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和:文明比较研究中若干重要命题的内涵和释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22-09-21 2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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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和  

  

   摘 要:国内外学术界尽管在文明的界定上见仁见智,但把文明视为中性的、多样的社会历史单位已成共识。在文明比较研究中,西方学术界提出了若干具有典型性的重要论断,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持久和深入的讨论。这些论断被称为“命题”。如何从理论上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这些命题,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而且关系到我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以及当今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此,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方法,才能在文明比较研究中增强命题意识,提高命题能力;才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知彼知己、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引领行动,从而促进世界各文明和谐共生,持续繁荣。

   关键词:文明 命题 社会形态 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

  

   中外学术界对“文明”的认识,大体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过程,即从视之为某种高级的人文道德状态,转向视之为中性多样的社会历史单位。只是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早晚不一,欧洲在18世纪末,中国则在清末民初。这就为开展科学的文明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在文明比较研究中,西方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命题。这里所说的“命题”(thesis),是指具有典型性的重要论断。这些论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反响和持久深入的讨论,因而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然而,针对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这些命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尚未展开系统的梳理和理论分析。不过,有不少学者较早关注到了其中的个别命题,也开展了相应的深入研究,这为我们开展系统的梳理和理论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外学术界则围绕这些命题不仅开展了相应的深入研究,而且还关注到了其理论前提和有效性问题,但从总体上看,系统的梳理和理论分析不多。可见,如何从理论上对这些命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仍是一个有待展开的重大课题。本文将在厘清这些命题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方法,尝试弄清其理论前提和问题有效性,为提出我们自己的文明比较研究命题奠定基础,为促进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智慧。

   一

   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在文明比较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命题。在这里,笔者将按照时间顺序尝试对这些命题进行初步梳理。

   首先是“特纳命题”(the Turner Thesis)。这一命题是由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在1893年提出的。他认为,正是日益扩张的边疆才导致社会生活方式不断调整和重建,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推动了美国走向现代化的、更高级的社会,并认为这正是美国不同于欧洲之处。由于这一命题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因而又被称为“边疆命题”(the Frontier Thesis),其影响相当深远。这一命题可以说是后来的“美国例外论”的滥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针对美国与欧洲、欧洲白人文明与美洲印第安人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论证美国的崛起,甚至是为美国的对外侵略扩张乃至于为此前欧洲的殖民侵略扩张活动辩护。不过,特纳命题激发了人们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兴趣,桑巴特就曾受其影响。

   其次是“桑巴特命题”(the Sombart Thesis)。这一命题是由德国学者桑巴特提出的,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指称。其一是指他在1906年出版的论著中所提出的关于美国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断,其二则是指他在1911年出版的论著中所提出的关于犹太人在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起源中所起作用的论断。在第一种意义上,该命题强调美国的资本主义通过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吸收工人入股而缓和了工人的反抗;通过普选权和两党制把工人力量整合到了国家体制之内;开放了工人的上升通道加上开放的边疆成为“减压阀”,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美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种意义上,该命题则认为犹太人的商业才能与日耳曼人的技术发明联姻,共同孕育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桑巴特的命题引起了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争论,韦伯命题可以说就是在其影响下被提出来的。

   第三是“韦伯命题”(the Weber Thesis)。一般认为,韦伯命题是指德国思想家韦伯在1904至1905年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1919至1920年间撰写的《世界经济通史》等论著中形成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他的核心观点与桑巴特不同,认为西方文明走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因素不是犹太人的商业才能,也不是日耳曼人的技术发明,而是新教伦理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中国、印度、古代犹太人等其他文明由于不具有这种精神所以才发展不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一命题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韦伯也因此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该命题影响深远,其后国际学术界关于近代科学兴起的论争几乎均与之有关。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并对其开展全面的理论批判,十分必要。

   第四是“默顿命题”(the Merton Thesis)。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近代科学兴起所提出的论断。他的主要观点是:清教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互动的特有类型及范围,是近代科学兴起于英国的重要因素。这是针对“赫森命题”(the Hessen Thesis)提出的。苏联学者赫森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英国举办的国际科学史大会时提出,牛顿的科学体系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因素推动的结果,而不是牛顿个人天赋或新教伦理因素决定的,这被称为“赫森命题”。该命题随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反对和批判,默顿命题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即使是科学研究也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五是“李约瑟命题”(the Needham Thesis)。这是由英国生物化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针对近代科学兴起所提出的论断。他起初也是为了反击苏联学者提出的“赫森命题”,提议在剑桥大学建立科学史委员会组织开展科学史研究。随后他访问中国,被中国文明所吸引,20世纪40年代末回国后开始撰写他那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多卷本巨著,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命题。其核心内容是:知识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近代科学兴起于欧洲的根本因素,中国在近代以前由于官僚控制科学技术、商人阶层价值观囿于传统以及政治软弱,因而未能孕育出近代科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约瑟所持的鲜明的欧洲立场和标准。

   第六是“齐塞尔命题”(the Zilsel Thesis)。几乎与李约瑟开始思考近代科学兴起问题的同时,奥地利学者齐塞尔也在思考这一问题。1939年移居美国后,他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探讨了不同文明与近代科学兴起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著作,提出了“齐塞尔命题”。其主要观点是:大学的学者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与高级工匠之间的社会阶层流动障碍的消除,推动了理性精神与实验技术的结合,是近代科学兴起于欧洲的根本因素,并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变革;中国、印度等其他文明的知识阶层则由于其内部等级区隔的障碍而未能孕育出近代科学。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

   此外,西方学术界在文明比较研究中还提出了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命题,如皮朗所提出的关于欧洲中世纪文明兴起的“皮朗命题”、斯宾格勒所提出的西方的衰落命题、汤因比所提出的文明即社会的“挑战—应战”命题、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命题、彭慕兰的“大分流”命题,等等。这些命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也有清晰可辨的连续性,均可追溯到前述的六大命题。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二

   如何从理论上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这些命题,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而且关系到我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还关系到当今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此,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方法,才能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这些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明的论述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方法的重要依据。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可见,文明并非限于精神文化领域。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文明时代曾是人类史前史的一个阶段,国家是这一阶段文明的代表。除了“文明时代”以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曾使用过“古代文明”“现代文明”“资产阶级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不同的表述。尤其是在谈到16世纪时,马克思曾指出,在一些欧洲国家,君主专制是“文明中心”,是“社会统一的开创者”。在谈到资本主义文明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工人的消费和需求“正好是文明的重要因素”。甚至认为“资本等于文明”这一论断也是正确的。文明的进步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也是劳动者的生产力的增长,包括“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文明要素既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等内容,是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批驳了那种把文明等同于“精神”以及未能正确把握“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的“文明论”错误观点。他指出:精神生产要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物质生产相适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从物质生产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方式”;精神生产活动也只有从生产关系上才能得到理解。否则,把文明等同于精神,割裂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侈谈文明都是“空话”。

   综上所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过文明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有关论述中看出,文明就是指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形态的文明,其发展程度或水平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或水平,生产力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为了对生产力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理解生产力。“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这就是说,生产力是指劳动的生产力,它决定并体现为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就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劳动的效率。

   那么,生产力又取决于什么呢?“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是从劳动生产力的结构要素上而言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和自然条件等均被列入了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然而,从劳动生产过程而言,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三大过程要素。其中,劳动资料,即“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则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可见,劳动资料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正是在把握劳动生产力的结构要素和过程要素的基础上,马克思把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视为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三种历史形式。尽管科学技术和自然条件等均被列入了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但是,“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就意味着,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更为关键。这样我们就明确了,要从劳动生产率,接着从劳动资料,最后从生产方式来理解和把握文明的发展程度或水平,从而确定其历史发展阶段和历史地位。

如此,我们就从生产力进入生产关系领域。文明的性质和特色取决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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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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