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龙:民主的先知先觉者——陈独秀二三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3 次 更新时间:2009-06-27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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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龙  

陈独秀先生晚年客居四川江津,穷困潦倒,然节气甚高,坚拒各方面的嗟来之食。先外祖父彭泽湘,是1922年在莫斯科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回国后曾直接受命于李大钊领导,任中共豫陕区委军事特派员,后两度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知守常先生与独秀先生二人的惺惺相惜的友情敦厚,1940年,趁在重庆的机会,特意去江津看望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并略有接济。三十年后,外公回忆起历历往事,仍对陈独秀先生的人格操守,敬重不已。

五四运动的行动者

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特意提到陈独秀,并郑重地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陈独秀为开启民智,率先为国人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为此,他宣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反对封建专制政体,反对少数人物享有政治特权;提倡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至后来重视社会主义。不仅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评论说,当时“《新青年》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 毛泽东也曾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是思想者,也是行动者。1919年6月11日,正在分发“北京市民宣言”的陈独秀先生遭到北洋军阀的逮捕,被监禁了83天。为迎接他出狱,一批新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用白话诗的形式向他表示庆祝,其中李大钊的诗是这样的:“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诗中引用陈独秀先生的这句话,当时还成为青年学生争取思想自由的警言。毛泽东在其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直接引用过。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陈独秀的头颅是高耸的。后来,他一生又四度入狱,但他从未委曲求全。抗日战争前在一次法庭受审中,律师为他辩护说,陈先生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先生听了,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当即拍案而起,大义凛然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坚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38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中认为,五四运动应被视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起一直持续到“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也就是说,民主尚在争取之日,五四运动就仍在进行之中。但这位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并未因此居功自傲。1940年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深刻反思俄国经验

早在中共成立之初,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声称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时,陈独秀就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着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到了中共五大后,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仍诘问道:“讨论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并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晚年陈独秀深刻反思了俄国经验。可以说先生是最早认识到极权体制危害的共产党人。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表明先生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已经触及政治制度层面。“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1941年12月23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坦言:“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自己:“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

以至后来有人称赞说:“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尽管是书生革命,但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位闯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铮铮硬汉。

终身追求民主自由

由于陈独秀先生在党内的巨大威望,从中共“一大”到“五大”,

他连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尽管他陈独秀本人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可在党内却是位开明的领袖。瞿秋白就曾说过:“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

先生曾对人说,中国经过几千年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荡然无存,正因为没有民主与科学,弄得国将不国、民难为民的地步。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晚年陈独秀尤其升华了对民主自由的认识。1940年11月28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同年9月,先生在《给西流(濮德治)的信》中,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辩析说:“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由此,先生呼吁:“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有人问,陈独秀曾贵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来颠沛流离,何不去某大学谋一教职?对曰:战乱频仍,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况且先生僻居乡野,不向当局求一官半职,连做了国民党大官的学生,送钱来都一分不受,盖因道不同不相与谋,也可以说是印度圣雄甘地不合作主义的中国版。抗战期间,中共方面也曾有意邀先生去延安,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不如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做点学问。”然即使处于贫病交加的逆境中,先生仍未停止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仍在探索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问题,他预言,民主主义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同为五四旗手的胡适也曾对这位昔日的战友作如是评价:“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思熟虑了六七年’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岁月的尘埃拂去后,陈独秀晚年的思想不仅有弥足珍贵的闪光点,而且对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反思,对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毕生追求,先生当称先知先觉者。

(原载《湘声报》2009年6月6日,发表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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