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实行仁政,就可以天下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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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开滕国后,“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带着弟子浩浩荡荡前往魏国。由于在滕国推行仁政,又被滕文公拜为导师,此时的孟子已非当年可比,连弟子都怀疑如此排场是否有点过分。孟子却不这样认为,要想推行仁政、王道,如果没有一定的声望、影响,如何能说动诸侯、君王呢?士人对于所得,关键要看是否符合道。如果不符合道,即使一碗饭也不能接受;如果符合道,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算过分,今天排场一点能算过分吗?孟子到了魏国后,梁惠王亲自接见,《孟子·梁惠王上》开篇就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惠王一见面就急切地问:“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回答:“大王何必说利呢?还是谈谈仁义罢。”接着说明只谈利不言仁义的危害。两人一见面便话不投机。不过由于孟子的影响,加之年岁已长——孟子此时约53岁,故梁惠王称其为“叟”,对孟子还算尊重。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与惠王的对话共有5章,均见于《梁惠王上》,惠王甚至表示愿意诚心接受指教,孟子趁机宣扬了如何实行仁政、王道,以及“仁者无敌”的道理,其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不过梁惠王虽然表面客气,内心却一定暗骂孟子迂腐,加之孟子的言论咄咄逼人,使其对孟子只是敬而远之,对其进言更是听不进去。

孟子乘兴而来,惠王满怀期望地接见,然而一谈话,惠王感觉像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孟子甚至斥责“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孟子与惠王不同的政治理念,需要结合战国的形势以及惠王的处境来理解。

战国七雄第一雄就是率先崛起的魏国。三家分晋后,率先进行变法的就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他在位50年,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联合韩、赵诸国,向西攻占了秦国河西之地,向北伐灭中山国,向东击败齐国,使魏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先强盛而称雄者。魏文侯还重视人才,奖励学术,他师卜子夏,友段干木,客田子方,用李悝为相,先后重用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开战国礼贤下士的先河。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这一风气最早是由魏文侯开创的。魏国第二代国君魏武侯,虽然没有其父的雄才大略,也出现一些战略失误,但基本上循规蹈矩,萧规曹随,使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发展。然而魏国第三代国君魏惠王是个志大才疏的庸君,他好大喜功,又缺乏战略眼光,将其祖其父创立的霸业毁掉,自己也成为诸侯嘲笑的对象。从地缘政治上看,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这就决定了魏国的霸权具有内在的脆弱性。所以惠王即位后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巩固三晋联盟,避免四面出击,东守而西攻,牢牢据有河西之地,控制崤函险要,限制秦国的发展,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参见黄朴民:《“奇葩”君主梁惠王》)

然而短视的梁惠王恰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即位第六年(前364),就把都城从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搬迁到四通八达、无险可守的大梁(今河南开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后又受秦国商鞅的蛊惑,于公元前344年率先称王,在逢泽(今河南商丘)举行会盟,会后朝见周天子,想以此确立自己在列国间的统治,却引起三晋之一韩国的警惕,转而与齐国联盟,与魏国为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惠王四面出击,不断发动战争,却大败而归,使魏国大伤元气。

《梁惠王上》云: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惠王因把都城迁到大梁,故称梁惠王,他所说的“晋国”指魏国,三家分晋后,韩赵魏升为诸侯,分别建国,但习惯上还称自己为晋国。惠王称魏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魏国的强大是文侯、武侯奠定的,到了惠王这里,已是江河日下,败仗一个接一个。其中“东败于齐”指著名的马陵之战,由于逢泽之会遭到韩国的抵制,第二年(前343)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前去讨伐,韩国难以抵挡,便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田忌、孙膑率军迎战。

孙膑与庞涓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了解,二人本是同窗,一起拜师学习兵法,后庞涓出仕魏国,担任了惠王的将军。但庞涓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担心孙膑的才干会超过自己,于是派人将孙膑接到魏国,然后罗织罪名,砍去了孙膑的双足,又在他脸上刺字。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孙膑是被挖去膝盖骨,是不正确的。古代确有膑刑,指挖人的膝盖骨,但后来不施行了,改为刖刑,砍人两足。孙膑所受为刖刑,而非膑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报任安书》也说:“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司马迁说“膑脚”而不说“膑膝”,说明孙膑是被砍足而不是挖膝。认为孙膑被挖膝盖骨,是由孙膑之名联想到膑刑而导致的以讹传讹,不足为信。

孙膑虽身受重刑,却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并借机逃出魏国来到齐国,被委以重任,现在终于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他利用庞涓轻敌的弱点,让士兵逐日减少饭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有河南范县、河北大名等不同说法)的险要山谷时,埋伏在这里的齐军突然现身,万箭齐发。庞涓在绝望中自杀,死前感叹“遂叫竖子成名”,无法释怀的还是孙膑的名气最终压过了自己。另一种说法是庞涓被射杀,魏国十万精锐武卒被歼灭,太子申被俘。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指秦将公孙鞅打败魏国,迫使魏国割让河西郡全部和上郡十五县。公孙鞅本是魏相公叔痤的臣下,公叔痤病重,惠王探望时问及身后之事,公叔痤力荐公孙鞅,并说“如不用,必杀之,无令出境”。惠王走后,公叔痤又对公孙鞅说:“我先公后私。你赶紧逃跑吧,我看惠王不会重用你。”告诉他自己与惠王的对话。公孙鞅说:“惠王既然不会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惠王果然没有把公孙鞅放在心上,对身边的人说:“我看公叔痤病糊涂了,竟然让我重用公孙鞅,岂不荒唐?”后来公孙鞅听说秦国颁布招贤令,就前往秦国并受到重用,获封邑于商而称商鞅。商鞅得到秦的重用后,立即对惠王展开复仇模式,他先是向秦孝公建议:“天令其灭亡,必让其疯狂。现在秦国的势力还无法与魏国抗衡,不如利用惠王的虚荣,劝其称王,让诸侯来攻伐他。”然后亲自跑到魏国游说惠王,惠王不知是计,结果被蒙骗称王。

商鞅又利用魏国在马陵之战的失败,于公元前341年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惠王派公子卬迎战商鞅。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是好朋友,有过一段交情。商鞅便派使者送信说:“很怀念在魏国与公子交往的日子!现在虽然各为其主,但实在不忍心互相残杀,我想约公子一聚,重叙旧情,订立盟约,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重归于好。”公子卬是惠王的弟弟,长在宫廷之中,缺乏社会经验,兴冲冲去赴约,结果被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时的惠王肠子都悔青了,后悔当初没有听公叔痤的话。

“南辱于楚”指公元前323年的楚魏襄陵之战。惠王经历一连串挫败后,听从公孙衍、惠施的建议,联合韩、赵、燕、中山四国互相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实际是形成合纵,以对付秦、楚、齐等强国。为了给讨伐魏国寻找借口,楚国要求惠王废太子嗣,迎流亡于楚国的公子高回魏国为太子。这是公然干预魏国内政,魏王当然不答应,于是楚怀王就派楚将昭阳率军攻入魏国,在襄陵大破魏军,并趁势夺取了魏国的八座城池。

受到这一系列打击后,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想一雪前耻。在《梁惠王上》首章,他见到孟子劈头就问:“你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本章则提出:“寡人感到羞耻,想要为所有死者报仇雪恨,要怎么做才可以呢?”“愿比死者一洒之”的“比”是替、为的意思,“洒”同“洗”,复仇的意思。针对惠王的心理,孟子告诫其只有实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因为“仁者无敌”。

从惠王之问与孟子之答来看,二人的理念存在根本的差别。惠王虽然志大才疏,治国无方,祸国有术,但他的想法与大多数诸侯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凭借武力对外扩张,称王天下。但孟子对诸侯的兼并战争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惠王为了获取土地,就让百姓去打仗送死,大败之后,又想要报仇,担心不能取胜,就驱使他喜爱的子弟也去送死。对外兼并,推行霸道,满足的是君王的野心和欲望,牺牲的则是百姓的福祉和生命,甚至连子女的性命也搭进去,孟子从民本的立场出发,根本不予接受。

但孟子也认识到,制止战争必须靠武力来实现,所以他并不完全反对战争,而是希望实行仁政,得民心而得天下。所以他说:“只要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去杂草,让身强力壮者在闲暇之时学习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尊长。这样,他们即使拿着木棒也可以对抗秦、楚坚实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了。”并宣称“仁者无敌”,让惠王不要怀疑。

孟子与惠王,一个主张王道,一个推行霸道,其产生分歧是必然的,这也是孟子与时代的冲突。那么,孟子主张“仁者无敌”,想用王道统一天下,能否成立呢?

查孟子立论的根据,主要有三点:第一,实行仁政可以赢得民心的归附,这就是孟子津津乐道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参见《孟子·离娄上》)。第二,实行暴政则会使民众离心离德,孟子举出历史上很多例子,如百姓诅咒夏桀“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孟子·梁惠王上》),期待商汤来解救自己等(参见《孟子·梁惠王下》)。第三,故得天下不在于土地大小,而在于仁政。这在历史上也得到证明,“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

从逻辑、理论上看,孟子所论可以成立。但问题是,孟子的“仁者无敌”只是一种理论、信念,缺乏策略上的考虑。孟子的仁政措施只是包括少用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去杂草,让身强力壮者在闲暇之时学习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尊长。其措施主要来自孔子的“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是一种富民、教民的政策。但民众衣食无忧、知书达理,不一定作战勇敢,要想“仁者无敌”,还必须对民众进行组织、训练,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孟子对这些问题一概不加涉及,就显得书生意气了。同样,孟子认为不行仁政会导致众叛亲离,这只有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如果说因为别国实行暴政而使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仁者前去讨伐就不会遇到反抗,同样存在逻辑上的跳跃。孟子坚信“仁者无敌”,请惠王不要怀疑。惠王对孟子陈义过高的进言自然是听不进去。

几年之后,惠王去世,太子嗣即位,即梁襄王。孟子与其见面后,大失所望。

《梁惠王上》云: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被梁襄王召见后,应该是对弟子还有朋友说的这番话。《梁惠王上》所记与梁襄王的会面,与其他各章不同,不是第三人称的陈述,而是孟子第一人称的转述。孟子对襄王的评价是:“远看不像一个国君,到了他面前也不能令人敬畏。”

孟子说:“襄王突然问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天下统一了就会安定。’”这段话很重要,说明由于战国政治失序,陷入连年战乱,如何消除战争,恢复安定,成为人们的普遍焦虑。孟子主张统一才能安定,说明他不是一般的和平主义者,不是仅仅从道义上对战争进行批判,而是有着结束战争、统一天下的考虑。

“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我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这是孟子的政治宣言,孟子与诸侯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要统一,而在于以什么方式实现统一。孟子从儒家的仁道主义出发,主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故希望通过行仁政而统一天下。“襄王问:‘谁愿归顺他呢?’我回答:‘天下的人没有不愿归顺的。’”襄王的疑问也是当时所有诸侯都关注的,用暴力、杀人尚不能令天下归顺,现在不杀人了,难道天下就会自动归顺了吗?

由于孟子的“仁者无敌”更多是着眼人性和历史的长远发展,是一种道理和信念,还需要相应的措施和策略,这方面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他只能以禾苗为喻,说明得民心者必然得天下。“大王了解禾苗吗?七八月间遇上干旱,禾苗就会枯萎。这时天上涌起乌云,降下大雨,禾苗便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这样的情况,谁能够阻挡呢?当今天下的国君没有不好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好杀人的人,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伸长了脖子盼望他。真能如此,百姓归顺他,就像水往低处奔流,浩浩荡荡,谁能阻挡呢?”孟子这番陈述道义和信念的成分多于现实的考虑,实际未必行得通。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靠武力、暴力来实现。

孟子“仁者无敌”的理想没有实现,是孟子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孟子的理想虽没有实现,但并不意味着其没有价值和意义。相反,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就是要跳出打天下、坐天下的恶性循环?不就是要用仁义取代暴力成为主导历史发展的力量,从而实现“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想吗?只是由于孟子缺乏策略的考虑,同时缺乏外在历史条件,使这一理想悬在空中,无法真正实现而已。儒学的价值就是坚持道德理想而不向现实妥协,我们为何要苛责孟子呢?

其实不完全如此,儒学内部是存在不同派别的。我们知道,孔子去世后,孔门内部发生分化,其中曾子留在了鲁国,讲学于洙泗之间,较多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他创立的洙泗之学被视为儒学正统,后世有较高评价。孔子的另一位高足子夏则离开鲁国回到魏国,讲学于西河之间,为魏文侯师。为满足诸侯争霸的需要,他不是一味固守师说,而是在继承孔子礼学的基础上,又吸收法的内容,将礼与法相融合。

子夏所创立的西河学派表现出重视政治功业、重视现实功利的特点,虽对儒学有所发展,但又因为杂驳,被认为偏离了儒家正统,在以后的儒学史上评价不高。但是若就当时而论,西河之学的影响则远在洙泗之学之上。子夏不仅为魏文侯所推重,而且弟子众多,有李悝、吴起、禽滑釐、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其中,李悝著《法经》,被视为法家的创始人;吴起著《吴子兵法》,属于兵家,但又辅佐楚悼王变法,故亦兵亦法;禽滑釐虽曾就学于子夏,但其后又成为墨家门徒;田子方、段干木虽可归为儒家,但又拒绝出仕;公羊高、穀梁赤则主要从事经学传授。故子夏的西河之学实际是以儒家为主,但又包含、容纳不同思想的宽松的学术派别。

近些年公布的清华简中有多篇属于《逸周书》,引起学界的关注。经过研究,学者一般认为《逸周书》应该是子夏学派为配合魏文侯变法编订的著作,完成于子夏及其后学之手。《逸周书》的主体思想虽然是儒家的,但又讨论了国家治理、用兵打仗等内容,属于政治化、功利化的儒家。子夏的弟子有馯臂子弓,而荀子又非常推崇子弓,故儒学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谱系之外,还存在孔子—子夏—子弓—荀子一系。

孟子属于心性化的儒学,故尊王贱霸,突出道德理想,而缺乏策略的考虑。荀子属于政治化的儒学,故王霸并重,更多考虑了操作、应用的层面。我们看《荀子》一书,有《富国》《强国》《议兵》等篇,这些都是孟子所没有涉及的。要想真正做到“仁者无敌”,除道德信念外,还需要有具体的制度设计,需要有策略的考虑,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作者简介: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新四书与新儒学》等著作,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2023年第5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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