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美国行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学的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2 次 更新时间:2021-08-09 09: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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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前言

  

  

   美国为遏制中国而挑起的中美关系紧张正愈演愈烈。无论未来会有怎样的走向,这个历史时刻都值得关注——美国的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已经发出濒临战争边缘的警告。

  

   关于目前的局势,时评家或战略分析师或国际政治学专家们已经说得足够周全了,只不过其视野无不基于晚近三十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若从政治史学的角度放长视野,人们就不难看到,要深度理解中美关系问题,不仅会牵涉到对五百年来世界大历史的理解,还会由此牵扯出一些重大而又极具争议的政治哲学问题。因此,要透彻理解美国的行为,就得从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角度探根究源。这虽然极为困难,却有必要一试,哪怕做不到周全。

  

   按照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眼力,观察历史事件时,尤其应该关注同样属于事件要素的政治修辞,它反映了一个政治体(更不用说作为个体的政治人)的伦理品质。因此,修昔底德的纪事书中出现了大量政治人的演说辞——言辞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对于考察美国行为来说,这一史学原则尤为重要,因为,捍卫和传播“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一向是美国行为的显著特征。

  

   我们还应该记住,修昔底德的纪事虽然展示了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的现实逻辑,但他从未否认超越实力政治博弈的自然正义。当然,修昔底德并没有谈及实力政治的现实与超越的自然正义实际上如何相联——柏拉图和色诺芬的政治史学就不会这样,孔子的春秋笔法也不会如此,尽管政治史学难以应对的最为棘手的难题莫过于此。

  

   ▍一、基辛格与马基雅维利之道

  

   新中国立国第二年,就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爆发了长达三年的战争。美国越洋干涉朝鲜半岛内战乃至干涉中国内战是否正义的问题,迄今没有得到澄清,甚至内战状态也因美国介入还没有终结。人们有理由说,这是实力政治压制自然正义的显著证据。[1]

  

   如果当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海空实力,美国的干涉断乎不可能发生——但历史没有“如果”。与“权威”这样的东西一样,“实力”既可用来行义,也可用来行不义。所谓“实力政治”(又译“强权政治”“权力政治”)的含义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不顾正义与不义的区分,凭国家实力行使支配权。在十八世纪,“欧洲政治和强权政治是同义语”,因为“那时只有欧洲各国君王从事的一种强权政治,不存在其他强权政治”。[2]

  

   事实上,“均势政治”同样可以说是现代“欧洲政治”的同义语。“野蛮人定居于[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后果是分裂了罗马强权所统一起来的那些民族”,随着罗马教廷的属灵权力式微,“均势概念就从意大利城邦体系一直展延至新兴的欧洲国际体系”,而“强权政治”与“均势政治”经常很难区分,“不仅接受均势观有时包藏着险恶目的,而且拒绝均势观也可能同样证明是损人利己”。[3]

  

   朝鲜半岛战争暂停之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差不多二十年后(1971),两国关系才开始走向“正常化”。这年夏天(7月初),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带着与新中国和解的使命首次密访北京,时年48岁。当时,美国国内因深陷中南半岛战争而出现大动乱,“一场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现在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尼克松宣誓就职总统时(1969年1月),“大规模示威、恐吓威胁、非暴力反抗等手段已成气候,逐渐脱离了和平抗议的范畴”。[4]为了摆脱“国家共识的瓦解”这一困局,美国总统急于从越战中抽身,不得不向新中国寻求帮助。基辛格经常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喜欢的修辞是:由于“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上陈兵42 个师”,新生的中国不得不寻求与维护世界均势的美国联手(《世界秩序》,页212)。[5]

  

   新中国对美国文明的挑战

  

   出任国家安全助理之前,基辛格是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1962 - 1969),出版了五部著作,其中两部已经译成中文。[6]基辛格前往北京时,他的新著的中译本也正在准备之中。[7]我们不难推想,对即将到来的这位美国客人的政治见解,新中国总理周恩来(1898 - 1976)已心中有数。

  

   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对基辛格教授强调说:

   我们是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国家。你们有两百年的历史,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基辛格,《论中国》,页241)

  

   在基辛格听来,这句话没有实质意义,不过是新中国政治家对美国客人表示欢迎的客套说辞。周恩来总理在外交场合的言辞以温文尔雅著称,基辛格若没有听出这话隐含着新中国与美国的立国对比的历史含义,他的耳朵就算不上敏锐。事实上,基辛格心里清楚,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他同样清楚,当周恩来说“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时,这话实际隐含着世界历史的现代视野。

  

   美国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之后因历史的偶然而出现的新型政治单位,它的建立不仅基于现代文明原则,还植根于近代欧洲文明成长所经受的内在创伤。十六世纪西欧人的航海大发现及其殖民扩张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历史,但直到两百年后的十八世纪中期,现代文明原则才有了明确表述。1750年,巴黎才子杜尔哥(1721-1781)写下《普遍历史两论提纲》和《政治地理论著纲要》,系统而又简洁地描绘了启蒙哲学的文明进步原则——他甚至“预言[英属]美洲[殖民地]不可避免地会独立”,时年他才23岁(沃格林/卷八,页148)。[8]

  

   从杜尔哥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启蒙哲学所说的普遍进步有三个基本标志:科学技术进步、全球交往的经济生活进步以及政体进步。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普遍进步论屡遭理论挑战,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需要为之辩护。[9]具体而言,科技进步和商业化经济生活进步虽然不乏争议,但与政体进步或者说国家伦理的进步论引发的争议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基辛格知道,“对于不同的民族,技术也好像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在什么时候获得它以及怎样获得”,而“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更是如此。[10]

  

   杜尔哥在提出“建设新世界的计划”时,自觉到自己有一种世界历史使命,甚至带有“与此使命相匹配的自信所激发的兴奋感”。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考虑到自己的计划会引发同样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生存“迷失感、挫败感、绝望感和毁灭感”。[11]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欧美发达国家因普遍的“迷失感、挫败感、绝望感和毁灭感”爆发了大规模动乱,堪与1848年的欧洲动荡媲美。[12]美国的动乱尤其严重,“军队在越南的丛林中陷入困境”,“社会为人们的反抗所分裂”,头脑清醒的美国人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国家正在从内部被分裂?它在商业上的杰出才能为什么正在衰退?它的强大军事实力又为什么发挥不了作用?”[13]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周总理说新中国比美国年轻得多,明显不仅指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进步,而是更多指政治体的进步,它实际决定了某个现代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伦理品质。科技发达和商业繁荣仅仅是现代式的好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因为它们在提高世人生活舒适度的同时,也给文明政体带来伦理品质上的损害——甚至带来人为灾害。如何管控科技和商业,使之受到必要的伦理约束,迄今是现代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14]美国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相当进步,不等于美国政体的文明品质“好”,除非美国政制的历史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的最佳政制,而这即便在今天也极具争议。[15]

  

   周恩来总理心里很清楚,新中国虽然年轻,尤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力方面还相当孱弱,但新生的中国有信心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后形塑伦理品质好的现代文明政体。换言之,周总理优雅的外交辞令暗含文明观念的挑战,即挑战美国对何谓好的现代文明的解释权。他紧接着就向基辛格教授重申了新中国早就提出的有关国际秩序的两项基本主张:第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主权]平等;第二,即便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也不会加入“超级大国”之列争夺世界霸权。第二项宣称表明了新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具有中国文明意涵:一个政治体有独立自主的决定自身文明样式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变成普世性的权力诉求,即便认为自己的文明样式是世上最好的。这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普世性原则应该是“和而不同”,而非“自由民主”,因为后者仅仅是极具争议的文明样式。

  

   基辛格可能会说,周总理提到的第一项主张其实来自基督教西方——确切地说,来自十七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新政治原则:

   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悄悄地抛到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主权国家无论强弱、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一律平等的体系。新涌现的大国,例如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得到了诸如法国和奥地利等老牌大国享受的礼遇。(《世界秩序》,页22)

  

   基辛格没有敢在周恩来面前这样说,他心里清楚,这种说法是弥天大谎,只能用来蒙骗知识分子。基督教欧洲的政治单位在历史上长期受封建王权亲属关系支配,从来没有过什么国家间“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相反,基辛格认为,古代中国建立的区域国际秩序才基于这种等级制度(《世界秩序》,页277)。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结了“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纯属无稽之谈。这次和会仅仅表明,罗马教廷已经没有权威调停基督教政治单位之间的封建式地缘冲突,一切都服从于“各方势力不断分化组合,结成敌友关系错综复杂的联盟”(《世界秩序》,页21)。历史事实表明,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之后,基督教政治体之间并没有出现实际上的主权平等,倒是实现了大国势力决定秩序的马基雅维利式[欧洲]国际政治原则。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期间签署的一份条约中,欧洲人首次使用“大国”(great power)一词。[16]1833,德意志史学家兰克在他主编的《史学-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诸大国”的长文,首次从史学-政治学角度描绘了十六世纪以来现代欧洲成长史的基本脉络。此文如今已成为政治史学的经典文献,自此以后,“大国博弈”就成了描述国际秩序变化最为常见、也最为有效的视角,这无异于确认了“三十年战争”以来欧洲秩序变动的支配性法则。[17]

  

   周恩来总理对于现代欧洲的政治成长经历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提出新中国主张“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之后特别强调,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这让基辛格教授听来有如芒刺在背。1974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1904 - 1997)代表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再次强调这一宣称,明显刻意针对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大国相互争夺霸权的国际政治原则。[18]

  

   基辛格如何理解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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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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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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