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玉高:异化概念与人文主义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8 次 更新时间:2008-10-31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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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玉高  

1.异化概念的来源

“异化”一词在英语里是alienation,这个词条在牛津哲学词典有如下的解释:

异化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异化(德语中作Entfremdung,有时被英译作Estrangement)的中心思想是某个事物被从另外一个事物中分离出来,或者对这另外的事物感到疏离:我是自我异化的,因为我不能理解或接受我自己;思想与现实相异化,因为它不能充分地反映现实;我与我欲望相异化,因为它们并不真的是我自己的欲望,而且像是某个外来的东西那样攻击我;我与我的劳动成果相异化,因为它们变成了商品;我也可能与我的社会相异化,因为我感到受控于它而非创造它的社会整体之一员。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向绝对的运动过程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发展,这种发展自身是一个“克服异化”的过程。在这里,通过自我创造和自我意识,被分离并被虚假对象化的东西重获其完整性。与此相对,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黑格尔的绝对主义装饰被抛弃,这一概念被自我异化所代替。自我异化作为一种状况,将会被我们与自己的活动和产品的适当关系所带来的自我意识所克服。有时有人认为,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是在他早年黑格尔时期,与他的后期著作截然不同。但是以下一点人们很少会怀疑,他在运用这一概念时,总是把它与这样一个思想相联系:在共产主义社会转型到来之前,人的本质总是自我异化的。(Simon Blackburn. 牛津哲学词典.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P12)

对以上较为抽象的解释,我们可以作这样简单化的理解,异化一词的基本意思就是一物变成另一物并与自身相对立。对黑格尔来说,异化其实就是绝对精神在自我辩证运动中变成其对立面。这种由正到反,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费尔巴哈在用异化概念时主要关心的是宗教(基督教)的本质问题:上帝本是人创造出来的,但却反过来变成统治人的最高存在。人的创造物反过来统治自身,与人相对立,这是人的一种异化。

2.马克思对这一词的运用

在中国,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影响最大。马克思在运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思路:人及其创造物如何从其本然状态转变为反对自身的,非人性或反人性的状态。后来的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大多沿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这种意义,多指人性的异化:人如何从自己的本性迷失,如何被自己的创造物所统治。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异化这个概念的。

如果异化的基本意思是人从其自我转变为非我,从人性变为非人性或反人性,那么这个概念本身的逻辑要求使用者事先设定什么是人性,什么一个所谓人的“本然状态”,或曰“理想人性”。很明显,关于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的本然状态,并非不证自明的,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性。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就是劳动的概念,或者说是理想的劳动概念。因此,他最关心的是劳动或劳动者的异化:工人在大工厂为何讨厌劳动?这种理想的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需要,本来是很幸福与愉快的事情。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是自由自觉的,在劳动的产品上,他的本质力量得到了感性的确证与体现。但在现代大工业社会,工人却讨厌劳动。对此,马克思有生动的描写:

“……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己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94页)

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异化,因而也是人的异化,是由于分工日益细密,工人在大工业生产中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机器的零件,在生产过程中,他越来越不能感受到劳动的自由与自觉的性质,反而感觉变成了一个像机器一样机械的非人的存在。同时,工人只是生产环节中的一环,不能感受生产的整体过程,因而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上也看不到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确认;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中地位,工人生产得越多,统治与压迫自己的敌人的力量反而越强大。这个几个方面都使劳动最后失去“自由自觉”的性质,变得令人痛苦不堪了。他认为,这是作为私有制之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并且是它应该被推翻的最深刻原因。

在回答什么是完美的人性时,与“自由自觉”相关的是“全面发展”。正像上文所论述的,马克思把异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分工。在他这里,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与标志,分工导致社会阶级分化,最后产生私有制的各种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说“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个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恩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页)“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指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引者注)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同上第36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眼中,分工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私有制、社会发展的矛盾与动力等等,都与分工相关,异化也与之直接相关。马克思写道,“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人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同上,37页)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性异化消除的社会,也就是消灭分工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同上,37页)既然异化是由分工导致的人的能力的畸形发展造成的,那么如上所述,消灭分工,使个人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所谓克服异化的应有之义。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1年,48页)

学者的研究已表明马克思在分工与异化问题方面,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王南氵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和异化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p1-5)。但从手稿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他都认为要消除异化就要消除分工,这一点是没有变的。从57-58年手稿到《资本论》最后手稿里,他转变思路,认为异化的克服是靠物质生产领域的高度发达,然后为个人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不是消灭分工。晚期的马克思显然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唯物主义”,更加客观化,但青年马克思则更像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注意,这个词在英语里与唯心主义是同一个词)的诗人,更关注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显得更加人性化。所以,人文学界反倒是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加感兴趣。

3.异化概念背后的人文传统

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使人失去独立性与完整性,受制于外物——这个观点并非马克思的创见。在席勒那里就能看到对此的担心:

(近代社会)是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械,其中由无数众多的但是都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政治与宗教,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无味的嘈杂声音,人就无法发展他的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上去,而是变成他的职业和专门知识的一种标志。就连把个体联系到整体上去的那个微末的断片所依靠的形式也不是自发自决的……,而是由一个做工无情地严格地规定出来的。这种做工就把人的自由智力捆得死死的。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熟练的记忆还比天才和感受能起更好的指导作用。

——(审美教育书简 第六封信,转引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45-446页)

看看马克思对于工人异化的论述,不是这种担心的翻版吗?

作为社会学家的另一位开创者,韦伯也对社会分工问题极为关注。虽然一般而言,他反对政治与道德介入学术,但他仍然会对现代化的后果感到极为担心。他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普遍潮流是合理化,而这种合理化进程最终将导致官僚科层制铁笼般的控制:

没有人知道在将来谁会居住在这个笼子里,或者是否在这个巨大的发展的最后,将会出现全新的预言者,或者将会有古老观念和理想的强有力的再生,或者(如果以上两种都不是)是由滑稽的自我重要性装点的机械化的呆滞状态。对于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也许真的可以说成是“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灵的享乐主义者;这种空虚把它自己想象成已经获得了一个从未达到过的文明的阶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1930年版,182页,London: Allen & Unwin转引自《文化研究导论》,251页,陶东风译,高教社,2004年版。)

对于一个人文学科(Liberal arts)中的人来说,我所关注的不是这些人在对现代社会做出的诊断的差异与相似之处,而是注意到他们在做出价值判断时,背后的根据是什么?就以上提到的这三个而言,他们对异化的诊断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却能感到,他们的担心具有共同之处。这种担心都是从什么立场上出发的?什么样的价值受到了威胁让他们如此担心呢?为谁担心?我们在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老师会引导我们赞美那些烟囱,我们的主旋律文学艺术也曾无条件拥抱现代性的一切。我们为何就没有任何担心呢?

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的正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根本之处,那就是对个人主义价值的关注。西方人文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以人为本”。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字的内涵。它指的是个人,而非任何个人之上的东西。对此,罗素把道理说得很明白,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只是手段,而只有个人才是目的,个人才是一切价值的承担者:

……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人和较高级的动物都是有机体:凡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善恶,都是发生在作为一个单个人的他的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的这个或那个部位上。如果我牙痛或脚趾痛,产生痛感的是我,如果神经不连结到与我大脑相关的那个部位,疼痛将不存在。但是,当赫里福郡的一个农工遇到暴风雨时,感到寒冷的并不是伦敦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个人才是善恶的承担者的理由。

——(罗素,《论历史》,文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7页)

因此,以人为本的具体内涵其实就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就以上对现代化的批判而言,他们的担心全来自于对个人自由、尊严和全面发展的深切关心与珍视。而异化这个概念在这些人之后的人们中仍然主要在这个意义上被运用,比如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诸人。而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表达的也正是这一主题。现代化无论怎样被描述为一个客观的、进步的过程,但它给个人带来了什么?如果个人价值有任何损失,它都是需要反思与批判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的价值作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个人价值是用来衡量一切的最高价值标准。

所以,在我看来,“异化”这一概念天然是人本主义的,是内在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中的,它体现的是对个人自由、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对于缺少个人主义传统的中国来说,这个概念对于观察、批判、建设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使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无疑是极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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