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协商还是博弈?——对“欧洲制宪会议”的考察[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1 次 更新时间:2008-08-17 10: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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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欧洲制宪会议”上体现出来的诸多协商色彩使它与过去决定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政府间会议有很大的不同。“制宪会议”中的协商与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的区别是,它的范围超过了一国;与此同时,它与国际组织平台上政府间会议的协商也不同,它有很强的宪政意义。本文对协商的定义进行了梳理,介绍沟通交往理论和说辞理论有关协商和博弈的论述,总结出协商的衡量标准。随后由理论到个案,对“制宪会议”中出现了怎样的协商,从组织构成、气氛和制度设置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描述。在描述过程中笔者同时尝试回答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发生政府间会议博弈到“制宪会议”协商的形式转变。最后指出“欧洲制宪会议”协商存在的局限性。

   关键词:协商 博弈 欧洲制宪会议 政府间会议

  

   一 导言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政府间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谈判形式,从《罗马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这些记载着欧共体和欧盟重大制度革新,并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都是在政府间会议上做出的。每次政府间会议,都是各国政府派出自己的代表与会,他们在参会前就有固定的偏好,在会上通过战略博弈(strategic bargaining)和一揽子交易(package deals),以威胁或利益诱惑为手段,努力实现自己会前制订的目标。一般来说,从核心协议中获益最多的国家,为了达成协议愿意进行较大的妥协,这时候它们就不会使用其他单边或是结盟的方法。只要出现反对者,各国政府就会不惜采用排挤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威胁,这与纳什博弈相似。[2]

   但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针对欧盟决策民主合法性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诸多有关欧盟“民主赤字”的问题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政府间会议仅由各国政府代表组成,并以博弈,也即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方式,达成交易,然后政府之间达成的妥协协议要在全欧盟范围内施行。这种我们常见的国际条约谈判方式,在欧洲却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随着共同体层面管制领域的不断扩大,由特定多数表决制(QMV)决定的事项增多,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的一面大大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对它宪政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多。2001年12月,欧盟理事会发表《莱肯宣言》,各国首脑同意成立以德斯坦为主席的“欧洲制宪会议”,“为欧洲创建一部宪法草案条约”。“欧洲制宪会议”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一次改变了欧盟面貌的重要会议,创造了一种与过去“政府间会议方法”不同的“制宪会议方法”(Convention Method)。[3]为什么这么说?一是因为参会人员的组成不限于政府代表,还包括欧洲议会、各国议会以及欧盟委员会的代表;二是大会提倡的“协商精神”在很多议题和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府间会议中以威逼或利益交换为特征的博弈,对话而不是谈判是大会的主导气氛,这使得制宪会议的整体气氛和参会委员们的态度,同过去政府间会议显得颇为小气的外交博弈相比,有很大的不同。[4]

   本文重点放在第二个方面,对“制宪会议”中出现了怎样的协商进行详细的描述,它有哪些特征,又有哪些局限性,同时尝试回答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政府间会议博弈到“制宪会议”协商的形式转变。笔者首先对协商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厘清协商和博弈两者的区别,筛选出协商的标准;然后对照着前述标准,对“欧洲制宪会议”中的协商现象进行概括,探讨“协商精神”出现在“欧洲制宪会议”中的条件及其局限。

  

   二 协商的定义和作用

  

   “协商”(英文为deliberation,或为arguing)在学术界还是一个相当具争议性的概念。于尔根·奈耶(Jürgen Neyer)归纳了理解“协商”的规范、理性和功能三个视角,分别是:一个理想对话情景下寻求真相的过程;一种汇集偏好、达成共识的工具;以及产生有效和合法治理的方式方法。[5]协商是罗尔斯(John Rawls)、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政治哲学家感兴趣的概念,哈贝马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出发,给出一个规范意义的协商定义,它是“一种对待社会合作的态度,即公开地以理性说服别人,对待对方的态度和要求同对待自己是一样的”。[6]落实到政治领域里,对什么是“政策协商”,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O. Eriksen)和于尔根·奈耶(Jürgen Neyer)认为,是指“行为体为了协调他们各自的方案,也为了让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显得合理,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向对方学习,有时候为了形成共同决策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偏好”。[7]

   保罗·马格内特(Paul Magnette)在总结协商的各种定义后,把博弈和协商放在一起对比,使我们对协商的定义理解得更清楚:“博弈通常是指这样一种过程:a. 行为体有稳定的利益要捍卫,他们竭力使自己的获利最大化;b. 通过许诺和威胁,双方互换退让。与博弈相反,在协商的过程中:a.行为体为了达成‘共同利益’,愿意改变他们原来的偏好;b. 他们通过理性讨论和相互倾听交换意见。”[8]

   从上述引用的各种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是强调结果,看是否有参与者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偏好;二是看过程中,是否放弃了许诺、威胁的手段,而是相互学习,相互倾听,理性探讨。但对第一种强调结果的看法,我们也可以举出反例,有的博弈,最后也有参与者改变自己的原初偏好,只要对方开的价码足够高,或者威胁强度足够大,它的原有目标并非不能变动。但是过程中的气氛和谈判时的方式方法,协商和博弈是迥然不同的。所以本文将行为体是否放弃威胁或利益引诱等带有强制性的手段,作为可否视为协商的衡量标准。

   我们再来看看协商的动机。我们很难分清楚行为者相互协商,而不是博弈是出于自利还是利他的动机。协商不要求参与者只从无私和利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者也可能平和地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兴起,其中的两支,交往沟通理论(Communicative Theory)和说辞理论(Rhetoric Theory)[9],都将协商作为其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只是它们对协商的理解有所不同。交往沟通理论以哈贝马斯哲学为基础,认为协商逻辑(logic of arguing)是一个“求真”(truth seeking)的过程,参与者互相讨论、辩驳,为的是寻求理性基础之上的真相,由于真只有一个,所以自然可以达成共识。协商是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对话情景”(ideal-speech-situation)概念的反映,在这种情景中,人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移情”(empathy)能力,每个人可以理解其他参与者的愿望和需要,从自己之外的角度思考问题。[10]说辞理论则认为协商只是一种参与者用来牟取自己利益的战略手段,“在一个共同体环境中,政治就是对合法性的争夺,而且这种斗争就是比拼各自的说辞。”[11]协商参与者可能拒绝与对手讨论问题,不听他们的意见,拒绝对手平等加入辩论,粗鲁地打断讨论;甚至欺骗、误导、撒谎;会用一些地方价值观、归属感、经验,而不是理性去说服听众;可能不会认真注意对手的论说,不承认自己失败,有时候被迫作出一些技术性或策略性的让步。[12]总起来说,说辞理论重在“说服”,是从自利角度出发理解协商。

   我们应当注意,上述两种理论虽然各执一词,对协商定义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但根本上它们都承认行为体进行协商是在一定特殊背景之下发生的,不管这个背景称作“对话情境”,还是“共同体环境”。在特殊共同体的环境之中,产生了社会共同认可的共有观念(shared ideas),由于社会规范的力量足够强大,在这种气氛下没人愿意冒道德风险,讨价还价,威逼利诱其他成员;如果再加上一些制度设计,行为者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协商就出现了。

   交往沟通理论和说辞理论站在光谱的两端,前者从规范角度出发,将协商理想化,有些不切实际;后者则过于现实,如果完全按照这种理论去理解协商,则很难辨别协商和博弈,博弈也很可能披上说辞的外衣。实际发生的协商,大多处在这两种理论描述的中间区域,如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说,一定环境下,“伪善也被迫文明化”(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13]了,即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增强自己的合法性,行为体不得不使用“文明”方式进行讨论(也可以说是斗争)。这种“文明”方式,也即前文述及的“放弃强制性手段”。是否“文明”,是我们判断是否出现协商的标杆。在后面部分,笔者将应用此标准来衡量“欧洲制宪会议”中的协商和博弈。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要再说明一下协商的作用。协商具有功能和规范两方面的作用。功能方面,协商比博弈对最后达成协议更为有效,原因是在协商过程中,参与者之间能产生一种“回响削减”(dissonance reduction),即通过友好讨论、良好沟通,可以促进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它还能赋予那些改变自己原初偏好和想法的成员以合法性,所以它的结果应当好过博弈所能达成的“最小公分母” (the smallest common denominator)[14],即各方固定偏好的合集。规范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在无利益和强力介入背景下达成的共识,要比博弈的结果更具有民主合法性,能显示出谈判者的团结和友好,相比博弈而言,也更容易为外界人士所接受。乔·埃尔斯特在比较历史上几次制宪会议后指出,“(制宪会议的)民主程度体现在两个方面:选举代表的方法和代表间内部决策的程序”。[15]欧洲制宪会议在这两个方面比以前的政府间会议都有很大进步,本文主要强调后一种,即决策程序民主方面,协商赋予欧洲一体化更高的合法性。

  

   三 “欧洲制宪会议”中的协商和博弈

  

   (一)制宪会议的背景

  

   判断“欧洲制宪会议”是否拥有协商需要的共同体环境,我们首先要追溯制宪会议召开的背景。召开制宪会议是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等欧洲机构一步步应对外界反应的结果。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社会各界对“民主赤字”问题越来越敏感,欧盟决策合法性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政府间会议缔结国际条约的“政府间模式”已经遇到了危机,学界、政界和媒体都有呼声:像欧盟这样一个能约束各国国家主权,其决策又可以直接影响生活在其领域内公民的政治体系,不能仅凭达成条约、修改条约就自然而然拥有合法性。[16]政府间会议程序使得它的参与者和它影响的广大民众间产生了很大的鸿沟,这一鸿沟几次在条约的批准进程中爆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是第一次,法国公决差一点没通过,丹麦的初次公决则否决了《马约》。《阿姆斯特丹条约》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成员国政府主张批准,而大众舆论反对。面对民主压力,最终在谈判《尼斯条约》的政府间会议上,各国政府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公众的政治反应,决定在下一次政府间会议召开之前,先召开“欧洲制宪会议”, 参与者不限于政府代表,而且无人拥有否决权。各成员国政府希望这种新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对欧盟“民主赤字”的批评。

除了合法性,在功能方面,政府间会议模式也遇到瓶颈,阿姆斯特丹会议和尼斯会议暴露出政府间会议解决问题的能力缺陷。成员国之间分歧深化,欧洲机构的影响力弱化,特别是欧盟委员会的居中调解作用越来越小。更严重的是,各国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各执己见,立场僵化(比如尼斯会议上各国对理事会投票权分配问题争议很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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