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金华:迈向科学的法律实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09: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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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金华  

   【摘要】 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依然存在较多问题,需要对现存问题进行技术性讨论、批评和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为论题、理论、论据和结论这四大研究要素的残缺,研究要素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的转换不当,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当衔接。由于这三类问题的存在,使得相当一部分法律实证研究论著出现研究选题乏味、理论应用不力、量化数据不足和统计操作随意的技术缺陷。这些缺陷构成了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文章建议,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者在进一步建设学术共同体的同时,应当致力于共同遵循科学研究的“正当程序”来推进实证研究迈向科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实证研究;数据法学;学术批评;研究路径;问题意识

  

   目次

   一、引言:批评法律实证研究的技术视角

   二、实证研究的要素、路径与问题类型

   三、研究选题的乏味

   四、理论应用的乏力

   五、量化数据的不足

   六、统计操作的随意

   七、结语:通过“正当程序”来保障科学发现

  

  

一、引言:批评法律实证研究的技术视角

  

   近年来,包括以质性经验和量化数据为对象的法律实证研究在中国法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与认可,并且讨论的范围越来越广、认可程度越来越高。[1]尤其是,关于法律实证研究的价值,已经到了较为系统的表述和认可。[2]作为本文分析对象的法律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也得到相当的发展,以法律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为业的“数据法学”应运而生,[3]与早先的“计量法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4]

   然而,在操作层面,量化的法律实证研究在全世界也算刚刚起步,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即便在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学界,法律实证研究的操作问题也广受诘难。本世纪初,美国两位知名学者李•爱泼斯坦(Lee Epstein)和加里•金(Gary King)[5]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上撰长文,对当时美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现状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批评。他们对在1990-2000年间美国所有法律评论发表的两百多篇法律实证研究文章[6]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每篇文章都至少有一处违反了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所必须遵守的“推论规则”(rules of inference)。[7]这两位学者以“入门指南”的写作方式对美国法学界所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全面开火,令美国法学界非常难堪,并引发了针锋相对的辩护。[8]然而,该文虽然用语简单、并没有太高深的理论建构,但分析非常系统,批评非常严肃,建议非常有针对性,奠定了美国学界反思法律实证研究质量的基调,并引发了后来一系列关于法律实证研究作品“质量控制”的思考。爱泼斯坦和金是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一流学者,对实证研究价值坚信不疑,但对研究操作的批评毫不留情面,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其意义远远大于诸如“法律实证研究有什么价值”这样的宏观讨论。这种批评采用内部人的技术批评、操作反思的视角,非常有意义。

   在中国,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了本土法律实证研究实践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批评。[9]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些法律实证研究学者非常自觉地意识到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重要性。比如,左卫民认为,在已有的关于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大多未直接展开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所以其讨论多为外部性论述,可能不够系统和深入,尤其是对实证研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可能体察不够”,所以他建议,“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之路需要长期研究者在观瞻他者的同时省思自己”。[10]这是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实践者自我反省意识的具体体现,非常有意义。[11]徐昕更加确切地提到,“为了……促使法学研究更多地面向实践,关注中国问题,……有必要对法律实证研究的误区、方法与技术进行系统讨论。”[12]在本文中,站在一个“内部人”的立场,我继续推进这种技术讨论,着重在操作层面对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归纳、反思,希冀得到学界的共鸣,并认真对待之。

   当然,有些学者会觉得过度关注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在现阶段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比如,苏力认为,“无需关心实证研究的概念、定义和要件,甚至方法之类的话题,这并不重要。就方法而言,不能过分迷信方法,认为方法有直达上帝或者真理的专线。很多人是因为发现自己没有思想的时候,才开始注重方法。”[13]或者,有些学者会对实证研究的技术问题持有一种更加温和的、实用的“相对合理主义”立场。比如,陈若英认为,“对当今的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实证研究而言,强调研究方法本身的技术性也许并非最紧迫的任务,培养从社会现实中发现研究对象的问题感和遵循学术规范和透明度前提下的创造性也许是更为紧迫的价值和目标。”[14]

   我部分同意上述看法,即:问题意识和创造性是实证研究的学术生命力所在,技术手段永远是辅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坚持,缺乏合理方法支持的学术创造总是似是而非,难以有十足的说服力。尤其是,所谓“法律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日益丰富的数据,越来越掩盖了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所滥觞的技术问题,使得实证研究成果更具——深层次的——科学性问题。当然,研究方法与技术未必是通往真理和思想的充分条件,统计也会撒谎。[15]但是在概率上讲,遵循大家有共识的学术范式与技术,往往更容易达到真理、提出新思想。简言之,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是万能,但是不谈基本的方法与技术,更容易走“歪门邪道”。进而言之,对于想进入实证研究领域的初学者而言,遵循基本方法和技术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的“扶手”,这也是实证研究视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的基本要义。所以,我在本文中继续——并更加系统地、深入地——推进从技术角度检讨、批评和反思当下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现状。[16]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首先将对实证研究的要素和路径进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所有法律实证研究潜存的几类问题。然后,结合问题类型,本文将分别从研究选题、理论应用、数据收集和统计操作的角度对法律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更加具体的剖析。最后,基于前文的研究,文章进行简单总结,并提出一些改善当下法律实证研究品质的倡议。

  

二、实证研究的要素、路径与问题类型


   这部分首先搭建一个理解实证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所有法学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并对实证研究的潜在问题做个类型化概括,方便后文进行更加细致的技术分析。像其他科学论著一样,一个好的法学研究,通常从一个好的论题开始,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寻找到扎实的理论或者经验证据,得出自己的结论,来回应本研究的论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四个基本研究要素,它们分别是论题、文献、论据与结论。同时,把这四个要素衔接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不同阶段的论证过程。[17]

   对上述四个基本研究要素的取舍与侧重,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一种路径是“全程”的路径,也就是把四个核心要素用论证过程串联起来的研究路径。此外是不同类型的“捷径”。当前中国法学研究采用的“捷径”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有了研究论题之后,围绕这个论题,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和评述,便直接得出自己的结论,然后就结束了。此类文章,通常被称为学术评论,如果写得好,也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对于想了解这个领域研究进展的读者而言。但是,这种文章的特点是没有提供自己的新证据,通常也缺乏有力论证,所以基本上很难有学术创新性。第二种是,有了研究论题,但跨过文献综述,直接利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展开论证,并由此得出结论去回应论题。也就是说,此类研究缺乏文献回顾。严格地讲,完全没有提及文献的学术文章非常罕见,但是没有认真做文献综述的法学研究文章不在少数。这种情况是,要么作者是本领域的“大佬”,觉得没有必要去做文献分析,要么是本领域的“菜鸟”,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文献分析。第三种是,有了论题,做了文献综述,然后利用一定的证据开展论证,但是没有(明显)的结论,或者结论只是证据的简单总结,并没有做精准的理论提炼去回应论题。

   上述对法学研究要素和路径的归纳暗含了法律实证研究可能存在的第一类问题,不妨称其为研究要素“残缺”问题。很显然,缺乏证据的研究,就不能称之为实证研究。论据——确切说经验证据——的残缺对于实证研究而言,自然是个大问题。同时,除了经验证据,实证研究作品也可能会缺乏其他三个要素——论题、文献、结论——中的一种或者多种。这都是研究要素残缺的问题。

   对于实证研究而言,核心研究要素的残缺,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便研究要素齐全了,还会面临着研究要素在抽象的理论世界和具体的经验世界之间不能“转换”或者“转换”不当的问题。要理解这类转换性问题,得从实证研究中的操作化讲起。操作化是让抽象的概念(理论)转变成可测量的经验现象(命题)的过程。[18]比如,“司法不公”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抽象概念。那么,如何实证地比较一个地方的司法比另外一个地方的司法更不公正?研究者就通常用两个地方的冤假错案率来进行比较。从抽象的“司法不公”到可计算的“冤假错案率”就是一个操作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从理论世界转换到经验世界的过程。反之,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冤假错案比另一个地方更多,就判定前者比后者更加“司法不公正”,这是一个从经验世界转换到理论世界的过程。在理想的法律实证研究中,论题、文献、论据和结论这四个要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转换,既避免纯粹理论研究的“空对空”,也超越纯粹经验观察的“就事论事”,并实现经验到理论的升华。

   具体而言,在实证研究的论题描述中,最好既存在有意义的抽象性问题,也说明与之相关的经验性问题。在文献综述中,通常也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前人研究对论题的理论见解,另一个层次则是基于这些已有见解所形成的可以在经验上证明或者证伪的命题假设。而实证研究中论据的转换则在全样本和抽样样本之间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全样本证据不可获知,只存在于理论世界中,在经验世界中只能依赖科学的抽样证据来推论全体。最后的结论要素,同样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经验发现的总结,另一个是从经验总结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性结论。研究要素没有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进行合理的转换,是许多法律实证研究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这是我要归纳的第二类问题,不妨称其为研究要素转换问题。

   除此之外,法律实证研究还存在第三类的研究要素之间的“衔接”问题。前文提到,实证研究从论题到文献,从文献到证据,从证据到结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进行合理的衔接。这些衔接都可以称之为论证过程。衔接不当,就出现论证不当的问题。比如,在论题和文献之间,一个研究或许有了清晰的论题,但是文献综述可能与论题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就形成了“文不对题”的论证问题。同理,文献和证据之间,经验证据可能不是直接去证明或者证伪基于文献所形成的命题假设;在证据和结论之间,结论可能不是基于经验证据形成的。这些问题都属于研究要素之间的衔接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三类问题,我对上文提到的法律实证研究的要素与路径做了一个示意图(如下页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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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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