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论孔门后学的分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8 次 更新时间:2008-10-17 08: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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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 (进入专栏)  

  

  孔子以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派,各派“取舍相反不同”,而都自称是真孔子,从不同侧面对孔子思想作了继承和发展。思孟学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儒学分化的直接产物。可以说,不了解儒学分化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思孟学派。那么,孔门后学分化的具体情况如何?它产生了哪些派?具有什么特点?这些无疑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一)

  

  说到孔门后学的分化,人们往往容易想到《韩非子·显学》的“儒分为八”,认为孔子以后儒学分为八派,八派是指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但韩非是战国末期人物,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相当遥远;韩非又属法家,对儒家素有偏见,曾将儒生列为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这样的一个人物能否对儒学内部的发展演变有准确的了解是很有疑问的。《显学》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段材料虽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不少疑问,能否作为理解孔子去世后孔门后学分化的材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比如,《显学》所说的八派并不处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子张、漆雕氏(漆雕开)等属于孔门的七十二子,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则已到了战国后期,前后相差约二百余年,所以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显然不能仅仅作为并列的学派看待。

  又比如,八派中有“颜氏之儒”,孔门弟子中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颜浊邹等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认为是指颜回一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颜氏之儒就应该是由颜回弟子创立,但又尊奉颜回;因颜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乐正氏之儒”,先秦儒家为乐正氏者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前人考订乐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为八”中有曾子弟子创立的乐正氏之儒,却没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则孟子与其弟子分别创立了两个学派。

  此外,韩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共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张氏”一家;还有,《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但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费解,搞不清韩非分派的根据是什么。韩非的“儒分为八”应该如何理解,(1)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很可能它只是后人的一种模糊印象,未必可以信以为据。对于讨论儒学的分化来说,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孔门后学发生了分化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又不必拘泥于“儒分为八”的说法,而应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并结合可靠的文献资料,以求对孔门后子的发展情况有一全面、真实的了解。

  那么,在探讨孔门后学分化时,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呢? 我们认为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探讨孔门后学的分化,应该从孔子的思想出发,从孔子思想的内在矛盾来探求孔门后学分化的原因和发展的轨迹。古代思想家在创立自己学说时,由于其内含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往往具有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他们去世后往往被后继者发展为不同学派,这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孔子创立的儒学也不例外。孔子早期重视礼学,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以后又突出、强调仁在其思想中的地位,认为“吾道一以贯之”;晚年对于《易》又发生浓厚兴趣,“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马王堆帛书《要》)试图从天道的角度对仁、礼关系问题作出探讨。这样孔子一生的思想便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而由于传授和理解的关系,这些不同倾向往往被孔门弟子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对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和分歧。可以说,思想的分歧是孔门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探讨孔门后学的分化,应注意儒学以后的发展和分化,从先秦儒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来探求孔门后学分化的真实情况。马克思说:“人脑的解剖是猴脑解剖的一把钥匙。”物种的差别和特征往往要到进化的高级阶段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因此,了解一个物种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其自身,还应到它发展的更高阶段去发现打开其秘密的钥匙,对于思想、学说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儒学一开始的分化还不明朗的话,那么到其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分化则逐渐清晰起来,形成孟子重视仁(心)的内在派,荀子重视礼的外在派和《易传》的天道派。这三派是早期儒学分化的结果,与其具有内在的联系,从这三派的分化中可以推测到早期儒学分化的一些情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后的分派只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实际上不同派别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

  第三,说明孔门后学的分化,必须要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孔门后学的分化,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不可能不被人们所注意,也不可能不以某种方式被记录下来。因此,用确切的文献资料来说明孔门后学分化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说思想分析只是揭示了抽象的逻辑事实的话,那么,文献记载则反映的则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将思想分析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避免前者所可能产生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二)

  

  作为古代社会大变动时代的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他的仁、礼学说之中。一方面他“以仁发明此道”,通过仁突出了实践的主体性,提出要“志于仁”、“依于仁”,以仁为最高的实践原则;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保留了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表现出对外在礼的肯定和重视。对于孔子来说,他是想通过仁、礼范畴,说明儒家所提倡的“孝悌忠信”既来自人的内心自觉,又是客观的道德规范,从而建立起内外统一的道德学说,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孔子的礼,都是内含复杂的概念,由于受所处时代的限制,他都没有对二者关系作出合理的说明。一方面,他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肯定仁是第一性的,礼是仁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礼又成为第一性的,仁是服从礼的。这样,孔子思想中便蕴含着一种矛盾:道德实践活动到底是来自主体的仁还是依从外在的礼?与此相应,在修养方法上,是向内反省体认还是向外观察认取?对于二者,孔子似乎都有论述、都有肯定。根据对孔子思想的不同取舍和理解,便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学派来。如果说,孔子生前思想中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话,那么在他去世后,这一矛盾则被他的弟子发展、突出起来,形成了不同的派。从文献记载看,孔门弟子中最早立派的大概是有若与曾参。据《孟子·滕文公上》: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这是关于孔门后学立派的一条重要材料,通过这条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孔门后学分化的一些真实情况。子夏等人以为“有若似圣人(孔子)”,表明在他们看来,有子思想接近孔子,(2)是孔子的当然接班人,他们欲尊奉有子,以有子为孔门正统。值得注意的是,子夏等人在拥立有子时曾“强曾子”,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曾子在孔门中已颇有影响,并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所以才有子夏等人强迫的一幕。从上述材料看,曾子并不为子夏等人所动,他的一段表白在赞扬孔子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同时,也暗讽了有子等人不自量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孔门内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有子、曾子的立派在《论语》一书中也可找到证明。《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一般用字,惟独曾参和有若称子,(冉有和闵子骞偶称子,又当别论。)这说明曾参、有若在孔门弟子中地位较高,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因此,历史上一直有人主张,《论语》一书就可能是他二人的弟子纂述的。今本《论语·学而》开篇第一章记录孔子言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章记录有子言论:“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四章记录曾子言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二人在孔门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另外,《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有若弟子的记录,说明二人确曾立派。

  有若,鲁国人,少孔子三十三岁(一说四十二岁),字子有,是孔门弟子中较为重要的一位。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进攻鲁国,鲁国招募三百徒众,准备夜袭吴王的驻地,致使“吴子闻之,一夕三迁”。有若参加了这次行动,这对他在在孔门中的地位不能不产生了一定影响。有若还是孔门弟子中具有独到见解的人物,《礼记·檀弓》记录有他与曾参关于孔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一段言论的争论。曾参听孔子讲过“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话,便以为这是孔子自己的主张。有若却不以为然,认为不象是君子所言。曾参说自己和子游都听到过,有若便认为孔子这样讲一定是有原因的。子游听说此事后赞叹道:“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原来“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是孔子针对桓司马为自己制作石棺、南宫敬叔聚敛宝物的讽刺之论,并不是他自己的主张,曾子断章取义因而造成了误会。听了子游的解释,曾子询问有子:“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有子对于传闻不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自己见闻作出分析判断,可见颇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这在孔门弟子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他能得到子夏、子张、子游等人的拥护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从一些资料来看,曾子、有子的对立可能也有思想上的原因,《礼记·檀弓下》有他们关于“晏子知礼”的讨论,反映了二人对于礼的不同理解: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在曾子看来,礼最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恭敬之心,至于具体的仪节则可以随外在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晏子行礼时能体现出恭敬之心,所以说他是懂得礼的;有子的看法则不同,他非常重视礼的外在形式,对于“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这些礼的等级规定尤为强调,晏子在行动中违背了这些规定,因此,不能认为是懂得礼的。今《论语》中记载有子言论四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同上)“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同上)“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从这些言论来看,有子非常重视礼的社会、政治功能。他认为“礼之用,和为贵”,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相互关系,达到社会的和谐;但如果只是为和谐而和谐,而不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那同样也是行不通的。有若对礼的这种理解,与他对晏子的评价应该是一致的。而曾子虽然也经常谈论礼,但他更强调内省体验,强调内心的诚敬之情,认为礼的实践应以内心的自觉为条件。曾子、有子的分歧体现了道德实践中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差别,这一差别与孔子仁、礼关系的问题存在着联系。

  有若立派不久,可能因为学识不高,难以服众,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弟子向其请教有关“夫子”的问题。

  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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