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学术批评，谁都会讲出一连串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学术批评的真实性，却很少有人关注。纵观当今的学术界，就我所熟悉的历史学界来说，相关的现象截然对立：一部分人从来不写专以商榷为题的文章，而另一部分人似乎以此为专利。在后一部分人中，在我看来，他们所批评的人，虽说有些属于“知名”学者，那都是相对非专业人而言的。而在不加入讨论的人群中，不乏第一流的学者。尽管，这些学者的文章里也会添上一二句表示异议的说明，偶然也有火药味很浓的情况，那多数是被别人惹火的“反商榷”，一般也只一而止。推究其中所涵的原因，发人深省。

由于难以理出头绪来的各种原因，自八十年代中叶以后，所谓的学术文章、著作每年数以千计的生产出来。不管是否经过严格的训练，不管是否经过必要的陶冶，只要有恍忽曚昽的理解，只要有隐约缥缈的感觉，只要有牵强附会的头脑，只要有描锦绘绣的文才，便奋然举笔，俨然论述。这样，在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有简捷的途径、神奇的力量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了叱咤风云的公众“权威”。这些由“知名”而达到地位的“权威”，常常具有以下的特点：语言斩钉截铁，姿态声势俱厉，信口开河，无所顾忌。若有人异议，让他丢了面子，便会给你过不去，一直搞到他解气为止。而学术是无边无际、不能穷尽的海洋，真正的学者长年游弋其中，很容易就感到个人的缈小，从而形成“温良恭俭让”的习惯。他们自有大致固定的领域，自有超然于群的追求，人生的苦短令他们不愿意浪费精力、浪费时间，与那些水平不在同一等级的人争长竞短、说对论错。正为如此，无独有偶，在参与剑拔弩张的学术批评的人，往往是与被批判者性质相近的“权威”。

不久以前，我在芮传明先生主持的评潮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元代部分纠评》的文章。说来，对于人口史的研究，我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资料的匮乏，许多朝代的人口变化实情近乎不能搞清楚。所以，宁可有空白也不要硬性“填补”。那厚厚的专著，大部分是不能考实的推测，特别是不负责任地以所谓“规律”变更记载数字的“研究”。国外的经典人口史学者，推导出一个模式足足化费了几十年的时间，但他们也不敢因而推广到别的时段、别的地区。原先，我所持的态度确实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学者的态度，尽管我的修养与之相去甚远。然而，吴松弟先生竟然以他的一知半解和篡改原意来“批判”我与邱树森先生在八三年写的文章；不仅如此，当着众人的面，让我在复旦的同事转告我：如果不反商榷，就说明你的水平太差。众已所见，我在那篇文章上已经亮出我的观点，那是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于我的指正，以“学术批评”自许的吴松弟先生曾在网上表示“基本”接受。可是，二个月后，他又在《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以《元朝官方户籍和户口数据的统计范围》为题，将已被我反驳的那一套文字原封不动地刊了出来！

回想起九十年代初，我在台湾《汉学研究》发了一篇题为《金元之际黄河故道考辨》的文章，文章提到不敢恭维其学术的某权威的错误（将记载所涉史实的时间提前了一百五十年），没想到这位教授即以故意误会行文意思和近乎谩骂的词句来进行“商榷”。为了他是我的长者，也为了不给台湾学界不好的影响，我只作了很客气的答覆。这次，当我决定与吴松弟先生“商榷”的时候，为了避免纠缠不休而加强了“火力”。可是，我又错了，瞧！吴松弟先生的“韧性”有多强，加上又有“背景”。我似乎再次陷入“困境”：首先，在“气势”上，他可以不将网上的发表当作正式的发表；而一向标榜自由“争鸣”的《历史地理》，以当期有我的另一篇文章登载为由拒绝了我的“反商榷”文章在下期发表的要求。这样，造成给后人的感觉，乃是我默认了他的“批评”。找别的杂志登载，我实在不乐意，因为那意味着让相关人员为我“得罪”人。说来不信，据作者本人事先说过：《中国人口史》本来是要得大奖的，出版社曾预支过许多钱期以“回报”，因此，我都“愧对”其他作者和那位我也熟悉的责任编辑。我曾是复旦的一员，已经有人指责我“攻击”母校，“丧尽天良”！因为吴松弟先生盖列入大学“学术”最高形象的博导是也。事情就这么怪：我并不认为我曾经在“批评”学术，可是，在第三者看来，却是有人在“批评”我的学术！

真正的学术批评是什么？只能是相似学术规范、相似学术水准的不同学术意见的讨论。被批评者学术，非人。之所以进行批评，亦为学术，非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水平相当，才能坦然自若，不致于转恨于人。学术水准不一致，学术规范不一致，容易爆发冲突，其实不为学术。吴松弟先生之所以不择手段进行“批评”，我想为的是“虚张声势”进入“权威”的行列。怀有这种目的从事没有“学术”的“学术批评”人数不少，当然，象他那样找错对象的人不多！但是，就是找错对象，他也照样能让那个对象进退维谷！这就是我在学术“批评”上遇到的困境！不知道是不是带有普遍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