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9 次 更新时间:2008-07-28 1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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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  

  

  [内容提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些新兴大国一般提倡和平共处、公平合理、尊重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等原则,它们正在从力量对比、组织规范、国际共识与共同议题等方面推动着国际体系朝着多元多体的方向发展。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国际体系正在通过和平、渐进与交替的方式转型,呈现出多极多边、协商谈判和基于规则的初步框架结构,但这一转型具有相当的脆弱性,在负面因素综合作用下有可能发生倒退和逆转。鉴于新兴大国群体迅速增长的综合实力和逐步提高的话语权,它们建构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多元多体的国际体系。

  [关键词]新兴大国群体;国际体系;大国关系;地区合作

  

  1989年,柏林墙倒塌,美苏主导的两极国际体系开始解体。近20年来,国际体系先后经历了“美国独大”(或称之为“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和“一超多强”的过渡性阶段,正在向以“多元多体”为主要特点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中,新兴大国群体(emerging powers)[1]的集体崛起引人注目。本文将主要探索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发展趋势和不确定因素以及新兴大国群体的理念、实践和构建国际体系的战略取向。

  

  一 国际体系转型中的要素变化特点

  

  (一)国际体系的学理研究、战略选择和政策应对的三位一体综合思考

  

  当前,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已经进人关键时期,各主要行为体的战略选择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课题之一。国际体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在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指导下,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共同规则互动的整体状况的概述。[2]从学理上讲,国际体系的研究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从战略层面上讲,国际体系的研究主要是指研究行为体参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大环境与应对环境的战略选择。[3]此外,各主要行为体对国际体系的考虑重点在于如何构建对己有利的国际体系。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历史的新起点之上,需要在学理研究、战略选择和政策应对的结合点上进行新的思考,探索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应对之道。

  

  (二)四大要素的趋势性特点

  

  面对新的历史性挑战,国际体系的力量基础、组织机构、规范准则和共有价值观等四大要素正在重新整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力量方面,当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7个发达国家(七国集团)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总量接近13万亿美元,约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62%;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6国(新兴大国群体)当时的GDP总量约为1. 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还不到8%。2006年时,从经济总规模而言,七国集团的GDP总量为28万亿美元左右,新兴大国群体则不到7万亿美元,虽然前者仍居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各自实力的相对变化明显呈现此消彼长之势:前者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较1989年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后者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则显著上升,达到14%,增长了将近一倍。[4]无论是按市场汇率法计算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印度和巴西均已成为排名世界前列的国家。在军事方面,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以为“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5]但正如美国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它运用军事力量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正在减弱。此外,美国的软实力近年来也受到较大的损伤。

  第二,国际组织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国际体系行为主体多样化的趋势。近20年来,作为国际体系主要载体之一的国际组织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其一,国际组织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根据权威的《国际组织年鉴》的统计,1989年,世界上的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有4 322个;到2004年,其数量增加到7 350个。[6]非政府组织更是难以统计。其二,全球性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在调整中提升。联合国在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同时,也在进行自身改革,其权威性、重要性和普遍性得到进一步确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也在根据形势发展而进行调整。其三,一些地区性组织正在发挥特殊的作用。在全球性国际体系尚未完成转型的历史条件下,(次)地区性组织的跨国协调和国际合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欧盟(EU)、非盟(AU)、阿盟(LAS)、东盟(ASEAN)、上海合作组织(SCO)、南方共同体市场(MERCOSUR)等(次)区域性组织的作用不断上升。其四,跨地区对话不断涌现和加强,如亚欧对话、欧非对话、欧洲和拉丁美洲对话、东亚和拉丁美洲对话等,这些都加强了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其五,应对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具有论坛性质的“软体国际组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实体国际组织”的重要补充和自然延伸。

  第三,国际社会对国际规范、规则、准则和法律等(以下简称“国际规范”)的共识逐步增多,对有序发展的认识不断提高。近20年来,各类行为体逐步认识到国际规范在全球安全和互利共赢等方面的重要保证作用。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和非传统挑战方面加强了机制和制度建设,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b年)、《京都议定书》(1997年)、《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 200(〕年)、《巴厘岛路线图》( 2007年)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各行为体主要可以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手段调整关系而不需要军事对抗来谋取利益,各行为体、(特别是主要大国)主要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协调、调节和制约相互关系,因此合作共赢成为可能。应当说,当前的主要国际规范是由西方所主导并获取主要利益,但这并不等于说非西方国家就不能有所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是利用了现行规范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它们对联合国“一国一票”权利的运用就是典型的例子。随着新兴大国各自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其集体力量的增加,它们在国际规范的制订和实施方面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地提高。

  第四,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呈多元共处和两元对立的复合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初期这个阶段,国际体系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呈二元对立状态。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围绕着社会和经济制度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意识形态之战。两种相互对立并准备取代对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初,以冷战的“胜出者”和唯一超级大国自居的美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试图向全世界输出“美式”的价值观。进人21世纪以来,美国总统布什、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以及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提出过“价值观外交”,掀起对外关系意识形态化的三个波次。但是,大多数国家认为,国际体系的主流价值观是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国际社会应当根据时代要求和各国国情,努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例如,200()年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凝聚了国际社会在消除贫困和现代化建设等目标上的共识。在2005年的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将致力于增进世界各地人民福扯、自由和进步,鼓励不同文化、文明和人民之间的包容、尊重、对话与合作。上述观点正在逐步成为国际体系的共同价值观,指导着国际社会改善和更新国际体系。

  

  二 可预见的发展方向和不确定性因素

  

  经过近20年的过渡和转型,一个以“多极多边、协商谈判和基于规则”为基本框架结构和以“多元多体”为主要特征的新国际体系雏形已经依稀可见。但是,这一雏形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和可变性。如果众多负面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综合作用,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进程将会严重受阻,甚至可能逆转。

  

  (一)当前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更新往往是通过大规模战争而实现的,如三十年战争(1618一1648年)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等。但是,国际社会在冷战结束时充分意识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予国际体系的历史性机遇,自350余年以来,国际社会首次做出了和平转型的战略选择。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际社会认识到核时代的毁灭性后果和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平手段可以替代战争手段成为各行为体重新配置权势和分配利益的主要方法,世界主要大国在避免世界大战和地区性大规模战争间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一些战争和冲突都处于可控范围内。

  其二,原有的国际体系可以经过和平改造而继续有效。冷战结束前后,世界各国决定在继承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基础上徐图更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继续获得普遍认同。伊拉克战争前后,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拒绝了美国试图以单边主义和武力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做法,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性。

  其三,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主张通过和平、渐进、梯次和交叉方法更新或构建国际体系,各行为体通过长期和艰苦的谈判就世界贸易、防扩散、气候变化等共建了新的机制。一些(次)地区性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如欧盟的扩大和巩固、非盟开始了较为正常和有效运转、《东盟宪章》的问世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合作领域的拓展等。

  其四,与一些西方人士大力渲染的新兴大国必将挑战现有主导大国的预言相反的是,新兴大国选择了在现有国际体系基础上进行改善和发展的方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7]印度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考虑到所有国家利益并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共同创造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巴西提倡各国应在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强调后者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工具。墨西哥反对单边主义,呼吁强化多边机制,开展国家间对话与合作;认为只有在充分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多边机制解决冲突,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南非呼吁以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为基础建立“多边治理体系”,制订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和公约。

  其五,和平转型深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在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普遍分享到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红利”,他们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当政者的政策取向。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把国内发展列为议事日程的首位。例如,普京总统强调,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内政问题,而不是与境外伙伴对峙。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国内发展,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我们希望在我们周围构建有利的外部环境”。[8]俄罗斯如此,其他新兴大国也大抵如此。

  

  (二)新国际体系已露出端倪

  

  首先,主要国际组织呈现出逐步适应当前世界变化的演变趋势。国际社会的多数行为体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例如,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作用。但是,国际社会又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如应当继续加强地区组织、特别是跨地区组织的作用,促进“实体国际组织”与“软体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补充和转换。“八国集团”有可能吸收更多新兴大国而扩容,如有的学者提出将其扩大为“13国集团”,即增加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南非。“届时,‘13国集团’将作为反映新世纪政治格局的第一个国际体系亮相于世,21世纪崛起的大国与20世纪的强国将有机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讨论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治与经济制度”。[9]

  其次,确立新形势下的基本规范。国际社会在国际规范方面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当代国际社会需要而且能够有序运转,各行为体应当而且必须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在传统安全领域,共建的重点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重点是法制和机制建设;在经济领域,重点是贸易规范和金融规范;在伦理道德领域,重点是根据科技信息时代的新特点而制定新规范。

  再次,增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观方面的共识。新国际体系的组织机制建设和共同价值观建设同样重要,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在以民主、人权、自由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新国际体系将逐步形成更具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观。很有可能的是,西方行为体和非西方行为体的共识始于“低政治”的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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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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