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0 次 更新时间:2008-06-09 16:28:41

进入专题: 现代化  

甘阳 (进入专栏)  

  

  一、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巨大文明!

  

  问: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答: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的国家(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s 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

  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粱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粱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粱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抟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粱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粱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粱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

  “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

  粱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作为“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图,在粱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象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死亡。在我看来,如果粱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二、土耳其在“自我撕裂”状态中难以自拔

  

  问:你在不久前发表的“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中曾特别推崇胡适九十年前写的“非留学篇”,现在又特别提及粱任公同样写于九十年前的“大中华发刊词”等,但这些毕竟都是九十年前的思想,在全球化的21世纪是否会显得太不“现代”了呢?

  答:恰恰相反,正因为21世纪是加速全球化的时代,粱启超等当年坚持的“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在今天反而显示出了新的现实性甚至迫切性。不妨说,粱启超等这一“文明-国家”的视野,早已预示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亨廷顿等人提出的“多文明世界秩序”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他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粱启超当年提出所谓“国性”即“文明性”的着眼点。在粱启超看来,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说的“国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蕴,相反,有些国家“本无国性”,有些国家则是“国性未成熟者”,这些国家虽然也可以进入现代,但其进入现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为代价的,亦即文明意义上的“亡国”;而正由于原有文明已死,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的国家”的意思。事实上,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子,正就是粱启超当年一再要中国人引以为戒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粱启超当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土耳其“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而亨廷顿则是在20世纪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国家”的困境时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我们确有必要来看一下土耳其道路,因为今天不少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提倡中国走土耳其的道路。

  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图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何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不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随西方,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反过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土耳其则遭到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集体谴责,更被伊斯兰世界看成是渎神的国家。

  初看起来,这一以“凯末尔主义”闻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象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以后“欧盟”很快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的申请,同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等前苏东欧集团国家,偏偏迟迟不考虑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土耳其人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总统在90年代因此极端委屈地说:土耳其之所以无法成为“欧盟国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实际就是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他们”即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点,而总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在申请加入欧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图发展与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新国家的关系,特别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个讲突厥语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实际上是颇为雄心勃勃地想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政治领袖。

  但这种欲当突厥语共同体领袖的梦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兰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突厥语国家,这反过来就进一步促成土耳其国内本来就已相当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如亨廷顿所指出,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主流舆论与生活方式都已越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清真寺、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的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伊斯兰的书刊、磁带、光盘都大规模增长,伊斯兰妇女更公然藐视土耳其世俗法令而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街YX和参加选举。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从9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大党,在1996年成为土耳其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而在2003年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以大比数胜出,在国会五百五十席中拥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压倒多数,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已经足以一党单独执政的全新政治格局。虽然大选胜利后执政党立即安慰西方说土耳其将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同时继续要求加入“欧盟”,但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个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领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后,就公开提出了“反对加入欧盟,支持退出北约”的政治口号,并且声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事实是,晚近十余年来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上台执政,已经强烈地挑战并削弱了土耳其从“凯末尔变法”以来形成的的世俗政治体制。

  但土耳其的尴尬在于,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却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面,伊斯兰的复兴与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只能使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更加疑虑更不信任更加视其为“非我族类”,而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执政,却并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权力乃在亲西方的军方手中,一旦伊斯兰政党走过头,土耳其军方必然会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弹压,直接干政。由于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过要紧,西方特别是美国绝不会允许土耳其真正脱离西方的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甘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化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119.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