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当今教育状况的几点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46 次 更新时间:2008-10-03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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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2005年12月12日,刘小枫教授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为哲学系本科一、二年级学生作了题为“古典诗学与现代教育”的讲座,录音整理稿(整理者:莫有勇、李玫、胡相花、吴少敏)经刘小枫教授修订、补充;这里刊发的是其中一部分。——编者

今天,我奉哲学系系领导之命来给大家介绍美学专业,我想了想“美学”这“专业”是怎么来的,连带想到“哲学专业”是怎么来的,最后就想到我们当今的整个教育处境上去了。今天,我就不妨把自己所想到的这些事情给大家说说。

在传统的学问里是没有“美学”这一“科”的。康德虽然没有创立“美学”这门学科,但“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今得以成立,端赖于他的知识学说——但“美学”在一开始就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纪,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还说,“美学”根本是个不知所谓的东西。

康德所讨论的“美学”(=感觉认知学)问题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知识框架中出现的,因而首先是个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而非如今所谓的文艺鉴赏问题)。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写过一篇对话作品——对话开始有这样一段对白:

  

狄德罗:为什么石头就没有感觉呢?

达朗贝:这是难以置信的。

狄德罗:是的,在劈它、刻它、磨它而又听不见它哭喊的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

达朗贝:我很希望你告诉我,你认为人和雕像、大理石和肉的差别是什么?

  

这里讨论的“感觉”问题涉及的是所谓“物质的属性”以及人认识如此物性的条件。谁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这个提问不容易回答,可以肯定的是:关心或感兴趣这些问题的人很少——即便喜欢读书的人好多(或大多)也对这些问题没有兴趣。可是,如今我们在高中课本里就要学习这样的道理:人的知识从感性认识开始,经过一个飞跃达到理性认识。这样的道理是哪里来的?严格来讲,来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变化:从前仅有极少数人会感兴趣的事情,如今成了普通教育中人人必须学习的东西。

这个令人惊叹的历史事件被史书称为“启蒙运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启蒙运动”就是把形而上学的知识普及或通俗化。于是,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把学术或者高等教育分成三个大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我们哲学系所处的人文科学这个大的学科范围内,又再划分出历史学、文学、哲学这三大块。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才开始慢慢出现的,换句话说,如此划分是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的结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建制就以此为基础。

在这里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明白自己所置身其中的处境——明白我们是在受什么样的知识教育、是在施行什么样的知识教育。

今天,我们从高中开始就得关注“专业”——文、理要分科,考大学时选择“专业”更让人伤脑筋。我国古代教育有所谓“六艺”、西方古代教育有所谓“七艺”,但“六艺”、“七艺”中的各艺不是“专业”,而是“科目”,统统要学,不能分而专治之。什么叫做专业?所谓“专业”基于知识的分化和分工,指一个非常细致的知识门类,不仅如此,它还与一个相应的职业行当对应——学什么专业就找什么工作,“专业不对口”叫做“浪费人才”或“浪费国家资源”。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专业”指具有实效或实利性的知识。

可是,“美学”能与什么职业“对口”?甚至可以问:哲学与什么职业“对口”?——倘若你是学“会计专业”的,你至少心里清楚,毕业后可以当会计;但倘若你是学“美学专业”或“伦理学专业”的,你能现在就清楚,毕业后可以当个什么“伙计”哩? 如果我们说,知识的分化或分工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因为知识积累得太多了,一个人学不过来),恐怕会言过其实。即便在古代,做鞋(鞋匠)当具备的知识与造船(船匠)当具备的知识显然不一样,也得分而学习之。因此值得问的是,什么样的知识才会出现分化或分工呢?严格来讲,只有实利性的知识需要分化或分工——“实”者“实用”也,“利”者“利益”也。

尽管非实利性知识的学科分化的原因不是实利性的,但我们人文科学的“专业”如今已经处在一个实利化的处境——市场之中。在这个处境中,无论谈论什么“专业”,都是在市场化的意义上来谈“专业”。我们现在的大学是一个市场,这不是比喻性说法。怎样讲呢?谁都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无不以市场为向导——市场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我们的大学马上就要创办一个专业出来。一些名牌大学的历史系改名为“历史旅游学院”,中文系改名为“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英语系改名为“商贸英语系”(还收研究生哩,不知道研究生研究些什么)——这些发展显然都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不想则已,想起来也确实觉得纳闷:谁在主导我们的大学如此“发展”?

面对大学这个市场,不仅学生进校前就面临市场就业的考虑,大学的发展要适应市场需要,甚至主导大学中的教和学的观念也是市场——教书和读书都是为了学子今后能够在市场上更好地出卖自己的知识。于是,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呼吁:教(或学)的知识必须要实用,否则就没有价值。人文科学(文、史、哲)如何实用?越来越专业化么?更不实用!越来越实用化么?已经不成其为自身。所以,在如今的大学市场中,人文科学变成了低等(不走翘)的“专业”,因为这些“专业”所传授的知识没有“交换”能力。

不仅如此,大学市场化也侵入到文、史、哲各学科的内在肌理——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一里有一节的标题叫做《市场的苍蝇》,说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文学科中的好些学问变成了市场上的苍蝇,哪里有腥味就跑去哪里。这里所谓的市场苍蝇指的是各式各样时髦的知识和流行的“主义”说——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后面有很多主义,什么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女权主义,诸如此类的“主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学生进校后马上受市场这些声誉和市场意见(各种“主义”说)熏陶。

大学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大学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不少人焦急地如是说。我倒觉得:大学就是这个样子——确切点讲,现代的大学就是这个样子。倘若以为“大学市场化”是被现代化搞坏的,大学本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首先就得有一个关于大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观念,不然怎么比较?我们的大学过去(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不管市场需求吗?的确如此,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的大学不是“实利取向”的,毋宁说,当时的体制为计划经济,因而大学的“实利取向”为计划经济性而已。

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大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大学,大学现在的这个样子差不多就是大学本来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实际上,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今的大学之为“大”,首先体现在人数上。在古时候,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读书人都很少。现在的大学动辄上万人。为什么以前读书人少?——这问题很不容易回答,但可以肯定一个否定性的回答:绝非因为所谓“封建主义的蒙昧”所致。有人会说,大学扩招是近十年来的事情,以前并非如此。我想说,其实这并非真正的原因。如今的社会风气是逼着许多人上大学,根本原因在大学与现代化的原生性关系——现代的大学基于大众化的教育理念,换言之,教育的大众化促使现代“大”学产生的第一个理念。现代的大学起初人数不多,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非大学理念本身的限制。一旦经济条件许可,让所有人都能上大学,就是一个可欲的理想目标——我们并没有想过,让所有人接受“哲学理性”的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想过一个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然出现的问题:美德可教吗?

现代大学产生的原因除了启蒙观念外,还有一个原因——想想为什么现代的大学是在19世纪突然如雨后春笋地生长起来?那个时候,民族国家争先恐后地形成。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脱离自身传统的文明秩序,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个事件当然也支配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走向,这就是:教育要为民族国家的崛起服务。可以理解的是,任何一个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若要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都需要为自己民族的新生和国家的形成培养专才。所以,当有人说我们的大学现在败坏了,我说没有——毋宁说,我们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形态,大学因应了这一形态——什么形态?全面市场化、技术化的形态。倘若要质疑现在的大学,必然质疑现代化。

如果我们不跳出“现代”这个视野,找到一个参照物来看现代的大学,我们没有办法把自身的处境这个问题弄清楚。古代的和现代的教育根本差别在什么地方?根本性的差别不容易说清楚,明显的差别首先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在传统时代,读书人很少。第二个差别是,传统教育不是实利性的知识教育。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是一篇关于教育的古代经典文献,在这部作品中,苏格拉底给知识分了类型:一是实利性的、涉及实用和利益的知识,再就是涉及人的德性的知识,或者说关于道德的知识。这两种知识有什么差别呢?道德的知识不“实用”,俗话说,不能当饭吃。但道德的知识也不是那么的不“实用”,因为,所谓道德的知识是实践的知识——是关于人的行为自身的知识。如今的实利性知识在古代的学堂里是不讲的。为什么不讲?原因不仅仅是,这类知识不需要成为一种理论,还有别的原因:实利—技术性的知识是人在一定年龄之后就不大会有兴趣再去学习的东西,因为这类知识并不关涉灵魂幸福的事情。

德性的知识并不提供一个人获得生计能力的知识(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不“实用”的),而是懂得什么叫做“幸福生活”,从而成为自由的人。现代的大学,至少就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来看,恰恰是实利—技术性的知识成了大学的主要教授的知识——这不仅指学习这类知识的在校学生最多,而且,好些本来(传统上)是实践的(道德—政治)知识(如今的人文学科),也变成了实利—技术性知识。

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是有争议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理士多德说到:多数人把快乐等同于善或幸福,所以他们喜欢过享乐的生活,第二种是有德性的生活,第三种是沉思的生活。一般人显然是奴性的,他们宁愿过动物式的生活。不过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1095b14—21)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因为,当今的大学教育恰恰基于这种“多数人或一般人”的幸福观——所谓民主的时代。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古代读书人会很少——这不仅因为,学习实利—技术性的知识并不需要“书本”,而且因为,多数人并不欲求德性的(惶论沉思的)生活。联想到前面对现代大学形成的两个基本成因的分析,也许可以说,在现代民主时代,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实利—技术性的知识这些在古代不进学堂的东西成了如今大学教育的主体,政治的(实践的)知识变成了普遍的理性知识,而沉思的生活则被要求取消。这样一来,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区分就消失了——确切点说,少数人被要求与多数人看齐。

这样子讲,岂不是说,在古代多数人就没有受到道德—政治教育了吗?

当然不是的。在古代,多数人所受到的道德—政治教育可能比我们现代人还要多,只不过这些人所受的道德—政治教育的方式在古代并不称为“教育”,而是称为“宗法”制度(在西方则是宗教制度)。在古代,法律与道德—宗教、乃至习俗并没有分离,因而,宗法、宗教制度本身就起着如今所谓的“教育作用”。宗法—宗教“教育”是通过制度来实施的,不是一种学堂—学园式的教育。中国古代没读过书的人也有教养,因为通过家教获得了教养——家教与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教育”就要从小教你“必须做好人!”启蒙运动来了以后,传统的宗教—宗法被“打倒”(被视为“封建迷信”),无异于抽掉了多数人受道德—政治教育的机制。这样一来,就要求推行普及启蒙理性的教育。可是,倘若现代的大学仍然不足以能让“多数人”上大学,或者说,即便许多人上了大学,但学的却是实利—技术性知识,那么,“多数人”无异于没有机会受到道德、政治教育。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大学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主要见于两个要点:不能代替以前的宗法—宗教式“教育”对“多数人”施行道德—政治教育,因为在如今的大学中,“多数人”学的是实利—技术性学科,并没有多少“道德—政治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的普及化、扩大化趋势,文科这类本来是“少数人”学的“专业”也变成了“多数人”学的专业,为了适应这些“多数人”的“趣味”,传统上“少数人”应当且能够受到的“对内的”教育也变味、甚至乎取消了。

在这样的处境中,美学可能会有自身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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