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中国的“东方性”——帝国主义文化地图上的中国形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3 次 更新时间:2008-05-06 23: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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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作为一种西方帝国主义文化话语的“东方学”,通过一整套文本与观念体系、规范与机制,构筑了一个所谓的“东方”,并赋予该“东方”一系列表现特定的“东方性”的文化特征,诸如神秘、放荡、残暴、堕落、专制、腐败、古旧、停滞、混乱、邪恶……[1]赛义德的研究限于19世纪的西亚或伊斯兰东方,事实上,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差异与等级世界秩序中,作为西方的“文化他者”的“东方”,是可以延伸的,从埃及、土耳其一直到印度、中国、东南亚甚至西方之外世界所有地区。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地图中,中国不仅属于“东方”,而且体现着“十足的东方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东方的“黑暗中心”。

  

  一 东方主义的黑暗背景

  

  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差异与等级世界秩序,是西方世界观念的基本模式。曾经写过《一个英国鸦片瘾君子的忏悔》的英国著名文学家德昆西在《康德论民族性格:论及崇高感与美感》一文中,将世界分为“地球的我们这部分”(Our quarter of the globe, 指欧洲)与“其他部分”(the other quarters of the World,指世界上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2],“其他部分”主要指东方国家以及非洲、美洲的野蛮部落。在谈到东方国家的民族性格时,他说:“……阿拉伯人是最高贵的东方人,但在性情趣味上,仍有野蛮的、不自然的浪漫倾向。阿拉伯人热情友善,宽容大量,言而有信;他们的小说、历史与整个情感世界充满传奇色彩。他们热烈的想象创造出各种怪诞扭曲的形象;连他们的宗教教义写得都像罗曼史。如果说阿拉伯人就像是亚洲的西班牙人,波斯人就像亚洲的法国人。他们是优秀的诗人,彬彬有礼,趣味高雅。他们并不是严格的伊斯兰教徒;即使对《古兰经》的解释,也显得开放热情。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东方世界的英国人,当然仅就他们的坚定,勇敢与不怕死的性格而言,而且他们的坚定常常流于固执。在其他方面他们很少表现出英国人的精神个性。印度诸民族沉溺于各种愚蠢的念头,几乎到了野蛮的地步。他们的宗教蠢话连篇,各种偶像荒唐怪诞,什么法力无边的神猴哈奴曼,不近人情的瑜伽苦修,诸如此类等等。还有寡妇自焚殉夫,都是他们野蛮的恶俗的表现。中国人就更荒谬绝伦了!他们把一切仪式都搞得精细繁复,但又都愚蠢透顶。连他们的绘画都显得荒诞不经,物象都变了形,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顽不化,千百年来死守着一些先代流传下来的陋俗恶习,例如,当今北京,每逢日蚀月蚀,人们还跑到街上敲锣,据说要吓走吞食日神或月神的恶龙。这种远古时代极端愚昧状况下发生的陋俗,在中国都延续至今,而且不肯改悔,拒绝一切新知”。[3]

  德昆西将世界分为我们与其他对立对比的两个部分,而且,不仅这两个部分表现出高下优劣的等级关系,在“其他部分”中,也表现出等级秩序。阿拉伯、波斯、日本似乎成为西班牙、法国、英国的简陋的、拙劣的倒影,印度、中国则完全是堕落的“另类”,甚至比非洲、美洲那些原始部落更可憎。因为原始部落停留在自然状态,在他们那里,野蛮的意义在于文明等于自然,而印度与中国,既脱离了自然状态,又使文明陷入了病态的怪诞,是文明的畸形。

  世界是一张地图,绘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就被分为东与西、西方与非西方两个对立的部分。这张地图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绘制,到19世纪,世界在地理上已经被西方人“发现”完了,在文化上的“发现”也接近尾声。东方以至整个非西方的不同文化、不同种族,映在历史天幕上的渺小卑微的影子,似乎都在映衬西方文明与西方人的高大。英国人批判印度人的种姓等级社会,实际中英国人又创造了一个种族等级世界。每一个时代,在西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塑造东方形象的代表,13-14世纪是意大利人,16-17世纪是伊比利亚人,18世纪是法国人,19世纪是英国人,20世纪是美国人;每一个时代,在东方也都可以找到一个代表西方的东方形象的典型,古希腊是波斯,中古是伊斯兰世界,现代是印度与中国。

  东方作为整体,在西方文化想象中具有某种“东方性”,如神秘、放荡、残暴、堕落、专制、腐败、古旧、停滞、混乱、邪恶等反面特征和富有强大智慧等正面特征。这些特征是在西方历史不同阶段的东方叙述中积淀下来的,成为一种“保留特征”(Repertoire),又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组合成所谓的东方本质。如古希腊时代西方想象的东方特征主要是神秘、放荡、奢华、堕落、专制、残暴,中世纪在上述特征中又加上了邪恶与魔鬼,反基督的色彩,从地理大发现到启蒙运动,东方一度具有了可疑的正面形象,那时中国形象是道德高尚、政治清明、文化精雅的代表,而且处于东方主义传统之外。到19世纪,西方的东方想象又转向反面,在传统的否定性特征基础上,又加上了停滞、古旧、腐朽、混乱、衰亡、非理性的特征。中国形象也被纳入东方主义传统内,而且成为东方主义的极端化的代表。在德昆西的观念中,中国文明即使在堕落的东方,也是最低贱的。他们不仅表现出文明的怪诞的病态,而且以伪文明的、精细繁复的形式,表现这种病态。

  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中,东方不同民族国家,在整体特征的共同性外,或共同的本质外,又有特征上的侧重点程度上的轻重之不同。伊斯兰世界与印度、中国就不同,伊斯兰世界中的土耳其与埃及、阿拉伯与波斯又不同,印度、中国、日本也各有特色,例如印度人、中国人狡猾软弱,阿富汗人、阿拉伯人却直率勇敢,再则,东方世界从土耳其到中国,也可能在地理上离西方越远,在西方心理想象中,邪恶的程度就越大。总之,西方文化不仅要塑造一个整体的东方主义,还要确立在这个东方主义体系中,每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在多大程度上、何种侧面上表现了那个共同的东方性。我们将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历史背景上,考察西方的东方形象中不同东方国家民族的特征,以及这些东方特征是如何构成中国形象的直接语境的。

  中国已成为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中的黑暗中心,而整个黑暗的东方,则成为19世纪西方想象中国的背景。这个背景从近东或东欧开始。就像西方小于欧洲,东方也大于亚洲,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东方世界从奥斯曼的欧洲土地上开始。埃及地处非洲,但在西方想象中的文化地图上,埃及也属于东方。但土耳其与埃及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地图上,都属于界限模糊的地域,令人困惑、厌恶甚至恼怒。

  埃及与土耳其,或早或晚,三千年前或三千年后,都曾是强大的帝国,如今都已消失或衰落了。178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像罗马皇帝那样想象埃及的神秘与富丽,但实际中的埃及除了陷在沉沙中的金字塔、夕阳中萨拉丁时代的城堡与破败的城市中的清真寺外,没有什么令人想起神秘与富丽的。麦哈麦德·阿里执政期间,埃及开始了西化的改革,1850年前后,英国游行家R·F·伯顿到埃及,发现这些法老的奴隶的子孙们,也开始坐在椅子上,用刀叉吃饭,谈论欧洲政治,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他说“法老的国家变得文明了,但这种文明令人讨厌……”[4]欧洲人希望东方就应该像他们想象中的东方一样,埃及就是金字塔与法老,土耳其就是苏丹与苏丹的后宫、浴室,波斯就是宫廷阴谋与舞女,印度就是吃树叶的苦行僧,崇拜怪神的扯谎者,中国则应该是抽鸦片、留辫子、缠小脚的国家。如果现实中的东方与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或者竟然有些类似西方,他们就会感到失望甚至恼怒,尤其是英国人,他们看到法国人热衷于帮助埃及改革很不习惯,一位英国海军候补兵抱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和这些肥裤裆、红帽子的黑鬼、埃及人,还有什么区别”。[5]

  在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埃及与土耳其在地理与文化心理中,都处于某种过渡地带,具有令人西方人难堪的模糊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是强大的东方的代表,它不仅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将领土扩展到东欧,甚至威胁到奥地利。如今恶梦结束了,土耳其帝国已变成一个气喘吁吁的拖着肥胖身躯的老人,既不值得敬慕,也不值得恐惧,甚至有些滑稽可笑,或者令人厌恶。诗人拜伦穿上土耳其服装画像,觉得很有趣,音乐家们将歌剧的背景放到土耳其宫殿,英国旅游公司开始组织旅行团去土耳其旅游,1844年小说家萨克雷到地中海地区游行,他觉得很失望。这里并不是人们期望的那个东方,他发现土耳其苏丹看上去竟像是一个法国青年,而土耳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衰败的景象。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也不能重合”,然而,在土耳其与埃及,东西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似乎有重合的可能,这一点令人困惑、讨厌,也令人担忧。跟萨克雷几乎同时到土耳其的一位英国青年感叹:“东方人的头脑跟我们的构造如此不同,我们几乎永远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们。”[6]

  西方传统想象中的东方中心在波斯与阿拉伯,那是“典型的东方”。古希腊的东方实际上就指波斯帝国,中世纪的东方基本上等于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到地理大发现以后,东方才扩展到中国与印度。波斯是西方的东方想象的核心,在地理与文化意义上,都具有核心的意义。从大流士时代起,波斯就是想象中放荡、纵欲、醇酒似水、美女如云的地方,也是残暴、危险、混乱、变幻莫测、人命危贱的地方,西方所有“一千零一夜式”的想象,场景都可以移到波斯。而且,在19世纪的现实背景下,波斯又具有了衰败、腐朽、死亡的征象。1824年,曾经出使波斯的英国人詹姆士·莫里尔出版了《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Hajji Baba of Ispahan),这部描写波斯宫廷生活的小说,影响了一个世纪间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波斯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波斯的英军统帅敦斯特维尔还说,他的波斯印象,都来自《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小说中的波斯城市乡村破败荒芜,社会动荡不安,宫廷生活充满阴谋、仇杀、诱惑、危险。旅行者一个世纪里在波斯的见闻,也不外乎此。或许法国人生性比英国人浪漫,英国旅行者报道的多是一个黑暗、混乱、残暴、淫荡的波斯,而法国人则发现了另一面。彼埃尔·洛蒂(Pierre Loti)曾随八国联军到过北京,住过紫禁城慈禧的寝宫。在《北京的最后日子》中哀叹随着西方军队进入紫禁城,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也失去了美感。他曾带着同样的东方主义想象到波斯,在伊斯法罕,他贿赂一位波斯商人,帮他搬梯子爬上一家花园的墙头,偷看园内摘花的波斯妇女。他说掩在面纱下的波斯妇女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而波斯男子也像古希腊雕塑中那样英俊。他喜欢那个西方想象中古老、神秘而美的波斯,他喜欢在波斯波利斯的废墟上徘徊,喜欢波斯的旧城,阒无一人的街头,道路两旁的高墙上没有窗户。当然,有这种东方趣味的西方人不仅洛蒂一位,也不仅限于法国人。早洛蒂几年到波斯的英国学者E·G·布朗,一边诅咒波斯的腐败、混乱与残暴,一边也倾倒于波斯上流社会优雅的宴会与歌舞,甚至回到英国后还久久不能忘怀。他在《波斯一年》中表示,波斯最糟糕的城市就是德黑兰,因为这座城市西化得很厉害,不伦不类。在西方的东方形象中,东方应该就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东方。任何变化都令人不快,尤其是变得像西方,就更不可救药。在西方的东方的想象中,东方处于一种尴尬的二难境界,保持东方的“特色”,是一种堕落;学习西方,是另一种堕落。

  西方人想象的伊斯兰东方,永远离不开一千零一夜的背景。东方是神秘的、浪漫的、放荡的、邪恶的、纵情享乐又危机四伏,恰好为浪漫主义的幻想提供了素材。哈里发每天晚上娶一个妻子,第二天早晨杀掉,成为西方想象中关于波斯形象的最有代表性的象征。其中既表现了所谓东方式的纵欲与色情,又表现出东方式的残暴与虐待。而这两方面的想象又是西方的东方想象中最普遍最深层的主题。拉纳·卡巴尼在《欧洲的东方神话》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7]波斯是东方想象的核心,阿拉伯则是伊斯兰世界最神秘的地方。那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沙漠半岛,在西方的传说中具有更多的传奇色彩。这个传奇是关于坚强勇敢、豪迈放荡的贝都因骑士与锁在深闺的多情的阿拉伯妇女的传奇。如果说19世纪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尚有一些敬慕之意,那全在关于阿拉伯的形象中。有趣的是,西方人一方面要将帝国主义秩序建立在被驯服的东方基础上,一方面又佩服东方人少有的桀骜不逊的性格。他们认为,东方中国人最软弱,阿拉伯人最强悍。

  西方在历史上的千年冲突中形成的对伊斯兰东方的文化情结是复杂矛盾的,既羡慕、好奇,又鄙视、恐惧。19世纪西方终于赢得了绝对的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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