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36 次 更新时间:2008-07-02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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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地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 “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低收入的旧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的,而不是橄榄型的,并且将比较长时期如此,绝对不应混淆于美国模式。但是,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正如马克思和韦伯同样指出,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歧,新旧小资产者同样是个“中间阶层”。在当今中国,两者合起来要占到全国从业人员的70%。这个占70%的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绝对不可混淆于只占15%的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把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是抹杀了旧小资产阶级大规模存在的现实,等于是在建构一个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国模式或“中产阶级”“神话”。使用“新”、“旧”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则既能表达两者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同,也能表达两者在政治意义上的共同。正是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多元性和政治不确定性;如此的不确定性可以看作弱点,也可以看作创新的机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美国模式、韦伯、中产阶级、“旧”、“新”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

  

  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低收入的旧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并且将比较长时期如此,绝对不应混淆于美国模式。但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正如马克思和韦伯同样指出的,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歧,新旧小资产者同样是个“中间阶层”。在当今中国,两者合起来要占到全国从业人员的70%。这个占70%的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绝对不可混淆于只占15%的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把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是抹杀旧小资产阶级大规模存在的现实,等于是在建构一个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国模式或中产阶级神话。使用“新”、“旧”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则既能表达两者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同,也能表达两者在政治意义上的共同。正是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多元性和政治不确定性;如此的不确定性可以看作弱点,也可以看作创新的机遇。

  中国的社会形态既有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国中产阶级理论两大经典模式的一面,也有与它们相悖之处。其中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者之外的第三阶级和“中间阶层”。本文从社会形态理论的梳理和讨论出发,以一份被视为权威性的社会调查和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为依据,重点分析中国社会实际的悖论特征,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内在意蕴。

  

  两大模式

  

  有关社会形态的理论传统众多,但影响比较大的可能还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美国的中产阶级模式。前者虽然在许多人心目中早已伴随上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被抛弃,但事实上其深层影响仍然可以见之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词汇的广泛使用。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以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没有资产的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为主轴的。在他看来,这种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剥削)与生产力(技术、劳动力、原料)相互作用,既推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也孕育着资本主义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消灭的最终命运。他认为,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之外,还存在处于中间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业主)。伴随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这一处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将会因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消失,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将会沦为无产者。

  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相对的是美国的经验和其所引发的分析,或可称为“美国模式”。它的关键概念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认为庞大的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取代了原来的资本/劳动两极分化,先是缓和了后两者之间的矛盾,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继而形成占社会最大多数的阶层,成为现代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提出这一观点的经典著作是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书中首先描述了米尔斯所谓“旧中产阶级”(其含义接近马克思分析中的“小资产阶级”)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后的20年中的快速衰减。其一是美国“家庭农场”的从业人员,在19世纪初期约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4,后期仍占1/2,但到1950年,已经缩减到1/8。主要原因有:大农业公司的兴起;机械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农业从业人员减少;经济大萧条下农产品价格的持续降落;市场垄断势力下农业生产用具价格的偏高,等等。(Mills: P 15~20)其二是城镇小生产者让位于大产业公司,以及小买卖让位于或受制于越来越统一整合的全国市场中的超市(supermarkets)、百货公司(department stores)和直接销售自家品牌的大产业公司。这样,剩下来的小资产者只是少量的小商业主和服务业人员。(Mills: P 20~28)而取代这一“旧中产阶级”的,则是被称为“白领”的“新中产阶级”。

  在米尔斯那里,“新中产阶级”是个比较宽泛的范畴,包含企业经理、高层技术人员、政府机关和企业办事人员、商店普通销售员,等等。到1940年,这个“新中产阶级”在所有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25%)已超过“旧中产阶级”(20%)。米尔斯认为,他们将完全取代旧小资产阶级。(Mills: P 63及其后几页)到20世纪末,以这样的“白领阶层”为主的“中产阶级”早已成为美国社会最大的阶层,主要集中在所谓的“第三产业”,约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4。【01】

  在以上的两大模式之外,当然也有其他的学术传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韦伯(Max Weber)比较多元化和历史化的阶级分析方法。韦伯强调一种动态的“阶级情况”(class situation)分析,其中“情况”所指主要是市场机遇中的位置:一切阶级都是通过他们与市场所赋予的机会关系而体现出来的。譬如,通过在市场上的活动与抉择,一个资产阶级成员可以成为一个“收租者”(rentiers),也可以成为一个企业家;同样,一个工人的阶级位置也取决于他们所出卖的劳力和技术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机遇。阶级意识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概念中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之中,更展示在多种多样的不同利益群体和政治行动之中。在市场运作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只是生产关系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意识,也是人们的身份地位(status),包括其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和社会声望(social esteem)等因素。政治参与和活动同时取决于阶级和身份两个维度。(Weber 1978, 2: P 926及其后几页)

  至于小资产阶级,韦伯认为,其与资产阶级的不同,在于没有可能垄断或控制市场;而其与工人阶级的不同,则在于他们在市场上出卖的是自家的“资本”和劳动所生产或经营的小商品,而非自身的劳动力。至于他们的最终命运,韦伯虽然没有明言,但无疑也认为将会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基本消失,起码“旧小资产阶级 ”将会如此。(Weber 1978, 1: P 302~307) 韦伯的这些概念对今天社会学界影响深远,同时也更强化了人们忽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总体来说,以上的三大传统中,可能还是原来比较简单的两大传统影响更大,即便是学术分析,也多少受到其中某种倾向的影响。在国内改革之后兴起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常见于比较意识形态化的写作,但也可见于新型的社会学研究(例见仇立平2006;西方研究中则以Erik Olin Wright 1997为代表)。但在当今国内社会学领域中占主流地位的可能还是美国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倾向是把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等同于美国的历史趋势。陆学艺等动员了大量人力,被认作比较权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便把“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同于美国式的“橄榄型”结构,区别于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阶级对立模式完全相反。(陆学艺主编2002:P23及其后几页)据陆学艺估计,中国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在1999年已占总从业人口的15%,到2002年,已上升至18%。陆提出,按照这样的每年1%速度增长,到2020年,这一阶层将占到总人口的38%~40%。(陆学艺2003:P 9)2007年,陆再次强调这个观点,认为“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已达全社会的22%~23%。(陆学艺2007:P 12)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观点中,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向与美国模式基本一致。

  

  悖论:两都是而又两不是

  

  实际上,当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同时具有上述两大传统所突出的特征,也同时具有很不一样的特征。也就是说,既是两都是,也是两不是。更重要的是,无论从上述哪一个传统来看,都是悖论。

  首先,应该说明其“两都是”的一面——

  当今中国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全球资本秩序之中——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大规模投资,大规模促进中国经济发展。20世纪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国内外企业雇用产业工人多达1.6亿。(中国统计年鉴2005:P118;陆学艺主编2002:P20~2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私有“股份有限公司”占工业总产值的1/5;其余主要由“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生产。在以牟利为主的现实情况下,后者或许可以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另有“集体企业”,占总产值约1/6。)(中国统计年鉴,2004:P514~515)。在这样的资本和劳动力结合的生产实际之下,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已经大规模地存在于中国国内。(但韦伯指出,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和剩余价值论不足以理解市场经济下的生产和消费实际,因为其价值不仅产自劳动投入,也取决于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Weber, 2: P 871~873)

  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现实之外,中国社会也形成一定比例和日益扩展的“白领”中产阶级。上面已经提到,根据陆学艺等的估计,上世纪末这个白领阶层已达全社会从业人员的15%,并将像美国模式那样继续扩大。(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于2005年1月公布的数据,把“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6~50万元的家庭。据此,当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5.04%,距陆学艺的结论和预测颇远。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定义和确实数目,白领阶层日益扩大应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姑且接受陆学艺等对1999年估计的白领阶层数字。)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中国社会是悖论呢?为什么不简单地接受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分析呢?为什么不简单地认同中国社会形态即将成为美国那样主要是日益扩大的“新中产阶级”的判断呢?

  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农民阶级/层数量和比例仍然非常庞大,并且在相当时期中仍将如此。1999年,中国国内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占(7.14亿总从业人员中的)3.3亿,一倍于产业工人的人数。如果把当时约1.4亿的“农民工”也计算在内,用“乡村从业人员”来计算,那么其总数约4.7亿,达到全社会从业人员的66%。【02】(中国统计年鉴2004;P471)上面已经提到,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在50多年前的195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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