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文化自觉”与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2 次 更新时间:2008-06-09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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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2005年6月18日至20日,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在香山召开,会议题目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百余名专家、学者及学生参会讨论,议程包罗当今中国人文教育所面临的最迫切的诸种话题,如“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的地位”、“综合性大学的人文教育实验”、“中国的法学教育与中国大学生的‘服务学习’”及“艺术院校与人文教育”等。

中国文化论坛由董秀玉和周凯旋发起,其宗旨为“立足于21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其创立得到费孝通先生、李泽厚先生、许倬云先生、王元化先生、韦钰女士等等学术界、教育界前辈的支持。

杨振宁先生称“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是个非常及时的题目”,因为它始终关涉着“中国大学能否担纲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能否唤起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的问题。 本届论坛执行主席甘阳先生就“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话题接受记者专访。

早报:在香山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上,杨振宁先生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地讨论。您作为香山会议的执行主席,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也都着重强调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您能否就这个话题再深入地谈一谈?

甘阳:所谓“文化自觉”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的崛起并非仅仅只有经济史的意义,而是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这是与从前所谓“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完全不同的。现在全世界都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21世纪的最大事件,尤其对西方来讲,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提出了是不是会改变600年来西方统治整个世界的格局问题,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格局。对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这种地位,中国人必须要有自觉的意识,要自觉地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要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

但第二,更重要的是,提出“文化自觉”是要指出,我们国家目前的文化状况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我们的文化底气严重不足,我们的文化历史视野更是相当狭隘。因此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要反对文化自大狂,反对文化浮躁气,反对文化作秀风。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提倡的是从非常具体的事情着手,作文化筑基的工作。香山会议的主题是“大学的人文教育”,但我们同时安排了一场专门讨论中学教育与大学的关系,而教育部前副部长韦钰女士在开幕式上则着重谈了5岁到12岁儿童的素质教育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是需要化大力气的工作。总之,“文化自觉”一定要从具体着手,作耐心扎实的文化奠基工作,要特别反对吹牛皮,说大话,搞花拳绣腿。

早报:所以你在香山会议开幕上要强调,在教育和大学的问题上,你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主张稳健务实的立场。

甘阳: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各自从事的具体研究相当不同,但在有关教育和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大体上有一些初步共识。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在教育和大学改革的问题上大多主张采取稳健和务实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有关中国教育和中国大学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 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学要改革的呼吁,而事实上中国的大学也都一直在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方案。 但我们以为,教育的问题并没有捷径可走,教育的提高不可能采取搞样板工程的方式追求速成的效果。任何改革都有其代价,都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同时,改革的实际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因此我们比较同意理事会成员、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的的一个说法,即在教育和大学的问题上,比较稳健务实的道路是“逐步调整,小步改革,通过改革调整的实际成果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空间,最终形成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制度”。

早报:记得你在香山会议上曾明确说, 要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国大学的现代人文 教育制度和传统,可能需要至少二十年以上的不懈努力。

甘阳:是的。任何建立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制度或更广义的“通识教育”制度的努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讨论和辩论,更需要大学内外各方面的努力和妥协。我们注意到,近年在中国讨论大学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以所谓美国大学模式来说事,而不少大学的主事者也往往喜欢宣称他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美国模式或最新的哈佛方案,等等。 但我们想强调,美国大学一些比较好的制度都不是天然形成的,都是经过漫长而不懈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一种传统。 因此重要的不是某个具体方案如何先进如何现代,而是在于传统的养成与制度性的累积效果。

我们确实认为,要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国大学的现代人文教育制度和传统, 很可能需要至少二十年以上的不懈努力。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今天,在我国大学急剧扩招而加速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事实上举步维艰。同时,在一个全球英语化的教育和学术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一个非英语国家和非西方文明, 其人文处境更是极为复杂和困难。按照我们的看法,今天我们大学存在的许多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任何急于求成的改革,往往都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摧毁原有的基础。教育和大学的完善需要时间,需要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取决于能否养成一个好的传统,而传统的形成本身就需要时间。如果一个大学没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传统, 那么不断的改革很可能只是不断的折腾。我们因此并不是以大学改革者的身份自居来召开香山会议,而是以教师和学者的身份来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希望我们的会议能够初步提出一些真切的问题,能够形成一个讨论的传统,从而为今后长期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提供一个基础。

早报:所以你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同时强调,希望香山这个会议更多从积极 性、 建设性的角度着眼来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问题。

甘阳:我们每个人最近大概都参加过不止一次讨论大学问题的会议。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下讨论大学问题,往往很容易流为牢骚会和诉苦会。 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确实存在很多令人光火的问题,大学教师可能都有一肚子懊恼。 但我们同时认为,如果我们的大学讨论仅仅满足于抨击一些人所共知的大学弊端,仅仅只是惯性地重复一些永远正确的表态性批评,那么我们不仅无法提高讨论的水平和质量,而且很可能会在批评的同时陷入某种非常简单化的思维,即以为只要某个问题解决了,大学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或只要某个问题不能解决,大学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我们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因为这种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实际只能导致我们无法真正深入大学人文教育的内在问题。 我们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内在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并不是其他的体制改革可以代替的。 例如,即使大学的行政体制和人事聘任体制都理顺了,也并不表示大学的人文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地走上轨道。我们因此希望这次会议能深入讨论大学人文教育的具体问题和内在困难。

早报:你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面临七个问题,能否向我们的读者谈一下这些问题?

甘阳:这些问题都非常具体而且比较复杂,不可能在这里展开。不过我提出的这七个问题分别是:第一, 大学人文教育需要考虑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关系;第二,大学人文教育必须首先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第三, 大学人文教育必须理顺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认真考虑法学院和商学院这些职业学院在大学中的定位问题;第四, 大学人文教育需要重新考虑文-理关系;第五, 大学人文教育进入课程设置,将会凸显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矛盾;第六,大学人文教育的展开一定会重新提出百年来的老问题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第七,大学人文教育必须处理好人文教育课程设计上的纲与目之关系。

早报:记得你在会议上似乎说上述七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即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是目前最基本最突出的问题?

甘阳:因为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大学中的“本科生”究竟在大学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我国大学目前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国大学人 文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所谓 “大学的人文教育", 主要指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因为研究生教育应该更注重专业教育。虽然 "人文教育" 本身可以是一个终身教育的概念, 但"大学的人文教育"是指大学有义务有责任为学生提供的教育, 而本科毕业以后的人文教育主要是你个人的安排问题,不 再是大学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落实为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阶段的通识教育安排,因为如果大学本科第一年开始就着重专业教育,那么“大学的人文教育”事实上就难以落实。

但我们知道,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采用了前苏联的大学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实行专业教育,本科一年级就分专业,因此我们的大学一直没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也缺乏“大学人文教育”的制度和传统。客观地说,中国五十年代采取这种本科专业化的大学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急需技术人才,本科专业化可以节省成本在四年内迅速造就技术人才, 而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技术骨干作用。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最近十年来,大家都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弊端,不但过早过窄过细的专业划分严重限制了我国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展,同时这种体制完全没有为“大学人文教育”留下空间。因此晚近以来我国许多高校和教育部都在推动“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想法就是想改革目前的大学本科教育,特别是想改革我国大学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区分的状况,以及大学人文教育不发达的状况。从1995年开始,当时的国家教委开始推动高校的 “文化素质教育试点”,1999 年教育部又建立了32个国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动了许多大学都在开始探索本科教育体制逐渐转向通识教育的方向。因此我想强调,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抽象思辨,而是从中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和近年来我国大学已经作出的努力的基础上来讨论问题。目前中国的大学本科生已经超过两千万,如何改善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提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可以说首先就是强调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需要明确中国大学本科阶段的教育目标,这是目前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最基本和最突出的问题,

早报:在香山会议上,北大、清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和华东师大等不少大学的学者都讨论了他们近年来的各种尝试。你们三天会议的密集讨论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或共识?

甘阳: 我们的会议首先强调的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我国大学的各种尝试,需要保持同情了解的心情,而不宜求全责备。我国大学从强调专业教育转向注重本科通识教育,这是个困难的过程。许多尝试或许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尝试都为探索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转型积累了经验教训。从会议讨论情况来看,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仍然有待认真讨论。在这里,我们需要问一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何在?目前很多大学似乎都把本科教育的目的看成就是培养研究生的生源。这种指导思想是值得重新加以检讨的。严格地说,这种指导思想是难以成立的。首先是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比例问题,目前我国大学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是有限的,如果把本科培养目标看成是培养未来的研究生,就没有顾及大多数今后不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养。其次,这种指导思想恐怕仍然是以往强烈的“专业主义”教育思想和传统的延续,仍然没有真正把大学本科教育阶段视为具有独立的目的和目标,而是对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含混不清。实际结果是把以往的“专业主义”转移了一个层次,大学扩招后,大学本科变得相当于过去的高中,而研究生则变得相当于过去的大学本科,因此一切仍然强调的是专业教育,这就不大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制度和传统。

另外则是一些外在的困难。首先是大学扩招带来的困难,因为本来是在摸索本科教育的转型,但扩招以后出现师资不足问题,师生比例严重失调,工作量大幅增加,把这么多学生安顿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本来已经非常困难的摸索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讲的人文通识教育是面向所有本科学生的公共教育,如果基数太大,师资根本就没有办法保障,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二个不利条件是大学教育的全球化。大学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后果是片面或极端强调科研,而轻视教学,尤其轻视本科教育。在转型中的中国大学,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早报:无论是在香山会议上,还是后来22日晚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您都着重提到了美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经验。这样的强调当然也遭到一些质疑,认为您的眼里只有美国,并且认为这似乎与你近年在其他问题上的反美立场很不协调。

甘阳:该反美的地方就要反美,该学习美国的地方就要学习美国,不要为立场和意识形态所拘束,这是我的一贯主张。现在有很多“虚假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比如现在好象反美很POPULAR(流行的),很“政治正确“,但另一方面现在每个大学都有大量学生在考托福,考GRE,我们的很多干部和教授更是言必称美国,这样的情况很迷惑人。真正的问题不是亲美,也不是反美,而是在该学的地方就得学,好的地方就得学。我一直强调,现在中国碰到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西方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阵痛。我们必须了解西方,因为西方每分每秒都在影响着我们。不管中西如何的不同,但是面临很多的同样的问题,比方说高度商业化的问题,比方说消费文化的问题,都是现代大学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关键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去解决。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做得比我们好。但是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你就要深入地看,历史地看西方。要了解西方比较深入的东西,要看它2000年的历史,而不是把西方、把美国当成一个现成的模本去参照。这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研究美国的任何一个制度,最好你要看它100年的历史发展,要了解其来龙去脉。美国的大学也面临现代商业环境的冲击,难道美国大学生的道德就比中国大学生的道德好?不是这样的,而是他们设置了很多制度性的屏障,来使大学生比较少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早报:在2003年那场关于北大教育改革的争论中,您一度成为旗帜性的人物,尤其你当时提出的“华人大学理念”问题,显然与你现在强调“文化自觉”一脉相承。现在2年过去了,回头来看那场改革以及那场争论,您有些什么想法?

甘阳:我基本上比较正面肯定2003年的那场辩论,它使得大学教育改革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在相对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在公众中间进行了讨论,也扭转了一些过于片面、简单化的观念。北大教改仅仅是大学问题中很小的部分,现在讨论大学教育的问题就应该更加细化一点。那时候提出强调“华人大学”的理念——中国的大学不是要办一个留美预备学校,关键是看自己的大学能不能培养出具有“文化自觉”的中国大学生。所以,大学的问题,确实总是和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始终要面对中国现在的问题,来办现代中国的大学。

最后我也想再次强调我在香山会议一开始就提出的,人文教育不是指风花雪月的小资教育,中国历来的人文教育总是有它的公共关怀。我个人觉得,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基本上体现为人人皆知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第一句讲个人的身心修养问题,第二句讲的是公共关怀问题。这两个方面会有张力,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要追求的是实现个人修养与公共关怀的统一。

(本文大部分刊登于《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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