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我们该怎样记住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3 次 更新时间:2008-11-20 2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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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睿 (进入专栏)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么容易患历史健忘症?是中国文化的乐天知命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文化的心理中吗?据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最强的卫道士辜鸿铭说,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乐观的民族。我们不太喜欢抽象的冥思苦想,不喜欢回忆,我们喜欢乐观地向前看。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点。前些天我在拉托维亚首都里加开会,我的发言讲的是中国作家的英文自传在西方的意义。我的主题是这些用英文写的自传是世界视野内的中国历史的见证词。作为见证者文学,这些作品有自己的写作方式,结构和特点,这些见证者文学非常重要,可以与现在依然红火的对纳粹时代控诉反思的大屠杀文学相同并论。我的发言完了,做问题解答。一个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女学者不同意我对这些自传的评价。她认为这些人用英文写自传,一是为了宣传自己,图商业利益,二是她自己不屑为之。她举例说,她文革后刚到莫斯科,就有俄国的出版商找她写自传,她不愿意写,认为回忆文化大革命没有意义。她的父母如今跟她同住在莫斯科。她的父亲常常说干嘛要想过去,干嘛要想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她因此认为我提倡写自传记录和反思中国历史,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不符的。

  我自然立刻找出老祖宗来不同意她。我说,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是唯一的非常注重记录自己历史的文明。两千年前我们就有司马迁写作《史记》,给历史留下证词,留下证据。没有司马迁,我们怎么能知道汉代之前的事情?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绝不是只向前看的历史,相反,中国的文化是记忆的文化。这位也来自中国在俄国工作汉学家同意不同意我,我不知道。我从会场上出来后还在想,文学和写作本身都是这些热爱写字的人有强烈的记忆的欲望的原因。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学,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去参加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劳改纪念馆的开幕式。劳改农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二十年间曾经遍布中国各地。在这些劳改农场里,聚集着中国的受教育者阶层。他们很多都是因为“反右运动”或其他政治运动被诬陷成红色革命的罪人,被发送到这些边远而艰苦的劳改农场里“劳动改造”的。在二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劳改的人死于饥饿,死于过度劳动,死于营养不良,死于虐待,死于莫明其妙。成千上万的身体默默地被消灭掉了,成千上万的灵魂被默默地抹掉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声音或遗物。他们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背影里。

  中国的劳改农场被不忘掉劳改记忆的人称之为中国的古拉格,是非常确切的。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曾经有几百万人在里面被迫劳动“改造”。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人数绝不会比苏联少。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是彻底极权的时代,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坚持要向世界说实话,描述劳改农场的真实状态。在中国,随着毛泽东的死,他的权力开始土崩瓦解的时代,也罕有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以冷静的笔触揭露劳改农场的惨无人道。相反,在中国,被劳改的人离开劳改农场后居然对劳改的生活有很温馨的回忆。让人吃惊不已的是有些作家居然对劳改生活怀着诗一样的虚假记忆。

  中国劳改过的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这些关于劳改生活的半自传体小说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在这些小说中,张贤亮以深情的笔触回忆“我”在劳改时期的生活,在困苦饥饿中,“我”遇到了马缨花这样一个回族性感女农民。正是与这个浑身都充满了生命的女人的相遇,“我”学习了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理解了生活,提高了道德水平,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缨花象征的是“人民”。张贤亮通过他的可爱的马缨花说,我们的“人民”善良、纯朴、善良、富有同情心、乐观、感情丰富、聪明、贤惠,而且有着浓郁的传统观念。张贤亮显然是看半瓶水说水快满了的向光明面看的写作者。他二十年的劳改的经验给中国文学史贡献的是马缨花这样一个生动而真正虚假的女人。如此完美的女人(人民)似乎让劳改都值得了。张贤亮的劳改小说让我们对劳改充满诗意的想象:“让我惊奇的是她面庞上那南国女儿的特色:眼睛秀丽,眸子亮而灵活,睫毛很长,可以想象它覆盖下来时,能够摩到她的两颧。鼻梁纤巧,但很挺直,肉色的鼻翼长得非常精致,嘴唇略为宽大,却极有表现力。” “她的黑发十分浓密,几根没有编进辫子里的发丝自然地卷曲着,在黄色的灯光下散射着蓝幽幽的光彩。她的耳朵很纤巧,耳轮分明,外圈和里圈配合得很匀称,像是刻刀雕出的艺术品。”“她的脖子颀长,圆滚滚的,没有一条褶皱,像大理石般光洁;脖根和肩胛之间的弯度,让我联想到天鹅……”。今天看来这种对一个女人身体的性感的细节的描述更可能是张贤亮自己性想象的投射。面对这样的美丽的女人,劳改的“我”,怎能后悔去劳改?张贤亮后来获得国家“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贡献是让我们看到劳改并不那么糟糕,也许不必控诉个人的不幸。

  另一个也劳改过的作家王蒙也写过很多作品,但是他没有专写劳改生活。王蒙与张贤亮不一样。成为右派后,王蒙先是在北京附近劳改,劳改出来后主动放弃大学的工作,要求去新疆,在新疆一过就过了十六年。他的小说《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好汉子伊斯麻尔》、《爱弥拉姑娘的爱情》等,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特别是吉尔吉斯作家艾特马托夫的影响,描写的是我们居住在汉族地区的人所知无多的中亚地区的人民的生活。他的描写给读者的异域想象添上了生动的细节。王蒙对他流放生活的写作让我这个读者很羡慕当过右派的人,他们在中国严密的政治组织下,虽然出不了国,但是至少可以到与外国也差不多的不同文化的新疆去体验生活。 用2002年王蒙的书《王蒙和他笔下的新疆》的介绍的话说:“王蒙到新疆不久,学会了维吾尔语。这样他在那里与各族兄弟熔融在生活的大海洋里,如鱼得水。”劳改没有促使王蒙走向对极权主义的深刻反思。

  中国五十年代成人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凡是倾向过思想自由的几乎都被强迫劳改去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一书,收录的十七位作家中,大多数是被劳改过的作家。自1979年以来,大部分劳改过的知识分子都重新回到中国的文化圈子里,重新思考。其中有的人的思考,比如刘宾雁、李慎之等人的思考,推动了我们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思考,特别是坚定了很多八十年代成人的知识分子走自由主义道路的思考。但是,五十五万五七年去劳改的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受过教育的有一定知识的人,还没有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写出劳改的世界并让我们除了对他们的困难表示同情之外还从思想上艺术上对人们有极大启发的作品来,还没有很多思考让我们从更深的角度看清二十年的中国古拉格的真面目,看清中国政治压迫的真面目。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日瓦格医生》,没有《癌病房》。

  我常常想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易于患历史健忘症?或者就是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宽阔,没有才华也没有能力写出一代人历经苦难的成长。“我承认,我饱经沧桑”――劳改过的人应该饱经沧桑,怎么还没有写出一代人的精神历史和对极权社会的深刻反思来?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面对自己的苦难却无法反思和无能写出这种苦难?

  任何纪念馆的目的都是保存记忆。这个纪念馆也不例外。第一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这一页,这残酷的非人的极权主义的一页。第二,也许更重要的,是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思考中国古拉格对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意义。而这,当我走出这个博物馆,秋雨蒙蒙,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

  

  11/1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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