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由原来主要通过国家政策性安排转向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社会流动。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增多，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减弱。但是，从合理的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我国社会流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经济发展提供的职业岗位相对不足，造成相当一部分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愿望难以实现；一些人在改革中向下社会流动；制度安排带来的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仍然很强；非制度性因素独特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这些问题一方面体现出社会流动机制向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很强的“中国特色”，反映出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和文化性。
关键词：社会流动、机制、变迁、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对于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学术界已有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状，回答社会存在哪些阶层（朱光磊，1998；陆学艺，2001；李强，2002）。阶层变化于社会流动。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全面认识我国现阶段的阶层结构变化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流动及其机制。虽然有一些学者在研究阶层问题时涉及到了社会流动，但是尚未作深入探讨（李强，1993；边燕杰，2002）1.我国社会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的社会流动、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李春玲，1997；李路路，1998；杜鹰等，1997；王春光，1995；李培林，1996），一些学者对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流动也有一定研究（冯同庆，1996；游正林，2000）。但是，缺少从宏观层面系统地对我国自1980年代以来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及其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根据文献和调查资料对此作一点尝试。
一
较之20多年前，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大大增强了，一方面是个人社会流动增强，另一方面是群体或阶层的流动变化（李春玲，1997，第80页）。社会流动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社会流动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入党）导致了社会流动类型的变迁“。（周雪光等，2002）这种安排是与个人的家庭出身、城乡户口、单位制、所有制等先赋性或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安排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为人们社会流动创造了机会。1980－199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带来转变职业、增加收入、提高地位的机遇。199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流动机制逐渐趋向市场化。（边燕杰，2002；李强，2002）过去人们就业习惯于国家安排，现在则主要通过市场自主择业。现在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
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工厂务工经商，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出现并且不断壮大，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社会流动中自致性因素逐渐增多，而先赋性因素逐渐减少。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
有意思的是，我国近二十多年社会流动机制由国家政策性安排向市场化方向变迁是以一种国家政策性的安排代替另一种政策性安排而开始的。进一步说，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具体的政策改革展开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前提，他的经济建设理论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变迁过程的开展，他关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从一个重要方面促成了中国阶层结构变迁机制的转换，他的政治法律理论对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方向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阐述，则无疑为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提供了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陆学艺、龚维斌、陈光金，2002）。
二
社会流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合理的社会流动应该是以社会职位空缺为导向、以自致性原则为根据、以机会平等为提前，同时对弱者进行必要的保护。2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缓解由于分层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竞争，推进社会发展。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应该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因为市场是承认个人能力和个人努力的，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既为社会流动提供平台，也为之提供渠道，这种渠道就是职业。在现代社会，职业是与人们的经济收入密切相连的，职业地位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体现。在现代社会，职业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载体，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人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职业的获得主要应该通过市场，个人职业地位的提升也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使有能力的人占据相应的职业地位。个人能力的获得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教育成为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阶梯。
从社会流动合理性的角度看，我国社会流动存在诸多问题。经济发展提供的职业岗位相对不足，致使相当一部分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愿望难以实现；一些人在改革中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向下社会流动；制度安排带来的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仍然很强；非制度性因素独特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
1、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存在较大差距。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可以通过其职业反映出来。虽然我国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职业地位与人们社会地位的关联度越来越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仍然较低，社会地位还取决于诸如个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组织资源等其他因素。职业地位很难作为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指标。因此，一些学者在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时没有单纯采用职业分类的办法，而是采用了一些多元分层的标准，例如，李强就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问题（李强，第38页，2002），而陆学艺等则认为需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陆学艺，2001，第8页）。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表现之一是职业分类与收入分层不一致，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等方面的不同，从事同样职业的个人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相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造成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的原因。
2、户籍身份仍然对人们获得职业地位具有重大影响。户籍制度是中国特色的一个身份体系，这个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它把我国公民区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大类，这两类人之间具有差别的国民待遇。虽然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制度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至今为止，农村户口仍然是农村居民获得非农职业的一个严重障碍。尽管有将近1亿农民进城从事非农生产，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只能从事一些肮、累、险、差、苦的等城市里的“剩余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户口的限制，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口，很多人不能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平等地竞争同样的工作岗位。户籍身份成为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户口的影响还不限于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区别，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之间的户口具有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其户口往往成为吸引人才的“资本”。
很多人辛苦努力追求的首先不是职业，而是一个城市户口——一个发达的大城市的户口。一些在北京就读的外地大学生，毕业时择业首先考虑的是用人单位能否为其解决北京户口，至于从事什么工作则在其次。
3、组织资源仍然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被称作再分配经济，它是权力经济。各级行政和经济组织都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不同的行政级别意味着控制的资源不等，意味着在获取资源时的不同谈判能力。
进入一定的组织就预示着你可以拥有一定的资源控制和调配能力，尽管这些资源在名义上并不属于你所有，但是它却由你分享或支配。因此，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在的组织机构有密切关系。中国城市的“单位制”就是如此。组织资源的获得并非完全按照能力原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奉行的是政治忠诚原则。除以教育文凭之外，政治凭证对进入中国的行政管理位置（提供真正的权力和特权的位置）具有决定意义。（魏昂德，2002）1978年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行政级别的概念有所淡化、单位制有较大突破。纵使是改革20多年后的今天，单位制对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力仍显而易见。至今，单位仍具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内涵，个人所属的单位层级，比起个人本身的职业，反而更能代表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陈志柔，2000）。在市场化过程中，有一些掌握较为丰富组织资源的人利用其优势，把它转化为社会关系优势，在社会流动中处于优势位置，可以较便利地进入经济报酬较高的其他领域和行业，或者直接把公共组织资源用于谋取个人私利，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
4、教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不同群体获得教育资源的能力差异越来越大。1990年代以来，教育对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越来越明显，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处于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尽管1980年代至1990年代我国存在体力劳动力者的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收入的“脑体倒挂”现象，但是，从1990年代以后，脑力劳动力者也逐步享受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从而使我国脑力劳动力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李强，2002，第58、59页）也正是如此，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享有较高的社会阶层位置（陆学艺，2001，第17页）。教育对于职业获得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增强是成就性原则的体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
但是，在这一成就性原则的背后却潜伏着较强的先赋性或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安排。这就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我国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特别是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制度分割以及分级办学的管理模式，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义务教育阶段，而且在高中甚至大学教育阶段都有非常明显的存在（张玉林，2002；杨东平，2001）。教育资源的差距直接导致农村与城市教育水平的差距。我国1960年前，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3：7，那时全国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2：8.现在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3：7，但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7：3（陆学艺，2003）即使在城市内部由于户口的原因，进入农民工子女也不能平等地分享城市的教育资源。
教育的不公平将会阻碍出身下层的青年一代的向上社会流动。
5、在市场化过程中，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存在“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个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越高，他的工作收入就越多越高。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技能、经验以及身体状况等。
一般学者用教育程度来测量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教育与收入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呈正相关，而且这种相关性越来越强，这一点已经在上文提到。但是，张冀、李培林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调查发现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收入，主要决定于其劳动时间。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处于“失灵”状态。这一现象说明，人力资本对于收入与社会地位提高的贡献效应是总体性、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的人力资本对收入失去显著贡献效应。（张冀、李培林，2002）
与此相应的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向下社会流动。不用说下岗失业的那部份工人经济社会地位无法与改革前的“工人老大哥”相比，即在国有企业内部普通生产工人的地位也降到了最低点。
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很少有机会和领导交往，没有“关系”可拉，职务晋升基本无望，也没有能力另谋高就。他们需要高度依赖领导，不得不被领导充分“使唤”着，往往体会不到劳动的乐趣。（游正林，2000，第271页）
6、经济发展可提供的职业岗位不能满足劳动人口增多的需要。由于城市化和产业及职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的大量可获得的社会位置空缺，生育率下降，尤其是不同阶层的生育率差距扩大造成的较高社会位置空缺较多，都会促进社会流动。（李春玲，1997，第246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8%提到2001年的37.6%，从而为我国劳动人口的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经过3次高峰期。第一次，即1950年代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
第二次，即1960年代中期，在经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出现了补偿性生育高峰，出现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加之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次高峰持续时间较长，带来了严重后果。到1982年，人口总量增加到10.2亿，即经过33年的时间，我国人口翻了一番。第三次，由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了生育期，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又进入了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二次和第三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绝大部分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就业造成巨大压力。“十五”期间（2001—2005）每年仅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就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到1500万人。（汝信等，2003，第3页）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已经出现了较低的生育水平。近几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按直接统计数字仅为1.22，即使按照最大漏报来计算，也没有达到1.8，已经接近甚至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而且城市的生育水平更低，一些白领阶层甚至出现了自愿不育的现象。天津市1990年以来，市区总生育率下降到0.9.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我国每年出生婴儿仍然近2000万，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规模。3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可以带来新的职业岗位，但是却出现了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根据国家统计局预算，在1980年代，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到19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人口与就业的矛盾无论在近期还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流动。
7、职位的垄断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人们的社会流动。表现为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保护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能提供的职位与庞大的人口需求不相适应，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较高的职位却被垄断，影响人们的向上流动。这里的垄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一个职位被某一个人超期占据，没有正常的交流、退休等方式退出；二是指一个人因处于一定较高社会位置而便利地占据其他不同领域的较高社会位置，一人占据双重或多重职位，侵占、阻塞了其他社会成员的流动渠道。1980年代以前，我国党政机关没有建立正常的离退休制度，实际存在领导干部终身制。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正常的离退休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也有少数特权人物置身于这一制度之外，而且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一些政治、经济社会位置较高的人在不同领域交叉兼职的现象较为普遍，例如，一些党政干部在诸如各种学会等民间社团以及事业单位兼任领导职务，党政干部在人大、政协等部门交叉任职，一些企业家在一些政治组织中兼职。多种重要社会职位集于一人之身使本来拥挤的社会流动渠道变得更加不畅。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趋于垄断，这与社会功能分化的现代化潮流不一致，而且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在这种情况下容易结盟，形成利益共同体，社会难以形成制衡的力量。
与职位垄断相似的另一个现象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城市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仅城乡之间是分割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和农村之间也是分割的，虽然进城农民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但其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也是分割的。市场分割不仅造成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而且提高了流动成本，在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者流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劳动者倾向于在区域内寻找工作，使人们难以找到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8、缺少或不健全的相关制度安排度限制了人们的社会流动。一方面制度安排不合理限制了人们正常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社会制度不健全也会阻碍人们的社会流动。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主要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
但是，在市场之外，还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建立一些必要的配套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以利于人们顺利、安全、稳定、公平地流动。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的建立都具有这种公共服务和实现公平的功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十分不健全，尚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障机制，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不仅存在分割现象，而且政府在就业信息发布、就业培训、就业指导等方面作为不多。收入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社会流动过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该出手时乱出手，该出手时不出手。由于一些扭曲的制度安排，农民工、私营企业主等职业群体受到的政策保护不力，他们的职业地位不稳定，而且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差距较大。不健全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结果之一是该流动的没有流动，即使流动了也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9、一些人通过非法手段，实现大跨度的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一部分人通过非法交易，牟取政治或经济地位。一些人通过买官卖官、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等非法手段占据高位，获得暴利，从而实现大跨度的社会流动，侵占了别人的社会地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从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人。
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有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近几年来，全国有1.7万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纠正违规提拔干部5991人。（汝信等，2003，第100页、102页）这些问题有些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有些是无法可依、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而且以后者居多。不健全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结果之二是不该流动的流动了，而且往往是超大距离的流动。
10、社会资本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布尔迪厄、科尔曼、林南等都对社会资本有过深入的研究（布尔迪厄，1997；科尔曼，1999；Lin ，1999），他们都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可以为个人提供便利、带来利益。因此，可以认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关系通常包括血缘、地缘、姻缘、业缘等关系，具体而言，则有家庭、家族、亲戚、朋友、战友、同事、同学、同乡、熟人等。特定的个人是被这些关系所包围的。在我国，这些关系一般是按照“伦理本位”的亲疏远近原则构成一种“差序格局”。（梁漱溟，1987；费孝通，1985）。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既取决于他拥有的社会关系数量的多少，也取决于每一个人关系对象的社会地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高低，还取决于特定关系对象社会地位与其的关系远近程度。
在中国，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可以用公式：
nS=∑Ri·Wii=1
S 代表社会资本量，Ri指每一个社会关系对象在社会中的地位值，Wi指与Ri相应的对特定个人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通常可以用关系远近的程度来表示。一个人的社会资本越多，他的社会活动空间越大，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越大。
格兰诺维特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这种划分是基于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方面的尺度。他把朋友关系看作强关系，把一般的相识看作弱关系。格兰诺维特对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私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得到与之相配的工作。4边燕杰对华人社会的研究则发现，华人社会里个人寻找工作时强关系对弱关系更重要。5张宛丽的研究也指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有独特的作用。（张宛丽，1996）
虽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特别是父亲的教育、职业对子女的职业也有相当影响（许欣欣，2000）；李国庆，2001），但是，如果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来看，这种影响显然不如华人社会强烈。家庭对子女就业的影响在我国转型社会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与社会上层群体相比，社会中下层群体一般社会资本所拥有的量较小，他们及其子女在职业等社会流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笔者曾于2000年6月在一个省会城市访谈了几位老干部，他们子女几乎都在当地很好的单位就业，其中有一部分子女还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也有一些出国或者开办公司，只有一位干部有一个儿媳下岗。6相比之下，一般群众家庭子女的工作整体上就没有这么稳定、收入高。可见，以家庭关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中国人的社会流动非常重要。
三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我国社会流动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按照自致性原则获得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
不过，应该看到，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与市场化改革一样仍然处于完善过程之中。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双重”转变（陆学艺、景天魁，1994），在社会流动机制方面表现为，一方面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合理的制度尚未建立；一方面是正规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是非制度化的互动。因此，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许欣欣，2000；李国庆，2001），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流动机制表现出向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市场经济国家不完善的流动机制带来的问题在我国现实中都有表现，而且程度更严重，例如，家庭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等；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流动机制又表现出很强的“中国特色”，一是具有先赋性作用的制度安排尚未退出，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新的变种，表现出转轨性，例如，政治权力及其组织资源的作用、户籍制与所有制的作用；二是社会资本这种非制度化因素影响独特，表现为社会结构性和文化性。因此，我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过程十分复杂，合理化之路艰难而曲折，在某些合理化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不合理的因素。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可能严重阻滞社会的健康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从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有限职位与因人口规模形成的巨大社会需求之间的缺口来看，我国当前迫切需要恰当发挥政府（或曰政治权力）与市场的力量，调整社会流动机制，调动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个案1：副省级干部，四个女儿。大女儿，省土地局，办公室主任。大女婿，文化局局长。二女儿，省人行，监管处秘书科长。二女婿，省教委监察处处级干部。三女儿省工商局人事处副处长，三女婿省委办公厅处长。四女儿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正科级，四女婿省物资局外贸公司副经理。
个案2：离休正厅级干部，2个孩子。女儿原为部队演员，后转业到外贸公司任副总经理，现在自己开设一家一定规模的广告公司；儿子在出版社，儿媳在邮电局。
个案3：离休正厅级干部，4个孩子。大儿子在省林业厅，一般干部，大儿媳农业厅水产局。大女儿团省委任部长，女婿在省出版局工作。二儿子在省外经委工作，任部门负责人，二儿媳在师范附小教师。
三儿子下海，在房地产公司工作。
个案4：正厅级干部，3个孩子。女儿在美国留学；大儿子在在房地产公司，大媳在证券公司。二儿子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二儿媳烟草公司。
个案5：省直机关正处长退休，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土产公司，大儿媳妇现在下岗。二女儿全家在美国。小女儿在省建行工作。
个案6：省直机关正处级办公室主任退休，2个孩子。女儿是大学教师，女婿在商业厅任计划处处长，儿子在人事厅，儿媳在中国银行。
注释：
1陈婴婴研究了结构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参见其专著《职业结构与流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2笔者对合理的社会流动有专文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分析。
3《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第28-29版。
4刘林平著，《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294、2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关系和求职”，《中国社会学》（第一卷）第219页，2002年。
6这是笔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所做的调查资料中的一部分。为了避免给我的调查对象造成影响，这里隐去了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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