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美国对俄战略析论——依据、目标、框架、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4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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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把握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战略的大致轮廓。文章认为,基于历史联系、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位置、俄在美国塑造“转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等战略依据,美确立了“民主化、西方化、后帝国化”的对俄战略总体目标,并在同俄罗斯的深刻互动中形成了后苏联时代美俄关系的基本框架。伊拉克战争后,随着美俄关系发生新变化,美对俄战略将在“耐心接触、坚定防范、悉心经营”的基本指针下做出相应调整。


苏联解体以来的15年,美国一直试图在超越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的大背景下思考、规划一套新的对俄战略。历经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任四届政府,美国的对俄战略在变与不变之间不断调整,美俄关系也同时经历着深刻、复杂的变化。本文试图首先从一个相对静态的角度,就美国对俄战略制定的基本依据、战略目标、美俄关系的基本架构等问题做一番梳理,然后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俄战略的调整及其未来走向作些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美俄关系的发展态势。


一、美国对俄战略制定的基本依据

概而言之,决定美国对俄战略制定的主要依据,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联系。冷战后美对俄政策的一个基点,是美对俄罗斯(苏联)的历史记忆、美俄(苏联)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对俄罗斯(苏联)近现代发展史的基本印象,其中苏共70年的统治史及沙俄数百年的帝国史成为美观察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这一点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塔尔博特(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彼得·罗德曼(小布什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等深谙欧、俄文化历史的现实主义战略家那里,尤其被反复强调。布热津斯基就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表面的光环、西方资金流入的主要受益者或增长率的起伏”等表象来评判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或制定美国对俄政策,而应从“持续500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这一帝国到了苏联时代扩展成更大的共产主义帝国)”这一历史视野看问题;他还强调,“决不能低估70年共产主义的历史”对俄罗斯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深刻影响。① 基辛格则始终认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在于俄罗斯文化所固有的侵略本性。② 赖斯在为小布什第一任外交进行政策设计时,其对俄政策观同样首先建立在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理解上。③

19世纪,美国把俄罗斯视为欧洲专制制度的象征;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又被视为邪恶的激进势力的化身。直到1934年,美苏才正式建交。在共同面临法西斯威胁的时期,罗斯福总统一度坚信,无论是几百年的沙皇专制和帝国主义,还是斯大林长达一代人的统治,都不会对战后的美苏合作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种状况随着二战的结束旋即发生逆转。

冷战时期美苏既武力相向,又进行谈判。美国当时对苏政策形成三派意见:一派认为谈判过程本身即可“和平地”改变苏联的制度;一派认为只有对共产主义开战并搞垮这一制度,才会有永久的和平;一派认为遏制苏联需要外交努力与军事压力双管齐下,要将苏联耗得筋疲力尽,没了往日的意识形态狂热,并从宣扬意识形态转为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

基于此种认知,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对俄政策将重心放在对俄罗斯的内部改造上。美国决策者深信一个道理,只有从内在体制上演变俄罗斯并将其改造成真正的西式民主国家,才可能逐步切断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与传统的俄罗斯及苏联的政治文化纽带。美国这种想法往往还同俄罗斯领导人的个人理念及风格联系在一起,因此,培植一个“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成为美国对俄政策的目标。克林顿时期,美国曾用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姿态吹捧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演变成“一个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与因特网联网”;而小布什时期,美国对普京个人的评价也大起大落,先是认定“这是个可以打交道甚至值得信赖的人”,后又发现普京原来并未摆脱俄罗斯传统帝国文化的影响,与其说是“俄罗斯的第一人”,还不如说是“后苏联时代的最后一人”。这种对个人风格及其理念的好恶反映了美国对俄政策制定背后的“历史联系观”。

第二,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先看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一般而言,美国在制定和推进其全球战略时,依据实力、意图、价值观、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多个综合性指标,将各主要力量按亲疏标准划分为朋友、盟友、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敌人等六类。根据这一划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定位中始终在“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三者之间游移,而其中的转换,依美国战略取向、俄罗斯发展方向及国际格局发展变化三大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定。克林顿时期,俄罗斯一度被视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小布什时期,俄罗斯重新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有滑向“潜在敌手”的危险性。同时,美国不同部门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也不尽一致,像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部门,始终没有放弃将俄罗斯视为“潜在敌手”;而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俄罗斯的判断则相对温和。小布什执政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俄罗斯事务办公室被并入欧洲事务办公室,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在布什政府看来,俄罗斯已不是一个需要专门对待的“大问题”。

分析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定位的状况还有一个标准,即依据所谓美国对外在威胁的分类。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在其著名的《预防性防御》一书中,将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威胁依其严重程度从“最危险的”到“最不危险的”划分为三类,即对美国及其盟国生存构成威胁的“甲类”威胁、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利益但没有威胁到生存或生活方式的“乙类”威胁、对美国利益和安全有间接影响但无直接威胁的“丙类”威胁。④ 根据这一标准,俄罗斯处于“甲类”和“乙类”威胁之间。在佩里等人看来,俄罗斯虽不可能像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对美国生存构成威胁,但其潜在的破坏能力远高于中东和朝鲜半岛等“乙类”威胁。

再从地缘战略层面看,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以美国自身为大脑或灵魂,以美洲大陆为躯干,以欧洲和亚太为两翼,以欧洲的北约和亚洲的美日同盟为两大支撑,对欧亚大陆实行合围。因此,美国全球战略往往被简化为欧亚大陆战略。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如果不控制欧亚大陆,美国不过是“两洋中的一个大岛屿”而已。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几乎就是一部“美国欧亚大陆战略报告”。因此,苏联虽然解体,但在美国战略家眼中,作为其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因其天然的地理存在,即构成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自然障碍”。更何况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转型缓慢,在军事上仍是可与美国展开全球抗衡的唯一国家。凡此决定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独特分量。美国战略家有一个重大命题:如果欧亚大陆上的俄、中、印三国有任何一国试图挑战美国,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都还任重道远;而如果三国结成反美战略联盟,美国全球战略则将功亏一篑。美国对俄政策的基点之一就是使俄罗斯融入西方体系,防止俄与中、印走得过近。

第三,俄罗斯在美国塑造“转型国家”中的特殊作用。苏东阵营瓦解后,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诸多国家,被美国统称为“转型国家”。其中中东欧地区的诸多国家,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等,均在其列。但最主要的“转型国家”是俄罗斯、中国、印度三国。⑤ 根据美国的判断,这三个国家都是大国、都有核武器、“发展方向都不明确”、“对美国都构成某种威胁”。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三国顺利走向民主化,并确保中国“强而不斗”、俄罗斯“弱而不乱”、印度“崛而不起”。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足以影响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因此,如何经营好这些“转型国家”成为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政府的一道难题。由于俄罗斯是前苏联的直接继承者,而且与东欧、中亚诸多“转型国家”存在深厚的利益联系,因此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具有“示范作用”和“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对于美国改造“转型国家”的战略而言,俄罗斯的改造可谓成败攸关,十分关键。

正因如此,美国在处理对俄关系时不得不小心谨慎,既要压制,也得安抚;既希望其继续“大而不强”,又不希望出现大乱。其中政策度的拿捏,让美国执政者颇费周章,也使得美国对俄政策一直起伏不稳。这是观察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第四,“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俄罗斯虽然不再具有前苏联那样的实力地位,却依然具有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力。其与中国、印度特殊的历史联系,与欧洲国家长期的对立关系,对东欧、中亚、高加索地区特殊的影响力,加之所处的特殊战略位置,使美国在规划对俄政策时,不能不将其置于美欧俄、美中俄、美印俄等三角关系框架中去运筹。

其中美欧俄三角关系是美国处理对俄关系的一个大背景。在美国战略家们看来,美欧俄三角关系的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欧洲帮助美国在俄美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协助俄罗斯融入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俄罗斯最终加入北约;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俄罗斯最终加入欧盟;最坏的可能性是俄罗斯继续同美国和欧盟对抗。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希望看到的则是第一种可能性。而对于第二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加入北约,美国态度犹疑:既认为这是从军事安全上全面控制俄罗斯的绝好机遇,又担心此举“要么会把这个大西洋联盟变成一个小联合国式的安全组织,要么变成一个泛亚洲尤其是泛化的西方工业民主国家的联盟”,最终使北约的存在变得没有实质意义。对于第三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加入欧盟,美国虽表面不好反对,实则非常担心此举会造成大西洋两岸的分裂。诚如许多美国战略家们所预言的那样,倘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纽带比欧洲与美国的纽带还要密切的话,哪怕是与后者相近,也会触发跨大西洋关系的一场巨变。因此,美国一方面表示“欧盟和北约的继续扩大并不预先排除俄罗斯最终参加的可能性”⑥,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高俄罗斯加入的前提和要价,使俄罗斯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北约的核心决策圈和欧盟之外。

美国从美欧俄三角关系角度制定对俄政策的另一背景,则是冷战后美欧矛盾的逐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欧俄之间的任何靠近都将引发美国方面的无限联想。冷战后美欧矛盾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冷战结束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美欧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北约《华盛顿文件》发表,美欧暂时弥合了彼此的矛盾,双方在北约东扩、北约功能的转型、共同应对俄罗斯的挑战等方面达成了新的战略共识。这一阶段,美欧关系远高于欧俄关系。第二阶段从1999年到2002年伊拉克战争。美欧矛盾进一步从经济分歧和政治冲突深化到战略冲突和价值观的分歧。其结果,欧俄关系开始越走越近,伊拉克战争时期法、德、俄三国居然联合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痛定思痛,美国决策者开始意识到,俄罗斯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美欧关系的命运,美欧俄三角关系处理不慎,恐将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致命性的打击。第三个阶段即从2002年至今,是美欧关系的重新调整期,也是美欧俄三角关系的重塑期,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布什政府对俄用强、对欧怀柔,期望重新掌握美欧俄互动的主动权。

总之,冷战后美国在经营美欧俄三角关系时,形成了几个基本政策支轴:(1)根本目标是将俄罗斯消化于美欧跨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借此强化美欧关系而不是使俄罗斯成为美欧关系的障碍。(2)为此,一定程度地接纳俄罗斯进入美欧体系,使“七国集团”变成“八国集团”,使北约“19+1”机制变成“20国机制”, 并同俄罗斯合作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样的战略性武器工程。(3)上述动作有一定限度,亦即,使俄罗斯从属于美欧关系而非成为完全的对等角色,更不能成为美欧关系的牵制因素。一旦出现此类动向,美国的对俄、对欧政策即会随机应变,加以调整。(4)从长期看,美国在欧俄之间搞平衡面临更大难度。 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拉近欧俄关系,而俄罗斯要实现全面复兴,也必然把战略视角转向欧洲,欧俄关系发展势头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另一个“三角关系”是美俄中关系。由于冷战时代中美苏大三角所留下的历史记忆和战略遗产,中美俄三角虽然不再能支撑整个国际格局,但对于欧亚大陆格局的影响力仍独一无二。因此,美国对俄政策往往是与其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担心有二:一是俄中两个欧亚大陆大国完全按照自己的节拍和目标实现复兴和崛起,从而同美国主导的西方政治、经济、价值体系形成冲突;二是俄中联手,共同形成抗衡美国的“同盟关系”或“准同盟关系”,这无疑将使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全球战略目标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并不惧怕俄中联盟”,因为随着中俄各自的发展,它们之间复杂的双边问题也将应运而生。“两个大国,彼此相邻,同时作为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强国而崛起,当它们看到共同的威胁时,双方可能暂时处于同一立场;但当这种共识消失时,它们则必须处理一系列复杂的难题”,⑦ 但是,对于美国执政者来说,其政策基点不可能建立在相信中俄无法结成反美统一战线的判断上。因此,美国追求的目标也相应有两点:一是通过“建设性接触”(克林顿时期的政策)或“带保险的融合”(小布什时期的政策)等手段,塑造或改造俄中两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二是居中制衡,利用自身实力及战略优势,在中俄之间“打楔子”,防止中俄走得过近,使俄中各自同美国的关系高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中手法,则是交替使用“冷俄热中”或“冷中热俄”两手。

除了美欧俄、美中俄等两对重要的三角关系外,美俄印三角也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美国的一个目标是,尽快完成美印关系的历史性和战略性转变,使印度逐步脱离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安全纽带依然深厚的“俄印特殊关系”框架,进入美国主导的“新南亚战略体系”,从而至少使印度在美俄印三角关系中扮演有助于美实现全球战略利益的建设性作用。此外,东欧、中东、中亚、高加索等“第三方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亚、高加索地区及中东地区,在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成为美国对俄政策制定中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


二、美国对俄战略目标与美俄关系基本框架

美国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詹姆斯·M.戈德盖尔(James M.Goldgeier)和麦克尔·马克法尔(Michael McFaul)将其关于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的新著,毫不隐讳地定名为《实力与目标》。⑧ 它含有两层意思:成功的对俄政策第一取决于美国的实力,这是基础;第二取决于正确、得当的战略目标,这是条件。

与美国的对华战略或对华政策不同,在美国各种战略文本中,很难清晰地发现美国对俄战略或政策的基本目标。不过,在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的论述中,这一目标相当清晰,那就是将俄罗斯改造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积极参与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后帝国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⑨;或如有学者所言,使俄罗斯变成“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西方伙伴”三位一体的国家。⑩ 从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俄政策的实际作为看,美国对俄政策目标大体有三个支柱,即所谓“三化”:

民主化。包括市场经济、选举政治、多党制、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民族自决等多个组成部分。由于苏联的解体被美国解读为自由对专制、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因此美国对俄政策的根本点即是将俄罗斯进一步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民主国家”。诚如小布什所强调的那样:“所有俄罗斯的邻国以及俄罗斯自己,都将受益于民主价值的传播。一个稳定、繁荣、民主的俄罗斯将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11) 民主化是美国对俄罗斯政治、经济方面的基本要求。

西方化。它是美国对俄罗斯制度、军事、安全方面的目标。即将俄罗斯逐步融入美国—欧洲跨大西洋共同体,使其成为美欧民主阵营中“温顺的一员”。美国的基本判断是:(1)因为其传统倾向和昔日的骄傲, 俄罗斯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成为北约的一员,但是从长远看,俄罗斯会逐渐意识到,成为北约成员国将带来更大的安全感,特别是随着远东地区人口不断减少和中国潜在威胁的增大。(2)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将完全被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包围,对该地区的特殊安排,将迫使俄罗斯不得不考虑加入大西洋联盟的问题。(3)俄罗斯希望与美国和解, 它不仅会因此获得地缘政治及物质上的收益,而且能加强对中国的地位,有助于带来其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投资,并能使其对以前的控制地区施加更多影响力,同时还能使美国陷入与伊斯兰世界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从而转移伊斯兰世界对俄罗斯的敌意。(12)

“后帝国”化。一方面,俄罗斯必须断绝帝国念头,以普通民族国家的认同规范自己的内外政策。布热津斯基的设想是,最终将俄罗斯作为一个“普通中等欧洲国家”纳入大西洋联盟体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为解决西亚和中亚地区不断增加的冲突建立坚实而广泛得多的基础,才会从根本上结束欧洲国家之间千百年来连绵不断的惨烈冲突。为此,美国必须同欧洲一道,审慎地支持俄罗斯迈向民主和后帝国的战略努力。同时,与俄罗斯的合作必须与在前俄罗斯帝国控制的区域内巩固多元化地缘政治的努力同步,从而“使俄罗斯恢复其统治的企图永远不能得逞”。(13) 另一方面,俄罗斯必须成为欧洲的一员,而不是所谓“欧亚国家”。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在使俄罗斯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防止其重蹈历史覆辙”(14)。因为一旦俄罗斯重蹈覆辙,“这种复辟不是回到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而是回到一种更为传统的带有强大军事影响力的独裁主义”,而这样一个“新的旧俄罗斯”会更加可怕。(15)

如何实现上述根本目标?美国实际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主张奉行“弱俄”政策,“宜将剩勇追穷寇”,趁俄罗斯没有缓过劲来,进一步从军事、地缘上孤立或削弱它,以免养虎遗患,后悔莫及。这一派被称之为“力量制衡派”(power balancers)。另一种则主张维持俄罗斯的基本国力和社会政治稳定, 并帮助其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认为一个市场经济、民主导向的俄罗斯才是真正和平的俄罗斯。相反,如果一味削弱俄国力,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反弹,最终殃及美国国家利益。这一派被称之为“政权改变派”(regime transformers)。(16)

不过,美国决策者在具体推行对俄政策时,往往并没有对这两种策略做截然区分,而是将两种策略融合在一起,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如果说克林顿政府的对俄政策基本体现了“政权改变派”的立场,那么小布什政府的对俄政策则更多表达了“力量制衡派”的声音。

冷战后十年,美国对俄战略的基本方向正是以上述三大目标为衡量标准。经过美欧对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不断挤压以及对俄政治外交的不断“修理”,以及普京上台后俄内政外交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美国看到了改变俄罗斯的希望。普京这些举措包括:政治上,由专制转向民主;经济上,由计划转向市场;战略上,由扩张转向收缩;外交上,由(与美)对抗转向(同美)合作;安全上,与北约从敌对关系转向伙伴关系。尽管小布什上台之初美俄关系一度紧张,但美国对俄罗斯的上述积极变化是心有灵犀的。另有几件事让布什政府进一步转变了对俄态度:一是布什与普京的首次会晤。布什形象地说,从普京的眼睛里看出“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二是“9·11”后普京第一个打电话给布什表示慰问并积极参与美国的反恐;三是俄罗斯对美军历史性地进驻中亚表示容忍。

凡此,使美俄关系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取得突破:(1)俄罗斯被纳入七国集团,使G7变成G8;(2)将北约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由“19+1”变为“20”,使俄—北(约)理事会不再只具象征意义;(3)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尽管在市场经济方面俄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4)与俄共同削减战略核武器并表示要共同研发导弹防御系统。

这些积极变化表明,经过后冷战时期十年左右时间的磨合、斗争、交融,美俄关系大体实现了三个超越,即超越冷战、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全面战略对抗。由此,美俄关系完成了部分质变,达到了双边关系目前所应具有的深度、高度与广度,也因此决定着美俄关系从性质上要好于美中关系的基本事实。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俄不再是战略对手,双方正在构筑新型战略伙伴关系。”(17) 这一基本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是观察美俄关系变化的基轴和出发点。


三、伊拉克战争后美对俄战略的变化

美俄关系的基本格局虽然大体确定,但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根本矛盾不复存在。实际上,俄罗斯实现复兴的根本目标,如力争成为欧亚国家、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守地缘战略底线不动摇等等,与美国对俄战略目标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冲突。可以说,冷战后美俄关系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俄罗斯对美国单方面的退让或忍让基础上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无原则地一味退让。正如普京在谈到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时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我看不到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为何不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任何理由”,但另一方面,“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在俄罗斯被看作平等伙伴时才会发生”。(18) 这种潜在的结构性矛盾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凸显出来。伊拉克战争在破坏既有国际秩序的同时,也伤害了美俄关系。如果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趁机屯兵中亚、挤占俄罗斯战略利益,俄尚能容忍,那么伊拉克战争及其后续动作则在三方面使俄忍无可忍:一是罔顾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主要大国的意见执意“打伊”,使俄罗斯政治利益受损;二是占领伊拉克并全面改造中东,使俄罗斯经贸及能源利益受损;三是美国海外驻军全球范围的大调整,针对俄罗斯的痕迹明显,终将导致俄罗斯被“封堵”于乌拉尔山以东、中亚以北,使俄战略利益受损。凡此因素与冷战后美国未能回报俄罗斯全面退缩所付出的代价这一心理伤害相加,使俄罗斯清醒地认识到,俄的一味退让只会使美“得陇望蜀”,而这种退让何时是尽头俄罗斯不得而知。中亚“颜色革命”的接连发生,使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警惕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俄罗斯的不满情绪体现在其内政外交的一系列政策上,它反过来使美国看到了冷战后俄罗斯“西化”进程中的另一面,对俄罗斯的评估因此出现新的消极变化:

其一,尽管俄罗斯政治逐步走上“西式民主”的轨道,但普京政府最近所为,尤其是“别斯兰人质事件”后大力强化中央权力,准备以铁腕手段清剿车臣恐怖分子,加大对媒体的监控等,使美国意识到,普京所追求的充其量只能叫做“俄式民主”,《纽约时报》等媒体甚至称普京是打着民主的幌子搞专制,“帝俄的幽灵正在回归”。(19)

其二,“尤科斯事件”所显露出的俄政府大力干预私营经济表明,俄罗斯“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其实难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其三,普京提出“稳定弧”思想,全面强化与中亚、欧盟、中国的战略关系,进一步强调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在综合国力中的核心作用等,使美国感受到,俄罗斯的“战略收缩”绝不等于“战略退缩”,而是进退有据、守中有攻。其中中俄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联合经营,俄与法、德所谓“新轴心”的浮现,俄美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争斗等,使美国战略界深感“轻视俄罗斯的战略存在和战略分量将酿成大祸”。

其四,俄罗斯围绕能源问题与日本、中国的连绵纠葛,提升能源外交的作用等动作,使里海、中亚地区的能源战升温,美俄之间在这一地区的能源较量开始浮出台面。

其五,普京其人近年来的表现,使越来越多的美战略家认识到,“普京是苏联人的最后一代,而不是后苏联的第一代”(20)。

其六,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升温,使美国改造俄罗斯的难度明显增大。

伊拉克战争后美俄各自对对方认识的微妙变化体现在政策层面,则是两国关系呈现出某种“冷和平”状态,既不像冷战时代随时处于“战”的边缘,也不像后冷战时代相当时期处于“蜜月期”,而是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不依不饶,不进不退。

这种状态的出现看似上述诸多因素导致,实则还有两大更深层原因。一是两国大战略目标的结构性矛盾使然。布什政府“反恐不忘谋霸”,最终目标是想构筑所谓“新帝国”,因此在借重俄罗斯反恐合作的同时从未停止对其战略包围。如果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反恐色彩掩盖了其谋霸目标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后其超越反恐的大战略目标有所凸显,尤其是布什第二任期伊始提出要在全世界推进自由民主,美国暗中支持的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的渐次展开,其对俄罗斯核心利益的侵害使俄感同身受。普京“重振大国雄风”的战略目标则决定了其反恐合作、战略退让只是手段,追求经济复苏、国家安定、战略独立才是根本。这一根本目标因俄罗斯境内连续不断的恐怖事件的刺激而越发坚定,其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就势所难免。俄强化军力、集权中央、打击分裂,必然就与美对其所期望的战略目标相悖。美俄战略目标、战略利益的短兵相接,结果必然是双方扯掉“皇帝的新衣”,显露出双边关系的本来面目。双方领导人也开始以更清醒的目光重新审视对方。二是双边关系向更深层次突破的阶段使然。如前所述,美俄关系目前已达到双边关系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要想进一步推进,除了深化政治、经济、战略合作和理解外,双方必须在既有关系框架外寻求新的战略谅解,而这将是个相对复杂、艰难的过程。


四、美国对俄战略的未来走向

“别斯兰人质事件”后,布什罕见地造访俄罗斯驻美使馆,显示其希望稳住美俄关系的政治意愿。与美中关系不同,美俄关系中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崛起大国与现有霸权国之间冲突的分量都轻得多,双方也没有特殊的台湾问题,加之经过冷战后十年的磨合,双方在北约、中亚、军控等战略利益上也达成了初步的战略默契,因此美俄关系全面交恶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俄罗斯目前仍是唯一能对美构成实质性军事威胁的国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是能左右大国关系走向的重要砝码,且俄与美国在欧亚大陆有着天然的结构性地缘战略矛盾,与美国所谓“邪恶轴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乃至国际恐怖势力都有着某种渊源和瓜葛,俄罗斯的帝国历史和扩张本性也“不会泯灭”,加之美俄经贸关系尚不深厚,因此,美俄关系的未来绝不会一帆风顺。从美国对俄基本政策目标及目前所采取的实际动作看,未来几年美对俄战略仍将是“耐心接触、坚定防范、悉心经营”三管齐下。

“耐心接触”是冷战后美国对俄战略既定方针和主旋律。由于美国认定俄罗斯的转型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会给俄罗斯一定的喘息之机。目前普京内外政策的反复使美更加认识到改变俄罗斯的艰难性,从而在奉行接触政策时会更加耐心。

“坚定防范”是美国对俄政策的另一面,也是“耐心接触”得以进行的保证。为此,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步调规划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不会见好就收,而会“余勇追寇”,直至俄罗斯不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防范之所以冠以“坚定”二字,是因为美国不会因为俄罗斯的合作而放缓既定步伐。最近美国在北约东扩、全球军力调整上所体现出“以我为主”的战略姿态,在中亚“颜色革命”中所扮演的推波助澜角色,均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悉心经营”是指将“西化”目标锁定普京之后俄罗斯的新一代政治家和新一代俄罗斯人。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当俄罗斯的帝国历史和全球地位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而不是一种资本时,这一代人将成熟起来,从而必然创造出一种不同的全球风貌。下一代领导人很可能包括西方大学的毕业生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他们会普遍希望俄罗斯不仅要喜欢西方,而且要成为西方的一部分。”(21) 为此, 政治上交流、经济上利诱、文化上培养将同步而行,长期不懈,力争“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 Zbigniew Brzezinski,Geostratigic Triad:Living with China,Europe,and Russia,The CSIS Press,Washinton,D.C.,2001,pp.56—57.

② 基辛格1999年9月在“21世纪前夕的中美关系”会议上的讲话,法新社华盛顿1999年9月14日电。

③ Condoleezzs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nuary-Feburary,2000,pp.57—60.

④ 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 杨韵琴译:《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⑤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y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2000.

⑥ Zbigniew Brzezinski,Geostratigic Triad:Living with China,Europe,and Russia,p.56.

⑦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著,郝平、李岩松等译:《美国与亚洲——斯卡拉皮诺北京大学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⑧ James M.Goldgeier & Michael McFaul,Power and Purpose:U.S.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2003,Washington,D.C.

⑨ Zbigniew Brzezinski,Geostratigic Triad:Living with China,Europe,and Russia,p.71.

⑩ James M.Goldgeier & Michael McFaul,Power and Purpose: U.S.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2003,Washington,D.C.,p.1.

(11) Anders Aslund,“Putin's Decline and America's Response,”Policy Brief,41,August 2005,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2)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1页。

(13)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12页。

(14) 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译:《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1世纪的外交》,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82页。

(15)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美国与亚洲——斯卡拉皮诺北京大学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16) James M.Goldgeier & Michael McFaul,Power and Purpose:U.S.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2003,Washington,D.C.p.5.

(17)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September,2002.

(18) Vladimir Putin,First Person,translated by Catherine A.Fitzpatrick,2000,New York,p.177.

(19) Anders Aslund,“Putin's Decline and America's Response,” Policy Brief,41,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2005.

(20) Zbigniew Brzezinski,Geostratigic Triad:Living with China,Europe,and Russia,p.66.

(21) Zbigniew Brzezinski,Geostratigic Triad:Living with China,Europe,and Russia,p.66.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6年第1期 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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