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 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的重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22: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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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摘要: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基于对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体系中发育的研究,构建了偏于经济维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但19世纪中期以降,欧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覆盖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世界体系,却具有高度政治性。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在这个体系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也有激烈冲突;这些斗争、冲突推动该体系动态演进,到今天呈现为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权之间的体系化斗争。动态演变的体系塑造了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变迁。社会科学应当超越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以世界体系作为基本方法。

  

   冷战结束后,各国普遍卷入同一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之中,据说这个“世界是平的”,所有国家可在其中实现民主与经济发展。事实却是,罕有国家实现发展。中国是显著的例外,在保持国家自主前提下对外开放,初步实现现代化,而美国却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真的是平的吗?

   实际上,自19世纪中期以来,所有民族、国家陆续进入同一世界体系。但这个体系的结构如何?是不是道德的、公正的?更公正的体系应当是何种结构?处在体系不同位置的不同思想力量、政治力量与学术流派,均做出过不同描述、解释和判断,从而形成多样的世界理论范式:

   第一种是帝国理论,常与白人基督教种族主义理论合流。它相信强权就是真理,认定白人应统治世界。当代欧美右翼普遍以此看待世界,宣称美国是,且应该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帝国”。

   第二种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理论。它一方面把人自然化、原子化,认定其有自由交往、自由贸易的自然权利,据此断言世界是平的,所有人在其中的收益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又构建出“文明等级论”,认定文明者有责任教化野蛮者,必要时可进行武力强制,从而呈现为“自由帝国主义”。当代美式自由主义同样呈现了这种“两面性”:一面是政治自由主义构建了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命题,这是自由帝国主义的新版本;另一面是曾经宣告“世界是平的”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为美国的对华贸易战、科技战找到如下理由: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安排的角色是生产“浅层产品”,不可“越界”生产关乎“价值观”的“深层产品”。

   可见,欧美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交相为用、殊途同归的,共同维护其国家在各方面的世界性支配与垄断地位,共同遏制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独立与第三世界的自主发展权利和努力。以下四种理论范式则对世界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

   第三种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考察了帝国主义支配体系的形成和结构,从中看到多重矛盾、斗争以及裂变之势,指明革命和反抗之方向与方法,引领众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而实现自主发展。

   第四种是世界体系理论。以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为代表,依附性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不平等发展理论、欠发展理论、外围资本主义理论也可归入这一谱系。这一理论范式刻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结构与其世界性支配、剥削机制,批判了二战后欧美主流的自由主义取向的现代化理论、转型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帝国主义支持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机制解释了欧美的繁荣与美洲和广大第三世界的贫困与欠发展。

   第五种是各种后现代的批判性帝国主义理论。针对冷战后美国的行为构建出超级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晚期帝国主义等概念,批判性分析美式新帝国主义,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法律帝国主义、数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新型支配现象。

   第六种出现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认为,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转型,从无中心的多元世界转向中心—边缘结构,二战后其内部的不平等则趋于弱化。杨光斌倡导构建“从中国再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提出世界政治理论,重点研究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所塑造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该理论比较重视列宁思想及其改造现实的力量。

   比较而言,列宁的理论最为独特:其他理论皆出自书斋学者之手,列宁却是实践的革命家,构建理论不止为了认识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主义理论也确实引发和指导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尤其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指明政治方向,使其在独立建国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谋求自主发展,这些一波又一波地猛烈冲击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支配,从而证明了其理论之科学性和有效性。苏东解体后,人们一度对此有所怀疑,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为其再添新证。尤为重要的是,近几年来,中国谋求自主发展的努力,遭到联合起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然、系统的遏制,从中清晰可见其帝国主义式政治价值与行为策略。由此回望全球化进程,可见帝国主义从未退场,只不过改换形态,更为灵巧和隐秘。因此,列宁主义与我们的时代其实始终是高度相关的。

   据此,本文重返列宁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对其进行重述,尝试构建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 (modern political world-system)理论。这一理论突出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突出其政治性与其中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可以超越当下比较流行的沃勒斯坦等人发展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理论,或可作为今天从第三世界立场和中国立场认识世界体系之构成,探索其变革之道的理论框架。

   一、超越沃勒斯坦,重返列宁主义

   在当代学界,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等人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影响很大,但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其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结构与变迁的解释力是相当有限的,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则更为科学和准确地揭示了这个时代的结构性特征。

   在现代思想系谱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的突出特征是其对世界体系的敏锐意识,但其间又有重大发展变化:马克思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揭示了世界体系的经济逻辑;列宁因应时代变化,转而关注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揭示了世界体系的政治性,初步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

   《共产党宣言》把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形成置于世界层面: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工场资本主义。世界性市场的扩大和需求增加“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形成完整世界市场: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不过,马克思又相信,新式资本主义剥削或许能够推动被剥削者的历史进步——“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英国在印度发展资本主义,固然带来更加残酷的剥削,但这将为印度人民的解放和改善其社会状态“创造物质前提”,即带来大工业生产体系,而这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但是,历史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发展。

   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所发展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性支配和剥削机制。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分析指出,自1500年以来,西欧各国逐渐征服美洲,构建“欧洲世界经济”即大西洋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在其中发育,构造出一个支配性结构:西欧国家居于中心地带,东欧为半边缘地带,美洲为边缘地带;中心国家以暴力、金融优势、技术垄断甚至意识形态等机制,把半边缘、边缘地带置于不平等的世界性分工体系中,对其进行系统剥削,且锁定为西欧的大宗初级产品供应者。虽然该书第三卷讨论大西洋革命,第四卷讨论现代意识形态,但这一理论总体上是经济性的,主要分析“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理论的取向和结构与此类似。

   概略言之,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以19世纪前大西洋世界体系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机制在其中的形成与发展。其理论贡献在于,清楚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支配与剥削机制,也以大西洋分工体系有效解释了美洲独特困境之历史渊源。但该理论也有明显偏失:沉溺于经济逻辑,迷信经济长周期变化的力量,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为自变量,政治和国家则成为被动的因变量。该理论或可解释大西洋经济体系中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用以解释20世纪以来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则有失焦之嫌:它把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当作20世纪世界历史之主要线索,严重低估苏俄革命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独立解放谋求自主发展的历史意义,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作用,否定边缘地带通过政治动员机制实现自主发展的可能,寄希望于西方1968年革命及其后兴起的“文化政治”。从中国立场看,世界体系理论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支配性、穿透力,陷入资本主义迷信之中,也没有走出西方中心论窠臼。

   实际上,世界体系在19世纪中期在规模和性质上发生过一次根本变化,如英国学派所说: “一个完全的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远远落后于全球性贸易体系的形成。18世纪的印度就受制于欧洲,但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势力才得以在东亚通过足够的军事力量强行打开日本和中国的大门。而在非洲内陆,尽管在1500年之前欧亚经济已经渗透到那里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19世纪后期,非洲内陆才最后陷入欧洲人的枪口之下。所以直到19世纪中期,一个单一的、完全的、全球性的国际体系才正式形成。”?“全球性贸易体系”相当于沃勒斯坦所说的经济性世界体系,“全球国际性体系”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政治体系”。

   列宁研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就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两个基本面相。世界体系从经济性转向政治性的根本动力是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欧各国普遍帝国主义化,其征服对象和支配机制也随之发生转变,推动了体系的政治化。

   19世纪以前,西欧各国的征服对象是美洲,但早期征服主体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而是相对分散的、自发的贸易远征队和殖民者:由于美洲文明程度低下,这些非国家主体亦足将其全面征服。随后,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殖民帝国在大西洋体系中同步发育,前者处在支配地位,后两者均为之服务,因而大西洋世界体系确实主要是经济性的。

   工业化给西欧各国带来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塑造出全新的社会,也赋予其以征服全世界的军事力量。《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把工业化作为帝国主义的起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集中和垄断”,而这是工业化的产物——“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工业化赋予资本主义国家以瓜分世界的能力,从而成为工业帝国主义国家。

工业帝国主义国家转而征服欧亚大陆,遭遇到完全不同的对手。奥斯曼帝国、伊朗恺加王朝、清朝中国等国家均有比较发达和悠久的古代文明,尤其是存在有效的国家组织,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西欧列强虽然取得战争胜利,却无力完全征服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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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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