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龙:指导当代中国改革不容忽视的本土资源

——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0 次 更新时间:2009-06-25 15: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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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龙  

  

  一代硕儒钱穆先生在反思中国政治制度的得失时曾说:“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①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固然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重视移植先进制度,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样不可忽视。

  在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虽然它有其时代局限性,然而时至今日,岁月的尘埃并没有掩盖住它的熠熠光芒。本文联系当前的现实,重提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希望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改革发展有所启示和裨益。

  

  一、民生主义也是社会主义

  

  我国的经济改革,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路径依赖,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讲,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其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普遍得到实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这些都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改革总体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局部的改革都是尽善尽美。社会上流行的段子就表露了群众一定程度的不满意:“房改把腰包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医改提前送终,股改把家庭搞崩。”

  自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进入了一个经济学界普遍公认的拐点。这时反思改革应该说理性上十分必要的。坚持改革不动摇,这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大计。我国的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方向和道路都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就某些方略进行适当的调整修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改革。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传统发展理念的螺旋式上升。前两年,由于郎咸平、杨帆等非主流经济学家就我国的某些改革措施提出质疑所引发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虽已尘埃落定,但真理未见分晓。其实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连续多年超过了警戒线0.4,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水平。在这个时候,就我国经济改革的公平问题,我认为重提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是有意义的。

  何谓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②,因而民生主义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孙先生还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等同起来,认为民生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而在民生问题中,孙先生最为关心的是土地和资本问题。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弊病,主要是在于由“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而社会之富源则在于土地和资本,即少数人对土地和资本的垄断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贫困。因此,孙先生的民生主义以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作为主要目标,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纲领,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两大目标,就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能改善和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就能实现祖国的富强。

  关于平均地权的意义,孙先生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像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班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买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有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糊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即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讲到这种事实,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的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造,毫无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这几千万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所以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的涨跌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为地主由于地价增高所获得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因此,孙先生忧虑重重地指出,“假如他日全国改良,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张一天了”。今天,看看我们的房地产业的现状吧,当年孙先生担心的问题,不是十分严重吗?中国房价正猛追发达国家。东京住宅均价每平方米3.7万元人民币,北京为9000多元,但最贵楼盘已突破每平方米5万元人民币。(详见《球球时报》2007年10月12日第7版)现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在制度设计与运行中,光顾了效率而对公平重视不够吗?如果能像孙先生所言,“文明城市实行地价税,一般贫民可以减少负担,并有种种利益。”“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经费便有了着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杂税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来水和电灯的费用,都可由政府来负担,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负担。”

  节制资本是孙中山先生关于民生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纲领。当时孙先生之所以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主要是鉴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以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中、小资本也受到垄断大资本的排挤和压迫。因此节制资本是为了限制私人垄断资本的产生,不让垄断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从而防止产生贫富悬殊和发生阶级对抗的社会问题。但孙先生节制资本的纲领并不反对中、小私人资本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的中、小资本家和劳动人民之间只不过是“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应当保护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收入。与此同时,他认为还要发展国家资本,在他提出的《实业计划》中,就主张通过振兴实业来实现国民经济的近代化和祖国的繁荣昌盛。港口、铁路、矿产、冶炼、建材、造船制车等等近代工业化的大企事业都得“统一而国有之”,也即必须发达国家资本,由国家来兴办这些大实业。当时孙先生还提出了实行开放政策以充分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人才的主张,“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孙先生关于节制资本的主张,在他生前仅仅是一张蓝图,现在早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多,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1年起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前5位是美、日、德、法、英);外汇储备2001年便增加到2122亿美元,成为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位,现已上升到第一位;200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接受国。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拉斯宣称:“中国实现了自欧州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四次经济大变革。”但是,在一些领域,私人资本过度扩张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特别是暴富们的第一桶金的来历也五花八门,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通过种种投机,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发家。但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却日渐被边缘化,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尚未得到根本改善。据“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05年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百多名地厅级党政官员进行调查,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社会治安和腐败。认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是金融危机和贫富悬殊加剧。还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3%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居民全部收入的50%。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部分西方国家。③有学者甚至预测,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不到位,经济外向度依存过高,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仍存在社会严重动荡的可能性。因此如一味放任私人资本高度扩张,难免今后不像俄罗斯那样,采取铁腕整治寡头的对策。普京在谈及霍多尔科夫斯基案时说:“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赚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就想用几千万、甚至几亿来消灾,以这些小钱捞到更多的钱。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些小钱花到了某些律师、媒体、公司和政治人士的身上。我们正对此事进行调查。”普京强调:“我们并不是想揪住一个具体的人不放,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俄罗斯的秩序、让人民合法地生活、同腐败分子做斗争。”④

  

  二、民权主义也是共和主义

  

  1986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迄今已有二十年。较之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仍然滞后,而且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的障碍,有利益上的牵制,但与理论资源的匮乏也不无关系。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十分抽象,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这个时候,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我认为不妨把目光重新投向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我想这将会给困惑中的人们带来意料不到的发现和收获。

  何谓民权?孙中山先生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便是政治。”“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民权主义作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主张“共和主义”、“主权在民”,期望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合众政府”。“我们中国处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也当然是应该提倡民权、发达民权。”在孙先生的政治设计中,他把革命建国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他认为,我们也“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但“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去建立一个“旧式的共和国”,而是要“以俄为师”,建立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国家。他坚信“一个类似(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思想,既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学习“取法乎上”,吸收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先进经验,吸收了法国大革命中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吸收了美国建国先贤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原理,同时又吸取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菁华。这是怎样一份丰厚的政治思想遗产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曾高度评价过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他在解释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时,称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其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是“讲得最好的”。(可惜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毛泽东还曾指出:“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我们“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孙先生的这个“政治指示”,“除了谁领导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外,“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⑤并且此前,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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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3月刊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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