我从哈佛毕业时Amartya Sen是力劝我去伦敦经济学院的主要老师之一。

  

  

  

  《东企》:这跟当时英国比较开放的社会气氛有关么?

  

  许:对,绝对是。主要是因为伦敦的状态,伦敦是一个欧洲城市,而牛津剑桥是英国的地方。欧洲都市和英国农村是很不一样的。英国农村、牛津剑桥是英国贵族待的地方,相当排斥外来人。在牛津剑桥,很少外国人。而伦敦从来就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比如古典音乐里两个特别重要的人,一个是海顿,一个是亨德尔,他们一生的主要成就都是在伦敦完成的。包括马克思,也特意选择了在伦敦作研究,而不是德国。因为他要研究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最发达是在英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受英国影响,他想知道原汁原味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而冯·哈耶克的一切重要思想,都和观察英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个欧洲大陆的人,他要拿英国历史和欧洲大陆作比较,才能帮助他理解制度怎么回事。思想就是在跨制度比较的时候产生的。

  

  

  

  《东企》:你曾经说过,欧美教育制度有三种传统,英国的、法国的和美国的。那伦敦学院算是哪种传统呢?

  

  许: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的传统,但又不是英国的老传统。英国的老传统一定是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是一群左派弄出来的,所以更是伦敦传统。其实,伦敦传统不光是伦敦经济学院,从20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伦敦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你看一些文学圈的闲情逸事,会发现有个圈子叫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ery),包括文学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这里离伦敦经济学院只有两个街区。所以,伦敦经济学院的特点不只是这个学院,而是整个城市的特点。这个城市就沉浸在这种环境里。

  

  一群不同行业的人喜欢在一起侃,都是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限定在一个行业里面,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就是享受聊天,这种享受就包括他对世界的认识、他的理念。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多欧洲城市都有这种精神,不光是伦敦。你看爱因斯坦的早期经历,他自己说,他早期一些重要的工作是同一群各个领域的人一起讨论紧密相关。在啤酒馆里,天天侃,有哲学的、物理的、数学的、天文的、甚至文学的,天南海北、海阔天空的侃。他说,那个氛围对他的影响最大,而不是学术的seminar。

  

  传统上伦敦经济学院也是这样的气氛,不是专业分得很窄。这样的氛围对学术和艺术发展特别有利。

  

  

  

  竞争与学术分割之弊

  

  《东企》:你在那边的研究,是不是也和其他领域的人瞎聊呢?

  

  许:我是很喜欢这种跨领域的交流。因为当一个学科发展得很成熟的时候,它会划分得很窄。对这种人为的划分,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好处和坏处。但不幸的是,现在大家都只是看到它的好处,甚至连好坏都不分,只是被这一事实或制度所约束。这极其不利于学术、艺术的发展。

  

  

  

  《东企》:您曾在《比较》杂志上有一个谈话,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世界,而不是为了在竞争中出人头地。

  

  许:对,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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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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