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湖畔漫步的美学老人:忆念宗白华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21-08-16 14: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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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的岁月已逝大半,那些随这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而逝去的老一辈学者留下了什么样的风尘身影呢?

   如今,学术界已开始回顾与这个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世纪同龄,从大灾大难中过来而又悄然逝去的一代学者。这一代知识分子被冠以“五四”一代的桂冠,由此标识出他们曾经有过的意义追寻。熊十力、金岳霖、陈寅恪、唐君毅、梁宗岱、朱光潜、宗白华……无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曾经以自己青春的激情,依凭学术研究反抗过在这个世纪中发生的意义毁灭和意义颠倒。对于半个多世纪以后出现的“四五”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前辈——“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很亲切。然而,这两代知识分子毕竟是两代人。

   一个有趣的也是“四五”一代知识分子恐怕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现代汉语知识分子在反抗历史中的意义颠倒时,历史颠倒过他们没有呢?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与历史这个恶魔的搏斗,究竟谁输谁赢?这一问题涉及学术是否应该或必得屈从于历史,是否应该或必得把决定世界的意义形态的决定权拱手让给所谓的历史规律。这一问题当然也不能掩盖或取代另一问题:现代汉语学者在反抗意义颠倒的同时,他们自己是否曾颠倒过意义秩序。

   这些都不过是些空话、大话,无聊得很的问题。区区一介书生,怎能与历史相提并论。他们的精神和人格至多不过是历史的点缀,历史走自己的路,不会理睬一介书生的意义追求,尽管糊涂书生也不知道这历史为何许人也。据说,只有那些主宰过几代人的命运,制造过无数人的悲欢离合的人,历史赐予他的身影才最庞大。

   比起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来,宗白华教授留下的身影过于淡薄;比起其他著作等身、有鸿篇巨制留世的学者,他的著述明显过于零散,没有哪怕一部部头稍大的作品传世。在书籍淹没灵性的当今世界,诚挚、透明的心性可有一席之地?

   宗白华教授留下的身影并不伟岸,对我来说,却非常亲切。宗白华先生已去世一年,他的风尘身影仍然时常倾近我,留伴在我身旁……

   一

   我刚进北大就听说,宗白华教授喜爱散步,尤其喜爱漫步于啸林湖畔和文物古迹之林。随着清丽飘洒的《美学散步》问世,这位美学大师作为散步者的形象更活灵活现了,仿佛宗白华教授真是清林高士一类人物。

   一天,我例行去见他,不巧未遇。宗师母告诉我,他上外面走走去了。我回转去,刚到未名湖,就看到宗老先生身着旧式对襟布衣,肩上搭着个小布袋,拐着手杖,正匆匆往家走。看上去,他显得十分疲累。尽管他对我说出去散了散步,我却看不出一点散步者的心态。

   所谓“散步”,不管是从日常生活来讲,还是就隐喻而言,都具有轻松悠闲的意味。无论如何,《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绝不是散步者的样子;游欧回国后的宗白华,也不是文物艺品之林的散步者。《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对儒道哲学的尖锐抨击,在宗白华成熟后的思想中虽已销声匿迹,此后看到的大多是对孔、庄人格的赞美,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改宗“散步”哲学。明则“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隐则“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对生活的充实和深挚的巨大热情,依然不减当年。

   如果说,晚年宗白华的形象是“散步者”,那么,这种形象是否真实?如果这位曾立下夙愿要“研究人类社会黑暗的方面”的诗人和学者,在晚年改宗了“散步”哲学,那么,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这些,至今都仍是问题。

   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这与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有所不同。朱光潜乃是把艺术当做艺术问题来加以探究,其早年代表作《文艺心理学》、《诗论》以及晚年代表作《西方美学史》——尤其该书的基本着眼点和结束语,都充分表明朱光潜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艺学家。但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宗白华、朱光潜这两位现代中国的美学大师,早年都曾受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影响,由于个人气质上的差异,在朱光潜的学术思考中虽也涉及一些人生课题,但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取向上,人生的艺术化问题在宗白华那里,始终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面对时代的混乱、人心的离散、民族精神的流弊,深切感到人格的改塑乃是最为首要的问题。要改造“机械的人生”“自利的人生”,必须从生命情调入手。这些论点明显带有对现代性问题作出哲学反应的意味,恰如本世纪初德国生命哲学(狄尔泰、西默尔、奥依肯)是作为对现代性的精神危机问题作出反应而出场的。

   毫不奇怪,本来就重视生命问题的青年宗白华,在接触德国哲学时,很快就与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一拍即合。看得出来,青年宗白华熟悉西美尔的著作,在他留欧回国后的主要论文中,有明显的斯宾格勒哲学思想的痕迹(例如他十分强调的空间意识这一概念)。严格地讲,宗白华先生首先是一位生命哲学家,而且是中国式的。

   华夏生命哲学与日耳曼的生命哲学毕竟有实质上的差异,现代华夏式的生命哲学,据我看,王国维之后,非宗白华莫属。

   二

   五十年代初,全国各主要大学教外国哲学的教授,统统被调集到北大改造思想。北大的哲学系师资,顿时显得极为雄厚。宗白华教授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他从小生长、学习和从事教育的江南。

   最初,宗先生住在燕园南阁,伴着孤灯一盏,潜心研读他喜爱的康德。几年过去,热热闹闹的美学主客观立场大争论开始了。对这场牵动许多美学家的立场的争论,宗白华教授并不那么热心。不过,他也多少采用了一些客观论的说法——看得出来,他觉得客观论并没有什么不好。

   让人感兴味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宗白华开始称颂不那么客观的庄子在山野里散步,并表明了自己的散步态度:散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以偶尔拾得鲜花、燕石,作为散步的回念。

   给宗白华的思想挂上客观论或主观论的牌子,会显得可笑。对他来讲,这些都是身外之名,与生命无涉。生命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有此一说吗?

   宗白华真的开始散步了?

   为什么他偏偏在这个要求“统一思想”的时代提出“散步”哲学?“散步”与学术有什么关系?

   宗先生家的书房里挂着各种国画,其中有两幅静物。一次,我同宗先生聊起静物。一谈到艺术,他总是滔滔不绝,但也相当简练。他说:

   静物不过是把感情注入很平常的小东西上;其实,中国早有这种传统和潮流,宋人小品,一只小虫、小鸡,趣味无穷,这发端于陶渊明把自己融入自然的精神,不是写人、写事,而是写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自然物,在小品、小物、小虫上寄托情思。西人以往重历史和人物,近代才重静物;中国早先重个人,后来就重历史,至今如此。而且,中国历史上不重视文化史,只重政治史,二十四史都是政治斗争史。

   “五四”一代学者,许多都在自己的后半生或晚年转回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美学史、文学史),这里大概多半有某种“移情”心态。虽然他们早年大都受过西方学术的训练,毕竟是中国人——即便毕生主要研究西方美学的朱光潜先生,实际上依然是“现代儒生”。

   宗白华先生晚年对中国美学思想的散步式研究,明显寄托了无限情深。《三叶集》中的宗白华曾表示要“仍旧保持着我那向来的唯美主义和黑暗的研究”,于是我想知道,唯美主义与对黑暗的研究会以何种方式连结起来。但早在三十年代,宗先生就已经彻底转向了唯美主义——中国式的生命哲学总是高超的……

   三

   宗先生晚年一直住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有湖光山色,景致清丽。不过,宗先生的居室在楼房底层,光线不足,室内十分黯淡,书房常让我想到卡夫卡在致女友的信中曾赞美过的那间地下室。不同之处在于,宗先生的书房四周,挂着或摆着各种艺术品,使这间昏暗的小屋显出某种神秘的调子。我常思忖:这是否恰是唯美与黑暗的关系的象征呢?

   宗先生觉得,通过诗或艺术,微渺的心与茫茫的广大人类之间才“打通了一条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这是中国式的人格美,宗先生没有充分注意到,一千九百多年前的那位拿撒勒人,曾用生命和血启示过另一种微渺的心与茫茫人类的沟通方式。

   宗老对中国式的人格精神美的确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读宗先生论晋人的美和论中国音乐思想的论文,曾使我激动不已。有一次,我专门问宗先生,他何以在那时写论晋人的美。

   宗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我:

   魏晋以前,大多是实用艺术,明清以后,八股束缚,真正的艺术时代是魏晋、唐宋,但魏晋成就最高。这是自由的时代,它改变了儒家的传统。后来儒家不把魏晋人看作正统,我要为他们翻翻案。

   “那么,这是否表明你对正统儒家人格论有看法?”我想抓住问题不放。

   宗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说:

   孔子思想既高超又实际,既讲主义又讲实践。老庄离世、脱世,孔子却入世,但又不俗,而是高超。颜回神秘、境界高,子贡很现实、实际,这两个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儒家强调“真”和“诚”,但现实和实际却并非那么“真”“诚”。入世不俗要做到不“伪”不“欺”,并非易事。按照艺术化的人生观,如果不把现实的黑暗艺术化,就得超凡脱俗,在这种情形下,黑暗依然原封未动。

   宗白华先生真诚。我被哲学系分派去做他的研究生,他从不给我定条条框框,只在交谈中散步,不讲“指导思想”要正确一类的话。学术自由是“五四”时代的北大传统,宗先生身为北大教授,他在那间阳光不足的小屋里,仍坚持着这一传统,这与他的人格相一致。当我为自己的学位论文能否通过而担忧时,他的话并不使我感到吃惊。当时,他以少有的口吻这样说:

   放开胆子写,不要怕。现在被视为谬误,以后人们会认出它是真理。

   这位超脱者的形象并非真的超脱。

   四

   宗先生的藏书十分丰富,而且外文书远远多于中文书。每次我去宗先生那里聊天,总禁不住要在书架前随便翻翻。对学术书籍,宗先生极为珍爱。当年日本鬼子侵占南京,他的住宅被日本人侵占,连地板都被撬开,藏书流失惨重。这件事宗先生对我念叨过不止七八次。

   宗先生主要研究中国艺术里的精神和境界,但宗先生却对我说,中国的书籍他看得不多,只是闲时翻翻,大量读的是外文书。

   “五四”以来,相当明显的学术倾向是,以西方文化的方法、范畴乃至评价尺规来研究和阐发中国的文化。当今,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这是否意味着汉语文化新的发展呢?如果汉语文化自己的方法、范畴乃至评价尺规是自足的,是否有必要借助西洋文化?如果汉语文化形态在上述诸方面不自足,借助于西洋文化是否真能发展汉语文化?

   宗先生的书架上陈放着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以及狄尔泰的著作,版本均为二三十年代。这使我颇感吃惊。就我国本世纪上半叶的整个学术情形而言,对西方文化的方法、范畴的借用,一般来讲,还比较粗浅,欧洲大陆的学术新进展虽有引介,但深入细致的了解不多,比如,极端重要的宗教哲学就还没有触及过。时代的动荡和社会的变革无疑是重要的外部原因,以致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学统一再被中断……

宗先生告诉我,四十年代以来,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曾讲过一点海德格尔。这件事令我很感兴趣。在宗先生看来,海德格尔与中国人的思想很近,重视实践人生,重视生活体验,强调哲学家要有生活体验,这很合中国人的口味。但海德格尔的思想很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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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杂志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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