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入城又回乡——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20-04-29 11: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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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  

   摘    要:

   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在城乡间的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村镇到小城市再到大城市, 甚至走出国门的过程。其还有一个读书人入城之后有意或无奈“回乡”的过程。他们回乡的动因一方面源自于在城市中社会向上流动不易, 同时也来自于清末民初小城市和村镇为其开辟的社会流动的空间。以昆山一地为个案, 以其1912—1925年的学堂和教职员状况为考察中心, 我们来讨论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城乡间社会流动中“回乡”的趋势及这种趋势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 江南读书人; 社会流动; 昆山;

  

   社会流动这一概念源于英语的social mobility。此概念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中一般会以近代能力主义的社会模式为基准, 来计算社会阶层的流动频率。具体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分化成不同阶层, 因为这些阶层依照在地人群的价值观念分出了高下, 犹如一个梯子, 此即为社会阶梯, 而社会流动就指人们在此阶梯的上下。人们都希望在这阶梯上升, 但事实上却有升有降, 升降的过程就是流动 (1) 。对传统时代中国士人的社会流动, 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棣、许倬云、徐泓等学者都做出了经典性的精彩成果 (2) 。与之相比较对于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社会流动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 但要开拓此题目的讨论空间, 则先要对其方法的运用和史料选择做一番再检讨。

  

   一方法检讨与史料说明

  

   从研究方法上说既有研究成果对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社会流动多采用个案式或举例式的研究方法, 即通过考察一个或几个读书人的社会流动轨迹来作出描述、归纳与分析, 史料则多采取与人物相关的年谱、日记、自传、回忆录等资料。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当时读书人社会流动升降的具体细节, 尤其是能展示出个体对于大时代变迁下自身社会流动的感受和反应, 但其限制也比较明显, 主要表现在:第一, 由于没有一个较大数据的样本量的支持, 我们很难讨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社会流动的态势究竟是他们的个例, 还是较普遍的情况。第二, 从年谱、日记、自传、回忆录等资料分析, 其绝大多数是社会流动中的“成功人士”甚至于是“特别成功人士”留下的, 而较少有“不成功人士”或不那么“成功人士”的资料。费孝通在其名著《江村经济》中曾记下一个江南读书人的例子说:

   陈先生是位老年人, 近60岁。他在前清的科举制度下, 曾考上了秀才。这种制度在清末已废止了。由于他在科举考试中未能进一步考中, 所以被人请到城里去当家庭教师。到民国初年, 他回村办私塾, 自此时起十年多, 他是村中唯一的教书先生。此后, 他在村中担任领导工作, 根据不断改变的行政系统的任命, 他得到了各种正式的头衔。 (1)

   像陈先生这样由乡入城, 又由城返乡, 在城中未必得意, 而回乡则颇顺遂之人在当时或并不在少数。卢汉超在他的研究中即指出“在大城市中, 只有真正有大势力者, 才能出人头地, 称王称霸, 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士绅富商, 往往与大城市格格不入, 或觉得自己在城里不过是个小人物, 而回到老家, 则顿然如鱼得水, 找到了归宿” (2) 。同时法国学者毕仰高 (Lucien Bianco) 也注意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方农民运动中, 其领导人往往是“他们所在阶级的叛逆”。他们是“地主”和“富农”的儿女, 是“在城里读书后回到家乡领导革命的知识分子” (3) 。

   不过这些“回乡者”中的绝大部分, 其人生轨迹或未被记录, 或语焉不详, 但基本可以肯定其数量要比那些留下日记、传记和回忆录的“成功人士”多得多。因此, 从理解清末民初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言, 特别关注“成功人士”的社会流动恐不免稍失全面。

   由此返观明清时代读书人的社会流动研究, 不少学者运用的方法就不太一样。我们以何炳棣在1962年出版的《明清社会史论》为例来分析会看到何氏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当时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作量化统计, 分析士人们向上与伺下的社会流动。其统计分析的样本, 进士数量达到一万四五千名, 举人贡生数量达两万多名。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支持下, 何著成为了研究明清时代士人社会流动的经典之作。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吸收一些明清时代对读书人社会流动进行量化研究的优长, 选择更大量和更为基层的读书人的样本来考察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的社会流动问题。

   但同时必须指出, 在此时段内也许并无完全照搬前贤量化研究方法的可能。因为, 第一, 从资料上看或有一些能提供清末民初读书人三代履历的史料, 但就笔者浅见, 基本没有清代朱卷集成、进士登科录等那么集中和大量的史料。第二, 也是更重要的, 从社会流动的方式看, 到清末民初已不存在如明清时代那样相对单一的社会向上流动渠道即科考功名的攀升。读书人入初小、高小、中学、大学甚至留洋深造已只是众多向上流动的一种渠道而已。因此, 以其个体的“城乡间的来往流动”作为主要考察对象, 反倒比考察代际之间的职业、身份转换之社会流动更为合适。

   正是基于以上的方法论检讨, 本文选择以江南昆山作为基本地域范围。以1912年出版的《昆山县教育统计图表附调查报告书》和昆山教育局编辑的《昆山县 (民国) 十四年度学事年报》 (1926年中华书局版) 中的昆山学校和教职员的情况为核心史料。因为1912年作为历史的关键性年份, 恰是清末的终点和民初的起点。1925年在张灏看来则是清末民初“转型时代”的终点 (4) , 而且以笔者粗浅的阅读范围来看, 江南地区反映各县学堂和教职员情况的史料并不少, 特别是在各种府县志中多有展示, 但这两种史料的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比其他资料更为详尽和细致的分析要素, 如它会告诉我们学堂的具体位置所在, 每位教职员的年龄、籍贯、毕业学校、入校年月, 薪资等等讯息。当然本文亦会辅之以报刊、地方志书、文史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来讨论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的城乡社会流动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本文一般情况下会将“市镇”与“乡村”相区别, 但有时亦会将“市镇”纳入“乡村”范围, 视乎具体语境而定。

  

   二1912年昆山学堂和教职员状况分析

  

   根据《昆山县教育统计图表附调查报告书》, 我们先来看1912年昆山学堂和教职员的一个整体情况。是年统计昆山学堂共计45所。从学堂所在地看, 城区有14所, 非城区的有31所, 其中明确标示出学堂所在地为“镇”的有12所, 因此如引入“镇”之区域, 则城校14所、镇校12所、乡校19所。

   在这些学校里校长、教员、技师总数127人, 因有不少教师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职, 因此可提供的教职位置约有150个。在这一群体中新旧学出身之读书人皆有 (旧学中另一部分人则仍在并未消亡且将长期存在的各类“私塾”之中) 。就旧学中人而言, 据统计当时校长、教员和技师中未曾入过学堂者占到近一半, 约为44% (1) 。这些人中不少有旧功名, 尤以校长这一层次为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可考的43位校长中不在学校支薪的为25人, 占到总数之多半, 且尤以村镇学堂为多。这一方面可见清末旧士人在乡村兴学的积极取向, 另一方面亦可从此积极性中证明“入乡”兴学在某种意义上为这些人开辟了一条社会向上流动的道路。

   就新学中人而言, 从教职员籍贯的统计看, 1912年昆山学堂教职员中仅11人籍贯为非昆山。来源为嘉定、如皋、余姚、青浦。可见从昆山一地看在1912年学堂位置主要为本地人所占据, 极少数非昆山籍人士也是来自距离昆山极近的青浦、嘉定等地 (来自如皋、余姚的教师均在艺徒学堂, 情况特别) 。而从入过学堂教师的毕业地分析, 基本以上海、苏州和本地为主, 因此可推论在昆山学堂教职员群体内, 其城乡社会流动就其范围论是昆山一隅和其附近的城乡社会流动。就其方向论是一个从村镇进入小城市, 一部分进入大城市, 然后回流到小城市乃至村镇的过程。

   另一方面, 我们如以“走出去”的昆山读书人相比较的话, 则更能看清楚另一些问题。我们挑选以下几种学生名录来看昆山读书人城乡流动的情况:

   从留学生情况看, 1902到1903年的《日本留学中国学生提名录》中并无昆山籍留学生 (2) 。1906年出版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有2名昆山籍学生 (3) 。1917年出版的《清华学校同学录》有1名昆山籍学生 (4)。1917出版的《游美同学录》中有5名昆山籍学生 (5) 。而昆山大镇陈墓镇在1919年以前留学生共有7人 (6) 。

   从入大城市学生情况看, 1908年上学期上海龙门师范师范生中昆山籍学生是13人, 1910年下学期昆山籍学生为11人 (7) 。而据截至1912年的上海龙门师范毕业生的毕业去向统计可知:毕业的15名昆山籍学生有1人留在上海, 12人回到家乡, 1人去了邻近村镇, 1人不详。分别为:

   顾大文住金家庄, 入上海城内盛家弄初级小学校, 后入上海民立中学校。

   杜元善住昆山城内后浜, 入昆山启新小学堂, 后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

   俞贯吾 (述增) 入昆山培女校和市立第六初等小学。

   蒋传畦入昆山县立高等小学, 兼市立第二初等小学校校长。

   张传琳入昆山县立高等小学和市立第九初等小学校。

   周偘入昆山蓬阆镇初等小学校长。

   王景愚入昆山县署, 任县学务专员。

   吴鹏居昆山城内大西门内西塘, 入昆山城区第九初等小学, 任校长。

   龚诚入昆山蓬阆镇初等小学。

   潘鸣凤入昆山县立高等小学。

   周永昌入昆山蓬阆镇初等小学。

   葛宝善住昆山东门内万仁巷, 赴浦东杨家渡, 入震修小学堂。

   岳钊在昆山城内陈老桥北堍南街口。

   陶祖侃返昆山夏架桥镇。 (1)

   这些数据如相较昆山本地学堂和其他事业可提供的位置, 不难推论那些入了城以后的江南读书人的另一条出路在哪里?至少学生名录和毕业去向可以部分证明对于小城市和村镇中的江南读书人来说, 进入大城市和出国留学的难度从量化比例上看非常大。而从经济成本和学业压力等方面亦能旁证进入大城市和出国留学的难度。

   在注意到小城市和村镇中的江南读书人有“回乡”的趋向后,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此种“回乡”与传统“回乡”的区别之处。关于这一点当然有不少可讨论之处, 这里只谈两点。第一个是传统士人的“入城回乡”多为科考、致仕、丁忧和参革还乡, 这些还乡方式除了科考未中和参革还乡外, 都带有不少“衣锦荣归”的意味, 且这些回乡的士人不管是“衣锦荣归”还是“铩羽而回”, 其大多数都对于村镇有极大的认同, 并且对乡土有其根源意识。

然而, 清末民初江南士人的“回乡”虽在实际上可能是追求在小社区中更高的地位和更顺遂的生活, 以退为进地在社会阶梯上作爬升。但无论在自己的内心或乡人的眼里都多少带有些“无奈”与“被迫”的意味, 因此一旦获得较佳的重新“入城”机会, 不少人都会义无反顾地“离乡”, 像叶圣陶、王伯祥等即是典型的在苏州城内成长求学, 毕业后入昆山甪直小镇当小学教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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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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