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龙:程序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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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龙  

  

  民主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

  

  作为唯物主义者,首先我们得承认,民主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民主概念起源于古希腊雅典时期。在古希腊城邦中,公民不仅有投票、发言和选举的权利,还有被选为法庭的陪审员,即司法的权利。这种“公民政治”,便是“人民的统治”――民主。之所以民主最早在靠近爱琴海的雅典出现,主要是由于当时古希腊得地利之便,海上贸易发达,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势必也带来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政治。马克思就说过,商品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列宁也说过,自由竞争要求民主。(转引自李良栋:《第三波与21世纪中国民主》,第1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见,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子。当时,“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民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74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尔后,历史风云激荡,随着城邦的衰落,民族国家的兴起,代议制间接民主取代了城邦的直接民主。现代民主不仅有了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分离,而且往往更是通过“强调一种程序方法”来认识民主。人们普遍认同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他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指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要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他接着解释说:“如果把‘决策’和‘统治’等同起来,那么我们才可能得出民主的定义是民治。”他同时给民主下的定义还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在此基础上熊彼特又进一步解释说:“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执政权应交给那些比任何竞选的个人或集团获得更多支持的人。”(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358页、第360页、第394―39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这样,选举毫无疑问的成为民主的标志。民主便成为政治精英竞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人民的选择便是政治精英获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来源。这种选举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自由选举,选举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左右选举人;二是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定期更换领导人;三是选举必须是选择行为,即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充其量只能算作推举或拥戴行为。

  尽管熊彼特所讲的“人民来统治”的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但就其纯粹意义来说,这种民主的程序安排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不相矛盾的。正如胡锦涛主席曾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熊彼特的基础上,对程序民主的定义说得更明确更具体。他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亨廷顿还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比选举民主层次更高的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力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还为执政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范,还不实行新闻审查,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同前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价值追求上有实体意义的根本不同,但在程序民主上,是没有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的。我们应该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去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民主化程度。“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更不能把民主拱手让给少数西方国家。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上就旗帜鲜明地标榜:“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完全肯定了民主与共产主义存在着直接对应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往往被视为同义语,因此说“民主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民主就是社会主义”, 主张民主应当视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要求,没有比社会主义更需要民主了。恩格斯进而强调:“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同前引)1848年恩格斯在谈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同盟”时还指出,其“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列宁曾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指出,苏维埃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所以它比从前的机关民主得多” (《列宁全集》第26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列宁阐述了党内民主就是“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列宁全集》第11卷,第41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在列宁看来,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列宁全集》第5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特别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更高级的地方就在于人民的直接选举,他十分生动地对民主的标志――选举制作了具体的描述:“既然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像戏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大家都可以知道,某一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工作,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一般特点又是什么,――因此,全体党员自然都能很有把握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作普遍的 (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构。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淘汰’作用,使每个活动家都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列宁全集》第5卷,第448―44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列宁还明确指出,充分发扬民主就应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时就实行了直接选举。

  中国共产党对选举的意义和选举制度同样十分重视。1941年1月30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中曾指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他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保卫边区须要选举”,“提高民众须要选举”。1942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更是明确地提出:边区各级选举“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选举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选举中采取由候选人发表各自施政意见的竞选办法。由于许多农民不识字,当时还发明了“投豆子”的选举办法。(参见胡盛仪等著:《中外选举制度比较》,第7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人民民主作出的最新也是最高的价值判断,言简意赅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意义的新认识。民主和空气、水、食物一样,是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国内政策最大的是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近些年深圳、北京、湖北等地一些公民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在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中胜出,赋予了基层民主新的亮点。最早开始于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公选”,选举前不设候选人,由全体党员和乡镇民众投票选举产生候选人,再经过党员大会直接选举。没有上级“内定”,没有领导“打招呼”,没有暗箱操作中的种种“埋伏”,让具备条件的所有候选人“同台竞争”,让群众在选举中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才是程序民主的选举。就连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2004年也进行了干部任用方面的大胆改革:在石屏县实行了乡镇长“直推直选”,在泸西县实行乡镇党委领导班子组成人员“直推直选”。 2005年8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朝亲临泗洪县选举现场,观摩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党中央肯定和吸纳了各地民主选举的创新成果。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这将为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民主的恐惧症大概一时不能根绝。人们谈发展经济,往往兴致很浓。如果谈到建设民主政治,似乎还有一种过敏反应。也有的人认为,现在谈民主还为时过早,总以为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党的执政地位自然会巩固。其实不然。世界上不少地方,政权的丧失和崩溃往往就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印度国大党的黯然下台就是深刻的教训。但有的国家,如美国,即使面临内政外交的双重困难,人们只会对具体的统治者发生怀疑,但不会殃及基本的统治秩序。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美国这个国家很发达,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 第48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美国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把美国人民称为“伟大的人民”。那么,在美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民主制度发挥了什么作用?民主制度的哪些特点可以借鉴?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严峻现实面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且是政治制度的竞争。我们要想不成为“历史的终结”的牺牲品,社会主义要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是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不容回避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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