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1 次 更新时间:2008-06-09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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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21世纪》: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甘阳: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A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

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

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梁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梁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梁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抟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梁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梁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梁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计,在梁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像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灭亡。在我看来,如果梁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21世纪》:你的意思似乎是否说,21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同时必须进行文化或文明的“复古”?

甘阳:完全正确。但所谓“复古”,正如钱锺书在“复古论”中所指出,在中国一直都被误解了。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同时,“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种革命定不会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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