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 黄容燕:诗恋人生,诗性守望

——童庆炳先生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1 次 更新时间:2008-09-11 09:58:04

童庆炳 (进入专栏)   黄容燕  

  1955年8月,一个从福建山区走出来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十天的行程后,带着兴奋与惶恐,跨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他如春蚕一般,在这里食桑、吐丝,织就了美丽的彩锦。他,就是为中国教育事业、为中国文艺学学科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五十年的学术历程,先生始终守望着一片诗意的天空。2005年的一个夏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先生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娓娓讲述了五十年的经历与体验。

  

  ●童先生,您好!很高兴有这次机会听您谈学术、谈人生。您1955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开始了在北师大的求学和教学生涯。五十年来,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想您一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是的,我是付出了努力。因为我最佩服的事情就是春蚕吐丝,春蚕不断地吃桑叶,从细小的幼虫慢慢长成成熟的蚕。然后它能够吐丝了。我觉得我自己从学习到从教的过程就是一个春蚕吐丝的过程,我不会拒绝吃桑叶(笑),每天都在吸收新的养料。当然,除了我自己的勤奋努力外,我的机会也特别好。1963到1965年,国内正在搞“四清”,国家把我派到越南河内师范大学任教。那时我讲了几乎所有文学语言的课程,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到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几乎所有中文系的基本课程我都讲过了。每周上二十四节课,每天晚上开夜车备课。对二十七岁的我来讲,经历了这样的三年,等干重新读了一遍大学,收获是很大的。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当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0年期间,国家又把我派到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教文学课。在那里,我又想办法找书来读,光《鲁迅全集》我就读了三遍,还有一些中国古代的典籍,二十四史、诸子论著,我都是在

  那个时候作了比较深入的阅读,这为我后来的治学之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北师大学习、工作期间。一定有不少老师对您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您觉得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位老师呢?

  ○当时北师大有一些老先生,学问非常好,功底非常扎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黄药眠先生,黄药眠先生应该说是我的业师。我大学毕业留校以后,进了文学理论教研室,然后就开始了研究的跋涉。黄药眠先生是一个大学问家,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本来是没有可能亲自来指点我们学习的,1957年他被认为是“右派分子”,就到了教研室,他在教研室被指定的工作之一就是培养我们同时进教研室的几个年轻助教。他亲自给我们授课,我们受益很深。他是一个理论家,但是却不讲很高深的理论,他认为分析文学作品是搞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功,我们必须会分析文学作品,必须有分析作品的能力,所以他当时就教我们分析作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

  给我们分析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卖油郎独占花魁》,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新批评”的细读法,但是黄药眠先生对《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个文本作了细致深人的独到解读,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所以从那时我就非常重视文本的阅读和文本的解析,这是黄药眠先生给我指出的一条路。不仅如此,黄药眠先生还告诉我,如果真喜欢文学,如果真要把文学概论这类课程讲好,就不能拘泥于一些概念,必须自己动手搞点创作,比如说写写小说,写写散文。写得成功也好,写得不成功也好,这都没关系,因为只要尝试了,进行了创作,就会知道,哪些概念是有用的,必须给学生讲清楚,哪些概念根本是没有用的,甚至是一些伪概念,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在黄先生的鼓励下,我在1980年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叫《生活之帆》。黄药眠先生看了以后就说:“你看,你写得很不错嘛,写得很好嘛,我觉得你是很有希望的。”他是客家人,在教研室里面,只有我们两个讲客家话,所以他对别人都很严肃,对我呢,可能有一种同乡的感情吧,亲切一点,有时候还可以开开玩笑。黄药眠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您刚才提到,您也写作小说,另外您还写作散文,您觉得理论知识对您的创作实践有帮助吗?

  ○当然有帮助啊。比如说在创作中,我起码知道,即时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描写它,一定要经过沉思,经过再度地体验,经过“郁陶”,然后才能够产生诗情画意。所以我写的东西永远是过去的东西,就像许多作家写的东西一样,只写过去的生活,比如童年的生活,乡村的生活,写那些沉在记忆深处的生活。这跟华兹华斯的“沉思”说、列夫•托尔斯泰的“再度体验”说、《文心雕龙》的“郁陶”说都是有关系的。

  ●现在有学者提出文学理论的危机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中国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发展过程,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应该说我们的理论不断地在进步、在前进,但是中间也有问题,也有危机,我们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不断战胜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我并不认为文学理论没有问题就好,文学理论遇到危机,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正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机遇,一个新的增长点。现在有些人看到文学理论面临危机了,就认为文学理论没有前途了。我认为正是因为有问题,面临着种种挑战,文学理论才有勃勃的生机,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当一个事物没有问题了,任何矛盾都解决了,它本身也就结束了,我认为文学理论不是这样的状况。

  ●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这些问题才能推动文艺学这个学科的反思,推动它进一步地发展,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文学理论一定会不断面临新问题,有了新问题,我们就会进行新的思考,进行新的探索,然后就会有新的理论。现在某些年轻的学者觉得我的思想保守,在“保守派,前面给我加个“新”字,叫“新保守派”,而认为他们才是新派,是前卫派。实际上这是从一个很狭隘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如果我们用全球性的眼光来看的话,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那么,全球性的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呢?就是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学术的多样性,使各种文化、各种学术能够在交往中实现对话,然后变化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就将旧的东西全都抛弃,全都消灭了。不应该这样!现在有人愿意搞“文化研究”,搞“日常生活审美化”,说穿了就是搞时尚化这套东西。我觉得生活里面既然有这样一部分,你去搞时尚化研究我也赞成,也同意,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时尚化的研究来取代原有的文学理论研究对象。我的意思是说原有的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仍然有价值,仍然可以按照它原有的路子发展、变化、前进,而你去搞时尚化研究我们也不反对,只要你研究得好,我们也很高兴。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不是变得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不是变得越来越狭窄,而是越来越具有包容性。你说这两种眼光哪一种更前卫,哪一种是更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呢?现在世界的眼光要求保留各种文化的生存状况,实现文化生态、学术生态的平衡。联合国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世界眼光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现代的、高科技的、时髦的东西,就让传统的手工艺术失传了,让各种地方戏曲失传了。文化也有个生态平衡的问题,学术也有个生态平衡的问题,应该让更多的东西存留于这个世界上,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前景,那么,世界的文化就会越来越丰富。我反对用那种时尚化的研究来取代一切,包容一切,实际上也是包容不了的。

  ●也就是说在当下的语境中应该提倡学术的多元共生,对吗?

  ○对!我的想法是共生才能够共荣,必须多元共生,然后才有学术的共荣局面。

  ●您的意思是应该共同努力开创文艺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不是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取代原先的研究方法。是这样吗?

  ○是这样。比如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它的道理,仍然有它的意义。我们已经进入了如今这样一个新世纪,离孔子、孟子、庄子的时代已经很远很远了,但是我们从孔子、孟子、庄子那里仍然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文化没有绝对的先进、落后之分,不见得我们今天想的东西就一定比庄子想的东西更先进,更前卫(笑)。有的人认为学术有先进、落后之分,对这种看法我就很不同意。学术无先进、落后,无古、今,无中、外。也不存在什么我搞时尚就是优的,你搞原来的文学理论就是劣的(笑)。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包容的局面,提倡文化的生态平衡、学术的生态平衡,多样的文化与学术共生共荣。

  ●所谓新的理论和旧的理论经过对话,经过思想的碰撞,也许可以使相互的发展更加合理,从而开掘出各自更深的价值。对吗?

  ○当然啦!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有碰搜,不同的理论会有争论,会有交锋,在争论、交锋中,具有价值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而那些错误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必然会逐渐消失。我一直提倡审美,到九十年代仍然提出审美意识形态是文学的第一原理,有的人对审美就很不以为然,认为我始终坚持审美,总是在讲审美。那么,他们讲什么呢?现在比较前卫的学者讲“欲望”(笑)。

  ●说到审美,我觉得在您的学术语汇中,“审美”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词,那么您是在什么背景下把它运用到文学理论这个领域的呢?

  ○在1980年,我开始意识到文学不能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我们要给文学找个位置,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呢?当时我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我注意到了他们在著作中提出的“诗意的裁判”、“艺术地掌握”等概念。另外,前苏联在1954年“解冻,以后,理论界出现了两派,一派叫“自然学派”,一派叫“审美学派”。其中,“审美学派,的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审美学派”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是:创作的过程是将生活现实转变为心理现实,心理现实再外化为审美现实。我觉得他们的这一论述非常好,而且他们还对以前的理论提出了很多质疑,对“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等问题都提出了质疑。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版了斯托洛维奇的重要著作《审美价值的本质》,我反复地阅读了这本书,还带学生读过,我认为他讲得相当有道理。就这样,我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前苏联“审美学派”的论述中,同时也从中国古代的美论、文论中吸取了养料,提出文学的特性是审美特性,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本质这样一种观点。这里说的“审美”和现在一些前卫学者所说的“欲望”有什么不同呢(笑)?我认为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

  ●(笑)如何根本不同?

  ○审美是把兽提升为人的过程,审美是人的天性,是只在人这里才有的,在动物那里是没有的。我反复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孔雀开屏,孔雀开屏时,雄孔雀并不会意识到它的屏如何美丽,对它而言,开屏只是种求偶活动,只是种欲望。惟有人才会觉得孔雀开屏很美,很漂亮。而现在有些人认为讲“欲望”要比讲“审美”似乎更前卫,如果这样,就是要把人退化为兽(笑)。所以,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是要把兽提升为人呢,还是要把人退化为兽。说到底,讲“审美”和讲“欲望”的分歧就在这里。带有精神超越性的审美是人的属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点说得非常深刻。当然,我一直也认为有高层次的审美和低层次的审美。那种日常生活的审美是低层次的审美,它无非是让我们的感官得到一种享受。而从文学艺术中获得的审美是一种精神超越的审美,是一种心灵的审美,这是审美的一种高级形态。这两者是不能混同的。所以审美这个问题我是非常坚持的,我还淮备进一步把这个问题研究下去。

  ●您常说审美是人生的节日,在当下这样一个所谓欲望横生的时代,您认为审美对于人们的生存还会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我想它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商业社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物”,是“金钱”,“拜金主义”、“拜物主义”抬头了,甚至有人认为有了“物”,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而人的精神生活

  则逐渐退到一个狭小的天地中。我一直觉得讲“四个现代化”还不够,要加上第五个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审美需要能不能得到满足、人的精神超越的需要能不能得到满足。在今天这样一个“物”与“钱”喧嚣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讲一点审美,人的境界就会更高,人的道德水准就会更高,人的精神就会更加丰富。这对“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对社会的发展也会有促进作用。所以在今天,审美的需要是出于一种现代化的需要,我一直在呼唤第五个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人的审美需要。

  ●您热爱自然,热爱人生,我觉得您总是用一种诗意的目光看待社会、看待人生,人生的苦与甜在您的诗意目光注视下都是兴味盎然的。是什么使您总能保存这份人生的诗意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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