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于川:不符合人权法治精神的劳动教养制度理当废止

——在专业论坛“蓟门决策”第15期发表的专业点评意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3-11-18 20:25:00

进入专题: 人权法治   劳教制度  

莫于川 (进入专栏)  

    

   主题:教育还是刑罚——我国劳教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主持: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主讲: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点评:

   王公义(司法部研究室主任、司法研究所所长)

   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浦志强(著名律师)

   何雪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副主任)

   时间:2012年10月18日下午2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教学楼319阶梯教室

   (说明:蓟门决策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新浪网、《南方都市报》、《县市瞭望》杂志联合举办的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研讨的专业论坛。本期论坛在主持人致辞、主讲人演讲、第一点评之后,莫于川教授做了如下点评,之后是浦志强律师、何雪峰主任的点评。本期论坛参与者的代表性很有特点。)

   莫于川:谢谢何教授!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者给我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讨论平台。也感谢姜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和批判的靶子。我过去关注和研讨劳教问题,是因为说国家要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在我的印象中,这项工作多年以前就开始,但那时主要是诉讼法专家参与,行政法专家介入得少一些。这样过去了很多年,立法没有出得来。现在,行政法学界介入较多一些了,包括举行今天这样的活动,就能使我们有机会从公法的角度进行专门思考和深入讨论。劳教制度的改革,现在到了一个重要时机,有可能被加以调整吗?调整的路向如何?今天这个讲座平台,实际上就是我们来推动它,非常有意义,感谢主办者。

   大家知道唐慧案,《司法改革白皮书》的发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机会,我的说法是“再度深入思考的机会”,因为已经思考讨论了多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前面何主持、姜老师提到发布司法改革白皮书,姜伟主任有一个答记者问,因为白皮书不怎么涉及,记者会上记者提到了,所以有了他的说法:劳教制度是经过立法机关批准的,定义成法律制度。“经过批准”与“没有经过批准”,当然不一样;但是,对于“经过批准”,我们应当怎么去认知?这在《立法法》出台前、出台后有一个界限,这是法学院学生和教授都明白的。原先经过批准时是含糊的,就看你怎么用,是作为批准机关的法律文本,还是作为被批准机关法律文本,这是不一样的。《立法法》采取的处理办法是,以前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现在由我来重新颁布一个名单,如果经过考量需要视为法律的就放在名单中,如果未在名单中就不视为法律,不视为批准机关的法律文本;而在公布这个名单之后,无论再批准与否,都以发布文件上盖章的机关为准。这就类似于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我们是采取了这样的处理办法。由于劳教经过两次批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法律依据,但叫做批准的决定,这里确实有一个语感上的问题。提到立法机关,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者是由其批准,这在语感上不一样。如果主动者是政府机关,他拿过去,我不好不批,只好就批了;但如果是人大常委会决定要制定一部法律,例如要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服务法,是他自己要制定,在语感上可不一样,这是我想强调的。

   下面我把我有限的15分钟分两段,一是对姜教授的报告做一个简单点评,然后谈一下我自己的简单思考。

   我先披露一个小小的细节:姜老师昨天和我一块在天津活动——说明一下,是合法活动哟——,他为了今天的报告会把天津给他准备的大餐推了,吃完面条,匆匆忙忙连夜“潜伏”回北京,说要准备今天是报告,所以今天大家听到了这样的演讲。这样的工作态度、精神,追求法治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当然我也只好一路跟着他,我的任务是当保镖,还得陪着他说话。因为一个人只顾着思考问题,就容易走错路。果然昨天堵车了,一堵就感慨,一感慨就激发了他的激情,所以要感谢昨天堵车。我想,昨晚姜老师思考的结果,就是今天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有启发性的分析意见,供我们批判。我先讲几句话,不一定准确。

   今天姜老师演讲的脉络,梳理得非常清晰,给人很多启发;王主任是学者型官员,他的评价我完全赞成。姜老师演讲的内容,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对于劳教制度梳理得最清晰的阐述,而且不光是一般性的脉络清晰,最主要是对细节、要点抓得很准,让我们长了见识,这是第一。第二,性质判断,他说有多种功能,我觉得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我也赞成。第三,基本评价:功不抵过。我自己觉得要两分法看,他的四个字,在总体上有道理,但要分阶段性。原先阶段在特殊情况下,一小段中的“功”还是不错的,功大于过,但以后变化很大,现在看起来有偏移了,过越来越多,总量上说功不抵过。我判断是功过各半,在前段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后段就越来越多的过和恶。要考虑到我国的社会历史情况非常复杂呀。例如计划经济,也不好说它当时就很坏,因为当时没看清楚市场经济,不敢选择市场经济,唯一的选择是计划经济,让你度过了最困难的建国初期岁月,让国家生存下来;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不得不放弃它。

   最后姜老师说了,他对几种意见分析后,给我们提供的意见是可不废除它,但要改造、重构它,不能简单作为维稳工具,这是姜老师的基本意见。我自己觉得这种意见也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选择,但似可进一步研究。我的意见还是不保留劳教制度比较好,先废除它,用别的方式替代比较好,这个结论可供大家思考。当然也可让步,以后还有修改机会嘛。因为最后要达成博弈并不容易。一个立法建议,包括新法的推出和旧法的修改,参与决策的各方经过复杂的博弈,最后做出让步、达成平衡,才能推出。

   对于劳教制度的分析,还有更加精细的研究任务在里面。比如,“劳教之后”的人员,能真正成为稳定因素吗?这需要复杂的量化研究。我过去学过社会学,知道人心、人性的改造非常复杂,进行形而上的改造,把人心、人性改造过来,谈何容易?!我们经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如果已经走上了歧途,要改造他走上一条新路,有多大的可能?例如,你认为他是不良行为,不良的思维方式或者行为模式,想把它矫正过来,是否通过硬性的方式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有很大的疑问。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姜老师提出他的分析意见,并且作为学者的说法,有依据、做扎实,这点他做到了,值得肯定;但他开出的处方是否最好的选择,我保留点意见,留给实践去判断。这是对演讲的基本评价。

   第二部分,简要谈谈我个人对劳教制度问题的看法。劳教问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是一个复杂事物,完全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和解析。劳动、教育、养成构成劳动教养的概念,所以我首先对劳教这个概念、制度、事物做下分析。

   其实劳动是外在性的。虽然劳动很光荣,有时内心也会有此感觉,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而已;实际上,一般的人,一个正常人,大约都想不劳而获吧,这是潜伏在人心中的一颗小小的种子,遇到机会就要膨胀的,所以劳动是外加的。教育和养成也是外在的,总体上不是自我教育、养成。分析一下养育、养成,会发现:原来一般人是自己养活自己,你劳动,产生了产品、财富,用产品、财富的一部分来养活自己,自己养活自己;但外在的,是要给你一个教育,管束你养成,所以进行管制、管教、管理,劳教场所的干部也称为管教。这样分析一下劳教的概念,它形成的制度,现在看来在正当性、合理性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若是劳动所得,二次分配得当,当然就有合理性,能调动出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劳动场所不是一个荣耀的地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效果会大打折扣,更关键的是创造出的财富没有按照一般的分配规律给他,这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以现代法治观念看,让人望文生义,都很有疑问、很不舒服。这是其一。

   其二,关于劳教制度的出生背景。姜伟主任讲的是“改革它,已经形成社会共识,它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这是他的原话。考量并拿出一个制度用于社会管理,而且使它具有合法性、正当性,所以要增加外观的美观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前提性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制度?所以,我们来考量这个制度的产生前提,显然它是有问题的。当时是阶级斗争论,强调阶级斗争,经常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严重忽视人权,不以人为本。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设立这个制度时,就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问题,甚至搞株连九族,不但要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游手好闲分子”送去劳教,甚至还要把一些所谓“反革命”的家属也送去劳教。姜老师披露了这个情况,材料也讲了很多,发人深思、令人反思,我不复述。

   为什么不能讲人权?当时,“人权”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我们不讲人权,反对人权。但是,我们越反对就越被动,被动到了极点,后来才逐步接受它,写进宪法中,叫做2004年修宪时的“人权入宪”。既然原先是反对的,既然从根本上反对人权、鄙视人权,怎么会去考虑人权?肯定做不到以人为本。当然,也常常有人站出来说,要维护政权、保持社会稳定,改造游手好闲的人员,后来是整治知识分子,劳教是一个很好用、很管用的工具。这就是秩序论、维稳论的一个理据。说到有用,那么对谁有用?劳动产生了利润,对工厂来说有利,但对个人的利益牺牲很大,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用来履行维稳功能。认知前提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实,即便在那时,人们对此就有不同看法,决策者里也有不同看法。但终于还是推出了此项制度,后来又被一再放大。姜老师做了详细分析,我在这里我不多说了。劳教在当时的出生背景、认识前提都是有问题的,具体的理论观点,叫做阶级斗争论、人权否定论、秩序论、维稳论,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其三,劳教制度的性质。对于劳教制度的性质,长期都有争论。它是一个行政强制,还是一个行政处罚?在我西南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时,曾开设一堂行政法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劳教是什么性质?大家似乎都说不清楚。现在看起来,说它是行政处罚也好,说它是行政强制也好,都没有完全包容。另外还有附加功能呢。按照姜老师的说法是要重塑。那么,那个重塑是行政处罚吗?是行政强制吗?重塑,就是我一定要改造你、改变你,重新塑造你。我是一个决策者、一个当权者,希望老百姓在我管理下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例如你把他当作一个小孩,希望把他改造成什么人。于是,你就去改造他、改变他、重新塑造他。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附加这么多功能在一起,是多么复杂的事物,这样一种性质的判断,那种复杂性,使我们设置相应制度很有疑难,也无实在、正面的效率、效果啊。换句话说,你给他很多功能定位,要设计得非常合适,既要有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还要美观性,这是不容易的,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很大难度。

   回到我前面提到的改造问题。劳动教养的有效性怎么判定?以交叉学科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一个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的目的、功用,这个怎么认知?这时候我想到一点:看待一个人,犹如看待一棵树。一棵树有点弯曲,可能被某人看不起,但它有自己的美观度和存在价值,因为换一个角度看,它那么弯弯曲曲,可以说它非常漂亮,很有观赏价值,甚至还有特殊的利用价值,而且这还只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如果要从小树的角度看,我喜欢弯弯曲曲呀,就像玛丽莲.梦露的腰肢,为什么要被强行扭曲过来长成直挺挺的树干呢?所以要换角度看看。

现在来看看有了假设的前提,也就是认定须要改造、重塑了,又该怎么做。假设你去改造别人,一定会有强制性。因为你认为他长得不端正,长得不漂亮,而你是矫正师、美容师,是标准公司的总裁,就会按照你的办法进行改造、重塑。用什么方法呢?撇开价值判断,就从改造、重塑的效率来看,怎样做才有效率?我认为可有四种方法,叫做:一般环境一般措施,一般环境特殊措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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